袁庾华在中州大学讲座：改革开放前的基础
2008/10/31 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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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好，同学们。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整个舆论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最近两个月可能是个高潮。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和以及对改革开放的反思都讲得很多，不需要我做过多介绍。我谈一个大家可能不太重视的问题：改革开放从哪里来？一个著名学者甘阳说，“它不是从废墟中来的”。
胡锦涛在纪念建党八十五周年时提到：中国共产党在85年的历史中办了三件大事。一是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一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一是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前两件大事完全是在改革开放前做的。也正是由于办好了这两件大事，才可能有改革开放。或者说没有这两个条件，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我着重谈一下改革开放所依赖的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没有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什么事都办不成，更不要说改革开放。这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条件是国家的安全保障。作为安全保障，我认为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拥护。这是个先决条件。第二个关键因素是，用了两次战争和世界敌对势力的较量奠定的条件。哪两场战争？即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和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第一场战争打出了一个大国的地位。第二场战争，我们确定了在世界格局中不仅仅是地区大国——用当时的话说——而是超级大国的影响。
这一方面，同学们可能受有些学者影响，把一些问题的负面影响看得大了些。比如朝鲜战争，有这样几种说法：第一不该打，或得不偿失。所谓不该打，就是说如果不打朝鲜战争，我们可以解决台湾问题，也不会和很多西方国家敌对那么多年。第二是死人太多。第一个问题：该不该打？我觉得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中。我们不是该不该打的问题，而是你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我们出兵以前，美国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打到了国境边。当时美军统帅麦克阿瑟说，鸭绿江不是国界线。而且美国国会只要求，如果全面进入中国，只需要和国会打个招呼。也就是说美国不管国会还是军队，都已经做好了进攻中国的准备。另外在国内，西南地区还没解放，内战还没结束，蒋介石还不死心。再一个，美国已经构筑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中国的态势。换言之，如果美国进攻中国，那就不仅限于鸭绿江、东北，可能全方位地进攻中国。毛主席当时说，“打得一边开，免得百边来”。如果这一方面不敢打，那么就会招致全面进攻，那就不是一般的代价了。第二说我们代价太大了。多大呢？我六月份在东北讲学时，顺便去了丹东，那有一个志愿军纪念馆。那么一场战争，那么一场奠定国家基础的战争，应该说这个牺牲的代价不算大。当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为我们国家的奠基做了牺牲，包括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烈士。应该说，即使牺牲了再大的代价，保证了今天六十年的安全，那也是值得的。
那么朝鲜战争打出个什么东西呢？大的方面说，自朝鲜战争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几个军舰，八国联军几国联军，就敢来中国横冲直撞，这样的历史再也不要重演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说，1949年他去欧洲留学经过荷兰海关时，有个海关人员看其象是中国人，就让他“靠边靠边”，很不客气。二年后再次经过荷兰海关，他又看到这个海关人员，就有点怵。那个人并不记得他。而这次这个海关人员又看他像中国人，却对他很客气。这就是朝鲜战争，打出了中国的尊严。
第二场战争，越南战争。第一场战争我们直接参加了。在越南战争是间接参战，我们没有派正式的部队，只是派出了高炮部队、工程兵部队等等间接参战。但全世界都知道，真正在这个地方较量意志的是中国和美国。当年朝鲜战争时，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警告美国说，如果你们越过北纬38度线，中国不会置之不理。但是麦克阿瑟根本没当回事，他是二战英雄，美国和中国的实力那是无法相比啊。但是不在乎的代价是大家都知道的。越南战争，美国也多次想越过南北越的北纬17度线。中国政府这一次又发出警告：你们不能越过17度线。这一次美国很听话。
我们对越南是什么态度呢？当时《人民日报》引用毛主席的话：“六亿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你们的可靠后方！”
这两场战争导致美国这个战后不可一世的霸王，在经济军事上绝对优势的国家，第一次栽了跟头。再一个，美国从南北战争之后，它认为整个国家是团结的、没有分裂的。但是由于越南战争，美国分裂了。社会上出现了强烈反对越战的力量，这些力量和全世界的力量逼着美国撤兵。这场战争急剧提升了中国的地位。当时普遍称中国为三个超级大国（之一）。当时中国经济上比较弱，但在政治上奠定了这样的地位。
如果没有这两场战争奠定的地位，我们谈何改革开放？这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第二个关键因素。
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战略安全。“两弹”就是原子弹、核弹。有了这个东西，谁还敢欺负我们呢。因为我们有了战略报复的力量。
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基础。
往往一般人把经济基础放在第一位，我不这样认为。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没有国家的安全，搞什么经济都是给别人搞。
作为经济基础，第一是要解决吃饭问题，首先是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已经建成的农业基础是什么呢？农业平均年递增率达到3%多。这个3%多大家不要小看，搞工业的13%也没有农业的3%难。如果这个干枯的数字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还有一个实际一些的。1949年我们将近六亿人口，每个人最多不超过200公斤粮食。1979年我们的粮食产量是3.3亿，这时人数八亿，平均800公斤左右。但还不能说吃饱饭。有人说，解散人民公社才解决了粮食问题。我觉得这至少这是一个悖论。在1949年前，中国那时也没有搞合作社，为什么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呢？我觉得说这个话的人自己也在唯意志论。难道分了地农民的积极性起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不要物质条件吗？我认为不对，至少有几个物质条件。
要有水，要有肥，要有种子。
第一个，水。中国是个干旱半干旱地区，几千年来，大部分是旱灾，也有一些是水灾。现有的8万多水库是灌溉用的，基本上或完全是改革开放前搞的，都是当年修淮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建立的基础，今天基本上靠的是改革开放前的老本。
第二个，肥。历史上主要是靠农家肥，现在主要是化肥。化肥，1949年全中国产量是7万吨，改革开放前是1232吨，增长了一二百倍。而且我们在1972、73年从西方进口13套化肥设备，一些当时已经发挥作用，有些到80年代才发挥作用。
第三个，种子。大家都知道的杂交水稻，是1969-74年完成的，1975年我们全面推广。不止是在中国推广，日本美国等几十个国家都来学习。这是解决吃饭问题的三个因素。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国家要强大，必须要变农业国为工业国。靠农业国是搞不了改革开放，我们必须奠定工业化的基础。这个工业基础，必须有原材料，能源。原材料主要是钢。能源主要是油。这三个东西，刚解放时，总产量在全世界的位置是挨着的，25，26，27。改革开放前，还是挨着的，4、5、6。第四是我们的钢。第五是我们的石油。钢，刚解放时97.8万吨，不到一百万吨，到改革开放前，我们是3802万吨，这时八亿人，平均47公斤。在全世界上还是比较落后，但是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二个交通。交通第一是公路。（略）铁路呢，从满清后期开始建铁路，一直到民国，总共建了2万多公里，改革开放前建了3万多公里。差不多5万多公里。但是一些最主要最不好修的，比如成昆铁路，那是全世界地质条件最坏的地方，就是那时修建的。我们还送给联合国一个模型，值得全世界瞻仰。铁路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到贵州一个小城凯里市，在湘黔铁路上。没有这条铁路线时，刀耕火种。结果一条铁路使他们一下跨越了千年的历史，进入了现代社会。当然我们在海上和航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曾经经历了几个时期。49-66年，后来到了70年，毛主席批评，说我们海军是小指头。一个是经济建设，一个是国防。仅仅是71-75年，30-50万吨，干什么？要建航空母舰。当时上海和辽宁都积极在建。刘少奇提倡的“造船不如买传，买船不如租船。”毛主席的话，要建海上铁路。就几个大城市。这是在工业的基础建设方面。
我们填补了成百成千项空白。近代以来搞洋务运动，有一些方面突破了一点，但很多工业项目都是空白。解放以后，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话，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是我谈的在经济基础方面对改革开放准备的条件。
再一个，科研科学技术、文教和医疗卫生这三个方面。
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1998年中国科学院党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打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提供了几个数字：1949年中国在主要科技领域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200年。这个距离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已经缩短到15年。这是一个综合表现我们科技发展的指标。我刚才提到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是我们在生物方面全世界领先的东西，也是基础科学最值得吹的东西。应用科学方面是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和杂交水稻这两个成就，是我们近代史以来取得的最伟大科学成就，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前取得的。当然我们在其他一些方面也不落后。我们在改革开放前，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已经很惊人。当年一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其中由一个项目就是到清华大学看计算机。如果我们的计算机都是国外的，我们显然不会让人家去看人家的东西。这证明了我们当时在电子计算机方面的地位。
在科学技术上我想说一句话，“我们最牛的是航天，因为有对外开放，我们最危险的是通信安全。”如果在部队里，军队会议都会要求把手机关上，电池取出来。因为技术是人家的，人家可以窃听。1999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的文章，谈信息安全。他说：过去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现在我们花大量美元进口人家的技术，但核心技术根本不给我们，这造成了我们的基本安全问题。他在官方报纸上说了一句特别悲愤的话，“我们现在是花美元买绞索啊。”
文教。我们的教育，在改革开放前后有不同的特点。那时的大学生（比现在）少的太多，那时主要搞的是基础教育。首先是小学，入学率达到96%。后来大幅度下跌，现在又接近了96%。
然后谈谈医疗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解放前随便一种传染病，都是一大片的人倒下，关键是医疗条件差。那时千疮百孔，而且国家安全第一，还要搞工业建设，那么怎么去投资大量的医院，大量的设备？我们走出了一条世界给予高看的解决问题的道路。怎么解决呢？
第一是面向基层，特别是农村。（略）
第二个呢，叫做中西医结合。我们中医成本很低，一把银针一包草药。一把银针才几分钱？一包草药才几分钱？它解决了大量的问题。当然不完全如此。关键是预防问题。预防为主，中国在医疗史是全世界独特的。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治疗为基础。一个是德国少数人提出的应以预防为主。不仅提倡而且脚踏实地以预防为主的，只有中国政府。（例子略）
所以我们的医疗，过去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把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搞得最好的。有个学者王绍光认为，衡量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进步不是只看数字，GDP——GDP不一定说明问题——一个社会的进步，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医疗卫生，一个是基础教育。前一个是生存权问题。——在那个时代，至少做到有病至少有个地方看，不管水平高低。绝不会有哪个医院敢见死不救！绝不会很多人在家等死！在那时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条件不宽裕。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教育是个知情权的问题。这两个东西，是一个民族的两条腿。
综合以上，我们的结论：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已经有两条强有力的腿，一个医疗，一个基础教育。
第五个是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整理者注：袁先生在中州大学讲演时遗漏这一点。录此存目。】
以上谈了五个方面。缺哪个方面，我们都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今天的成就。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一开始那么顺利？邓小平有一次在总结改革开放时这样说，我们的体制有个优越性，只要中央下决心形成决议，贯彻下去。邓小平喜欢这样叙述问题。比如他多次提到当年苏联侵略阿富汗问题，说苏联不会像美国那样繁琐复杂，苏共政治局十几个委员一决议就行。他一般是这样叙述的。凡是改革，越是重大的改革，阻力越大。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因为什么呢，都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有个对话，张宇燕和奥尔森的对话，很有意思。张宇燕何许人呢？（简介略）奥尔森是何许人呢？他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奥尔森和张宇燕是师徒关系。张宇燕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其中有一段对话。奥尔森认为，经济学就是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问题，而且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是周期性的。他一说这个，张宇燕反应过来，老师你说的和毛主席说的七八年来一次一样啊？奥尔森很感兴趣，毛主席什么时候说的？有人总结英法两国战后的不同，为什么法国比较具有生气呢？法国“隔七八年就来一次”——当然不一定是七八年，这里只是套用毛主席的话——就来一次学潮工潮，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控制，这个社会就充满了勃勃生机。又没有生气了，怎么办？那就再来一次学潮工潮，再把它改革掉。社会的发展是这样的。他是这样总结的。谈到这个时候，张宇燕说，文化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控制社会的状况。原来老的，老干部，在文化革命中被打倒，而新的还没有形成。
这就是我们概括改革开放前，或者叫基础。我大致叙述到这里。
在这里我还想谈几个流行看法，供大家参考。我们中国，自由派的势力很大，我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平衡一下。
一个是毛泽东时代苦不堪言。那时确实是苦。（例子略）但当时苦，就能表明当时的经济建设呢？这个苦，是我们勒紧腰带搞建设为国家打下基础。那么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干呢?别人也是。比如日本南韩，我们两个近邻。日本有个电影《望乡》，写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那时国家要对外扩张，对外称霸，那时老百姓苦不堪言。政府暗中支持，让大批日本妇女到中国、到东南亚卖淫。赚的钱寄回日本，叫做“南洋姐妹”。为这个历史，日本有个作家山崎朋子，根据这个写了这本书，然后拍的电影。她曾来郑州的越秀讲过学。1968年她决定研究这个，就到农村找这些老“南洋姐妹”进行调查研究。当时日本农村住的都是草房。当时日本人均1400美元。而中国当时人均不到200美元。为什么？因为日本内阁提出，勒紧裤带二十年。打下基础。当时德国提出“勒紧腰带二十五年”，都是这个道理。
南韩有个学者叫张英硕（音），是和金大中一起争取民主的战友。他对我们讲，他1985年在汉城大学上大学时，一个月吃不了两次肉，最多一次。
有一次我在沈阳讲学的时候，到它的一个公园——就和郑州西郊的工人文化宫一样，他们那里也有八一公园，劳动公园，许多群众在那里闲聊，议论。有人说过去如何如何——我在工人文化宫也听说过——“那时候，尽管穷，就几十元工资，养活五六个孩子都没问题”，这个老工人说的很朴实。旁边有人说，“那是怎么养活的，吃的啥？”我说，“物质享受，不是以寿命为最终目标吗？按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在民国时代人均寿命最高的是1936年，35周岁。1949年34岁，这时世界的平均寿命是47周岁。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中国的人均寿命是68周岁。世界是57岁。改成高于全世界十几岁，难道这不是一个衡量标准吗？我在打印一个材料的时候，一个打字的小姑娘说，你们的身体当然好啊，你们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呢。
第二个，因为谈前三十年，就要谈到前三十年代的代表人物，就是毛主席。九十年代有人说，“对毛泽东军事上可以打一百分，但搞经济得给他打负分”。是吗？我们刚才谈的那些成就，那都是凭空而来的吗？他是最高领导，难道都与他无关吗？但这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后来，现在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当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著名学者崔之元——当时他在那里教政治学——他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鞍钢宪法与福特模式》。什么叫“鞍钢宪法”？其中关键一句话叫做“两参一改三结合”。什么叫“两参”呢？职工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管理体制是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美国所谓现代管理模式叫福特管理模式。原来是泰罗制，后来美国自己认识到这个东西太不人道、太不合理。他们学来了毛主席的“鞍钢宪法”称之为后福特主义。日本则叫“团队精神”。日本当年松下的管理经验是很有名的。当年松下的总裁松下幸之助来中国访问。这是中国学习日本管理最热的时候。当时我们专家问松下先生，请松下先生。松下幸之助说，松下经验就是毛主席的鞍钢宪法。你们在毛主席的家乡还跟我学什么？（鼓掌）崔之元后来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介绍美国29个州的企业法修改，就是根据毛主席的鞍钢宪法，所以崔之元得出一个和大家不同的观点：今天把经济学当作社会科学之王，把经济学里的管理科学当作王冠。而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就是这个王冠上的明珠！
说道改革开放，就必然涉及对毛主席的评价。我们未来中国和世界的走向，也可能与毛主席有关。但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的发言就暂时到这里。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袁老师说。
问：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现在是2008的10月19日，在今天这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想问：抗美援朝对现在的大学生留下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答：我向你表示敬意。你能想到这一点特别让我感动。我前些时候进志愿军纪念馆参观，从进纪念馆到出纪念馆，泪就没干过，看到拥挤不动的那么多年轻人来参观……我个人从小喜欢一句话，它伴随了我的一生，“我是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连。”——同样，我是中国人，中国的所有一切都应该与我血肉相连！
问：刚才您提到日本的“南洋姐妹”。记得余秋雨也曾写到过日本的“南洋姐妹”。他认为，这些妓女是日本侵占南洋时的军妓，是供士兵淫乐的工具，而你认为这是为国家赚钱搞建设。
答：你说的是事实，很多是军妓，但也存在另外一些。当然，我认为是这是日本国家不负责任的表现。
问：请问您个人对毛泽东的评价？
答：对毛主席的评价，可能一百年一千年之后还有争议。（中略）我有一篇文章，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毛泽东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神圣地位是任何主义不能包办代替的》，其中录有在毛主席去世时所有西方国家政要对他的评价。
问：您说的基础教育、医疗是两条腿。那么基础教育的提高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标志？今天的基础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答：你的问题很好。我刚才有一句话暗示了这一点。1976年小学入学率达到96%。后来大幅度滑坡。我有一篇文章叫《保守主义教育的回潮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
我们今天经历的弯路是埃及、印度曾经走过的弯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展望》杂志。其中一个材料提到1985年印度、埃及就出现这种情况，同时基础教育不重视，当时印度就出现每年上百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和今天我们相同。当然今天大学还有一个赚钱的问题，扩建啊贷款啊都给一些人提供了赚钱的机会。所以大学的扩招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的基础教育提供的条件。
第二是不公平。比如说日本，过去《大河报》主编马云龙，在日本，参观偏远的北海道。看到一个现象，一个小学就十几个学生，老师却二十几个。为什么呢？因为不管在最偏远山沟，它的师资配备、教学仪器在全国都必须是一样的。否则就是人权的剥夺，就是违法的！基础教育，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是一样的！
问：能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呢？
答：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一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调整一些政策，就会影响很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估计也难做。今天不管哪一方面，都牵涉到方方面面。比如看病，药费的问题。唯有今年人大代表没有质询卫生部长。为什么呢？去年卫生部长换了一个赤脚医生，非共产党的，大家知道他没什么职权，权力都在高强手里。人大代表质询：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基本上免费医疗？为什么印度比中国穷的多，印度全国都可以搞免费医疗？高强说，印度是49年就开始搞，早就搞了。如果回到过去那种低水平的免费医疗，老百姓不一定不同意。结果遭到网上炮轰。
问：既得利益形成一个集团？
答：今天我们几乎任何方面只要有利益就有利益集团。这是毫无疑问的。举一个简单例子。这一次是三鹿问题，前几年有个阜阳幼儿奶粉问题。（中略）所以包括一些院士也够不要脸了。所以前任人大副委员长、前任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说，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干脆解散。
问：您对大学生当村官怎么看？
答：对村官问题我了解不多。北大中文系有个教授韩毓海，他向我介绍过一些情况，说由于家里父母勤勤奋奋，结果不让农村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来增加他们的负担。所以大学生出自农村但并不了解农村。因为他们的父母隐瞒了，不让他们看这些问题。去当村官有助于他们认识农村。华中科技大有个三农专家贺雪峰，《新乡土中国》的作者，发表了一篇文章《给大学生村官泼点冷水》，我还没看，大家看一下。我赞成你们多到农村去。
问：在改革开放，是不是共产主义。改革开放之后。
答：这里面有个问题，信仰问题。我今年63岁了。那时毛泽东思想是，但至少有一个主体信仰。今天还有主体信仰吗？既有也没有。没有什么呢？除了大学课程中还讲了一些东西。今天大学在思想教育问题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但是官方的宣传，各种媒体在这方面都是忽视的。
改革开放初，《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说出现了“三性危机”，即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信任危机。所以小布什就敢在清华大学教训我们：“我们美国人是有信仰的。”比如在他讲话不久，美国的《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的原社长，现在还在清华大学任教，他和我聊的时候说，“你们河南的开封市，信新教的有十分之一。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我陪着你到开封去。把你们的新教徒啊召集在一起，座谈座谈中国的问题，他们不会用一句耶稣的话，因为耶稣没有教导他们认识中国。他们说的话基本上是毛主席的话。”
六月份我去鞍山有一个辽宁科技大学。和我一起去的，有个“乌有之乡”工作人员叫郭伟。“乌有之乡”很丰富也很活跃的，我给你们推荐一下。郭伟对佛教有兴趣。他一直跟我叨叨，能不能去看看大悲寺。海城有个大悲寺。它和少林寺完全相反。少林寺完全是假和尚。80年代我就知道，少林寺的和尚科级处级待遇都分着呢，少林寺主持用的东西都是第一流的最好的东西。大悲寺第一不收香火钱，第二大悲寺是真正的和尚。全部是艰苦的。我本来不信佛教，但也打算去拜访拜访，看看真和尚。结果到大悲寺的路上，天津有一个干部，四五十岁，用他的话说，“毛主席的著作就是佛教经典啊！”我知道佛教徒很多信毛主席，但不知道毛主席著作是佛教经典。大悲寺有很多居士，都是在义务劳动。我和他们在一起互相聊，七嘴八舌说开了，“毛主席的著作就是佛教经典”。为人民服务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这些都是佛教的要求。
比如说藏独问题，藏族是信教民族，在五十六个民族中信教是第一，很虔诚，很不了起的兄弟民族。但是你到藏族同胞家里看看，家家挂毛主席的像。就是跟着搞藏独的人，也是把达赖和毛主席像一块儿挂。达赖发表一个告全球华人书，张嘴闭嘴还是毛主席。我大前天晚上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国家安全问题，只有一个东西能够把全民族的意志凝聚起来，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
问：请您谈一下89学潮对后世的影响。
答：这是个敏感问题。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赞成——即使学生有一些不合适的做法——我都不赞成对学生采取一种以武力镇压的做法。对这个问题，我不能说其他东西，我也不会赞成官方的宣传的。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大家，可以发短信交流。不过得附上名字。130****3755，只要是年轻人发的短信，我都会回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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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由“蓝无忧”根据讲座现场录音事后整理，已经主讲人袁庾华审阅修改。
胡锦涛在纪念建党八十五周年时提到：中国共产党在85年的历史中办了三件大事。一是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一是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一是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前两件大事完全是在改革开放前做的。也正是由于办好了这两件大事，才可能有改革开放。或者说没有这两个条件，改革开放就无从谈起。我着重谈一下改革开放所依赖的几个必要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国家的独立和统一。没有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什么事都办不成，更不要说改革开放。这就不多说了。
第二个条件是国家的安全保障。作为安全保障，我认为有三个基本要素。第一，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对毛主席、共产党的拥护。这是个先决条件。第二个关键因素是，用了两次战争和世界敌对势力的较量奠定的条件。哪两场战争？即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和六七十年代的越南战争。第一场战争打出了一个大国的地位。第二场战争，我们确定了在世界格局中不仅仅是地区大国——用当时的话说——而是超级大国的影响。
这一方面，同学们可能受有些学者影响，把一些问题的负面影响看得大了些。比如朝鲜战争，有这样几种说法：第一不该打，或得不偿失。所谓不该打，就是说如果不打朝鲜战争，我们可以解决台湾问题，也不会和很多西方国家敌对那么多年。第二是死人太多。第一个问题：该不该打？我觉得应该回到当时的历史中。我们不是该不该打的问题，而是你没有别的选择。当时我们出兵以前，美国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打到了国境边。当时美军统帅麦克阿瑟说，鸭绿江不是国界线。而且美国国会只要求，如果全面进入中国，只需要和国会打个招呼。也就是说美国不管国会还是军队，都已经做好了进攻中国的准备。另外在国内，西南地区还没解放，内战还没结束，蒋介石还不死心。再一个，美国已经构筑了一个半月形的包围中国的态势。换言之，如果美国进攻中国，那就不仅限于鸭绿江、东北，可能全方位地进攻中国。毛主席当时说，“打得一边开，免得百边来”。如果这一方面不敢打，那么就会招致全面进攻，那就不是一般的代价了。第二说我们代价太大了。多大呢？我六月份在东北讲学时，顺便去了丹东，那有一个志愿军纪念馆。那么一场战争，那么一场奠定国家基础的战争，应该说这个牺牲的代价不算大。当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们最可爱的人，为我们国家的奠基做了牺牲，包括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烈士。应该说，即使牺牲了再大的代价，保证了今天六十年的安全，那也是值得的。
那么朝鲜战争打出个什么东西呢？大的方面说，自朝鲜战争之后，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几个军舰，八国联军几国联军，就敢来中国横冲直撞，这样的历史再也不要重演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回忆录说，1949年他去欧洲留学经过荷兰海关时，有个海关人员看其象是中国人，就让他“靠边靠边”，很不客气。二年后再次经过荷兰海关，他又看到这个海关人员，就有点怵。那个人并不记得他。而这次这个海关人员又看他像中国人，却对他很客气。这就是朝鲜战争，打出了中国的尊严。
第二场战争，越南战争。第一场战争我们直接参加了。在越南战争是间接参战，我们没有派正式的部队，只是派出了高炮部队、工程兵部队等等间接参战。但全世界都知道，真正在这个地方较量意志的是中国和美国。当年朝鲜战争时，政务院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警告美国说，如果你们越过北纬38度线，中国不会置之不理。但是麦克阿瑟根本没当回事，他是二战英雄，美国和中国的实力那是无法相比啊。但是不在乎的代价是大家都知道的。越南战争，美国也多次想越过南北越的北纬17度线。中国政府这一次又发出警告：你们不能越过17度线。这一次美国很听话。
我们对越南是什么态度呢？当时《人民日报》引用毛主席的话：“六亿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你们的可靠后方！”
这两场战争导致美国这个战后不可一世的霸王，在经济军事上绝对优势的国家，第一次栽了跟头。再一个，美国从南北战争之后，它认为整个国家是团结的、没有分裂的。但是由于越南战争，美国分裂了。社会上出现了强烈反对越战的力量，这些力量和全世界的力量逼着美国撤兵。这场战争急剧提升了中国的地位。当时普遍称中国为三个超级大国（之一）。当时中国经济上比较弱，但在政治上奠定了这样的地位。
如果没有这两场战争奠定的地位，我们谈何改革开放？这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第二个关键因素。
第三个关键因素是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战略安全。“两弹”就是原子弹、核弹。有了这个东西，谁还敢欺负我们呢。因为我们有了战略报复的力量。
第三个方面是经济基础。
往往一般人把经济基础放在第一位，我不这样认为。没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没有国家的安全，搞什么经济都是给别人搞。
作为经济基础，第一是要解决吃饭问题，首先是农业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已经建成的农业基础是什么呢？农业平均年递增率达到3%多。这个3%多大家不要小看，搞工业的13%也没有农业的3%难。如果这个干枯的数字不能说明问题的话，那还有一个实际一些的。1949年我们将近六亿人口，每个人最多不超过200公斤粮食。1979年我们的粮食产量是3.3亿，这时人数八亿，平均800公斤左右。但还不能说吃饱饭。有人说，解散人民公社才解决了粮食问题。我觉得这至少这是一个悖论。在1949年前，中国那时也没有搞合作社，为什么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粮食问题呢？我觉得说这个话的人自己也在唯意志论。难道分了地农民的积极性起来，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不要物质条件吗？我认为不对，至少有几个物质条件。
要有水，要有肥，要有种子。
第一个，水。中国是个干旱半干旱地区，几千年来，大部分是旱灾，也有一些是水灾。现有的8万多水库是灌溉用的，基本上或完全是改革开放前搞的，都是当年修淮河、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所建立的基础，今天基本上靠的是改革开放前的老本。
第二个，肥。历史上主要是靠农家肥，现在主要是化肥。化肥，1949年全中国产量是7万吨，改革开放前是1232吨，增长了一二百倍。而且我们在1972、73年从西方进口13套化肥设备，一些当时已经发挥作用，有些到80年代才发挥作用。
第三个，种子。大家都知道的杂交水稻，是1969-74年完成的，1975年我们全面推广。不止是在中国推广，日本美国等几十个国家都来学习。这是解决吃饭问题的三个因素。
农业是基础，工业是主导。国家要强大，必须要变农业国为工业国。靠农业国是搞不了改革开放，我们必须奠定工业化的基础。这个工业基础，必须有原材料，能源。原材料主要是钢。能源主要是油。这三个东西，刚解放时，总产量在全世界的位置是挨着的，25，26，27。改革开放前，还是挨着的，4、5、6。第四是我们的钢。第五是我们的石油。钢，刚解放时97.8万吨，不到一百万吨，到改革开放前，我们是3802万吨，这时八亿人，平均47公斤。在全世界上还是比较落后，但是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第二个交通。交通第一是公路。（略）铁路呢，从满清后期开始建铁路，一直到民国，总共建了2万多公里，改革开放前建了3万多公里。差不多5万多公里。但是一些最主要最不好修的，比如成昆铁路，那是全世界地质条件最坏的地方，就是那时修建的。我们还送给联合国一个模型，值得全世界瞻仰。铁路是很重要的，比如说我到贵州一个小城凯里市，在湘黔铁路上。没有这条铁路线时，刀耕火种。结果一条铁路使他们一下跨越了千年的历史，进入了现代社会。当然我们在海上和航空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曾经经历了几个时期。49-66年，后来到了70年，毛主席批评，说我们海军是小指头。一个是经济建设，一个是国防。仅仅是71-75年，30-50万吨，干什么？要建航空母舰。当时上海和辽宁都积极在建。刘少奇提倡的“造船不如买传，买船不如租船。”毛主席的话，要建海上铁路。就几个大城市。这是在工业的基础建设方面。
我们填补了成百成千项空白。近代以来搞洋务运动，有一些方面突破了一点，但很多工业项目都是空白。解放以后，用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话，完整的工业体系。
这是我谈的在经济基础方面对改革开放准备的条件。
再一个，科研科学技术、文教和医疗卫生这三个方面。
在科学技术方面，有个数据可以说明问题。1998年中国科学院党组给中共中央书记处打了一个报告。这个报告提供了几个数字：1949年中国在主要科技领域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落后了200年。这个距离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已经缩短到15年。这是一个综合表现我们科技发展的指标。我刚才提到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是我们在生物方面全世界领先的东西，也是基础科学最值得吹的东西。应用科学方面是杂交水稻。人工合成胰岛素和杂交水稻这两个成就，是我们近代史以来取得的最伟大科学成就，这些都是在改革开放前取得的。当然我们在其他一些方面也不落后。我们在改革开放前，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已经很惊人。当年一位美国总统访问中国，其中由一个项目就是到清华大学看计算机。如果我们的计算机都是国外的，我们显然不会让人家去看人家的东西。这证明了我们当时在电子计算机方面的地位。
在科学技术上我想说一句话，“我们最牛的是航天，因为有对外开放，我们最危险的是通信安全。”如果在部队里，军队会议都会要求把手机关上，电池取出来。因为技术是人家的，人家可以窃听。1999年9月24日，《中国青年报》登了一篇中国工程院院士沈昌祥的文章，谈信息安全。他说：过去帝国主义靠坚船利炮打开了我们的大门。现在我们花大量美元进口人家的技术，但核心技术根本不给我们，这造成了我们的基本安全问题。他在官方报纸上说了一句特别悲愤的话，“我们现在是花美元买绞索啊。”
文教。我们的教育，在改革开放前后有不同的特点。那时的大学生（比现在）少的太多，那时主要搞的是基础教育。首先是小学，入学率达到96%。后来大幅度下跌，现在又接近了96%。
然后谈谈医疗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解放前随便一种传染病，都是一大片的人倒下，关键是医疗条件差。那时千疮百孔，而且国家安全第一，还要搞工业建设，那么怎么去投资大量的医院，大量的设备？我们走出了一条世界给予高看的解决问题的道路。怎么解决呢？
第一是面向基层，特别是农村。（略）
第二个呢，叫做中西医结合。我们中医成本很低，一把银针一包草药。一把银针才几分钱？一包草药才几分钱？它解决了大量的问题。当然不完全如此。关键是预防问题。预防为主，中国在医疗史是全世界独特的。一个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以治疗为基础。一个是德国少数人提出的应以预防为主。不仅提倡而且脚踏实地以预防为主的，只有中国政府。（例子略）
所以我们的医疗，过去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把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搞得最好的。有个学者王绍光认为，衡量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进步不是只看数字，GDP——GDP不一定说明问题——一个社会的进步，关键的问题，第一个是医疗卫生，一个是基础教育。前一个是生存权问题。——在那个时代，至少做到有病至少有个地方看，不管水平高低。绝不会有哪个医院敢见死不救！绝不会很多人在家等死！在那时基本上不存在这个问题，只是条件不宽裕。所以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教育是个知情权的问题。这两个东西，是一个民族的两条腿。
综合以上，我们的结论：在改革开放前，我们已经有两条强有力的腿，一个医疗，一个基础教育。
第五个是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
【整理者注：袁先生在中州大学讲演时遗漏这一点。录此存目。】
以上谈了五个方面。缺哪个方面，我们都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今天的成就。
还有一个问题。为什么改革开放一开始那么顺利？邓小平有一次在总结改革开放时这样说，我们的体制有个优越性，只要中央下决心形成决议，贯彻下去。邓小平喜欢这样叙述问题。比如他多次提到当年苏联侵略阿富汗问题，说苏联不会像美国那样繁琐复杂，苏共政治局十几个委员一决议就行。他一般是这样叙述的。凡是改革，越是重大的改革，阻力越大。历史上，王安石变法失败了，戊戌变法失败了。因为什么呢，都有一个强大的利益集团。
有个对话，张宇燕和奥尔森的对话，很有意思。张宇燕何许人呢？（简介略）奥尔森是何许人呢？他是公共选择理论的代表人物。奥尔森和张宇燕是师徒关系。张宇燕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其中有一段对话。奥尔森认为，经济学就是解决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问题，而且不可能一次性解决，是周期性的。他一说这个，张宇燕反应过来，老师你说的和毛主席说的七八年来一次一样啊？奥尔森很感兴趣，毛主席什么时候说的？有人总结英法两国战后的不同，为什么法国比较具有生气呢？法国“隔七八年就来一次”——当然不一定是七八年，这里只是套用毛主席的话——就来一次学潮工潮，打破既得利益集团的控制，这个社会就充满了勃勃生机。又没有生气了，怎么办？那就再来一次学潮工潮，再把它改革掉。社会的发展是这样的。他是这样总结的。谈到这个时候，张宇燕说，文化革命结束后，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垄断性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控制社会的状况。原来老的，老干部，在文化革命中被打倒，而新的还没有形成。
这就是我们概括改革开放前，或者叫基础。我大致叙述到这里。
在这里我还想谈几个流行看法，供大家参考。我们中国，自由派的势力很大，我提供一些不一样的观点平衡一下。
一个是毛泽东时代苦不堪言。那时确实是苦。（例子略）但当时苦，就能表明当时的经济建设呢？这个苦，是我们勒紧腰带搞建设为国家打下基础。那么别人是不是也这样干呢?别人也是。比如日本南韩，我们两个近邻。日本有个电影《望乡》，写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那时国家要对外扩张，对外称霸，那时老百姓苦不堪言。政府暗中支持，让大批日本妇女到中国、到东南亚卖淫。赚的钱寄回日本，叫做“南洋姐妹”。为这个历史，日本有个作家山崎朋子，根据这个写了这本书，然后拍的电影。她曾来郑州的越秀讲过学。1968年她决定研究这个，就到农村找这些老“南洋姐妹”进行调查研究。当时日本农村住的都是草房。当时日本人均1400美元。而中国当时人均不到200美元。为什么？因为日本内阁提出，勒紧裤带二十年。打下基础。当时德国提出“勒紧腰带二十五年”，都是这个道理。
南韩有个学者叫张英硕（音），是和金大中一起争取民主的战友。他对我们讲，他1985年在汉城大学上大学时，一个月吃不了两次肉，最多一次。
有一次我在沈阳讲学的时候，到它的一个公园——就和郑州西郊的工人文化宫一样，他们那里也有八一公园，劳动公园，许多群众在那里闲聊，议论。有人说过去如何如何——我在工人文化宫也听说过——“那时候，尽管穷，就几十元工资，养活五六个孩子都没问题”，这个老工人说的很朴实。旁边有人说，“那是怎么养活的，吃的啥？”我说，“物质享受，不是以寿命为最终目标吗？按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字。在民国时代人均寿命最高的是1936年，35周岁。1949年34岁，这时世界的平均寿命是47周岁。到1976年毛主席去世时，中国的人均寿命是68周岁。世界是57岁。改成高于全世界十几岁，难道这不是一个衡量标准吗？我在打印一个材料的时候，一个打字的小姑娘说，你们的身体当然好啊，你们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呢。
第二个，因为谈前三十年，就要谈到前三十年代的代表人物，就是毛主席。九十年代有人说，“对毛泽东军事上可以打一百分，但搞经济得给他打负分”。是吗？我们刚才谈的那些成就，那都是凭空而来的吗？他是最高领导，难道都与他无关吗？但这是当时很多人的共识。后来，现在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当时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任教的著名学者崔之元——当时他在那里教政治学——他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鞍钢宪法与福特模式》。什么叫“鞍钢宪法”？其中关键一句话叫做“两参一改三结合”。什么叫“两参”呢？职工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一改”，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管理体制是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美国所谓现代管理模式叫福特管理模式。原来是泰罗制，后来美国自己认识到这个东西太不人道、太不合理。他们学来了毛主席的“鞍钢宪法”称之为后福特主义。日本则叫“团队精神”。日本当年松下的管理经验是很有名的。当年松下的总裁松下幸之助来中国访问。这是中国学习日本管理最热的时候。当时我们专家问松下先生，请松下先生。松下幸之助说，松下经验就是毛主席的鞍钢宪法。你们在毛主席的家乡还跟我学什么？（鼓掌）崔之元后来又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介绍美国29个州的企业法修改，就是根据毛主席的鞍钢宪法，所以崔之元得出一个和大家不同的观点：今天把经济学当作社会科学之王，把经济学里的管理科学当作王冠。而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就是这个王冠上的明珠！
说道改革开放，就必然涉及对毛主席的评价。我们未来中国和世界的走向，也可能与毛主席有关。但这不是今天的主题。我的发言就暂时到这里。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给袁老师说。
问：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现在是2008的10月19日，在今天这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我想问：抗美援朝对现在的大学生留下什么样的精神遗产？
答：我向你表示敬意。你能想到这一点特别让我感动。我前些时候进志愿军纪念馆参观，从进纪念馆到出纪念馆，泪就没干过，看到拥挤不动的那么多年轻人来参观……我个人从小喜欢一句话，它伴随了我的一生，“我是人，人类的一切都与我血肉相连。”——同样，我是中国人，中国的所有一切都应该与我血肉相连！
问：刚才您提到日本的“南洋姐妹”。记得余秋雨也曾写到过日本的“南洋姐妹”。他认为，这些妓女是日本侵占南洋时的军妓，是供士兵淫乐的工具，而你认为这是为国家赚钱搞建设。
答：你说的是事实，很多是军妓，但也存在另外一些。当然，我认为是这是日本国家不负责任的表现。
问：请问您个人对毛泽东的评价？
答：对毛主席的评价，可能一百年一千年之后还有争议。（中略）我有一篇文章，大家在网上可以找到，《毛泽东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神圣地位是任何主义不能包办代替的》，其中录有在毛主席去世时所有西方国家政要对他的评价。
问：您说的基础教育、医疗是两条腿。那么基础教育的提高有没有一个明显的标志？今天的基础教育存在什么问题？
答：你的问题很好。我刚才有一句话暗示了这一点。1976年小学入学率达到96%。后来大幅度滑坡。我有一篇文章叫《保守主义教育的回潮和毛主席的教育革命》。
我们今天经历的弯路是埃及、印度曾经走过的弯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展望》杂志。其中一个材料提到1985年印度、埃及就出现这种情况，同时基础教育不重视，当时印度就出现每年上百万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和今天我们相同。当然今天大学还有一个赚钱的问题，扩建啊贷款啊都给一些人提供了赚钱的机会。所以大学的扩招也带来了许多问题。我们的基础教育提供的条件。
第二是不公平。比如说日本，过去《大河报》主编马云龙，在日本，参观偏远的北海道。看到一个现象，一个小学就十几个学生，老师却二十几个。为什么呢？因为不管在最偏远山沟，它的师资配备、教学仪器在全国都必须是一样的。否则就是人权的剥夺，就是违法的！基础教育，每个人受教育的权利是一样的！
问：能采取什么措施来改变呢？
答：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一个问题涉及方方面面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调整一些政策，就会影响很多利益集团的利益。估计也难做。今天不管哪一方面，都牵涉到方方面面。比如看病，药费的问题。唯有今年人大代表没有质询卫生部长。为什么呢？去年卫生部长换了一个赤脚医生，非共产党的，大家知道他没什么职权，权力都在高强手里。人大代表质询：为什么在毛泽东时代，可以基本上免费医疗？为什么印度比中国穷的多，印度全国都可以搞免费医疗？高强说，印度是49年就开始搞，早就搞了。如果回到过去那种低水平的免费医疗，老百姓不一定不同意。结果遭到网上炮轰。
问：既得利益形成一个集团？
答：今天我们几乎任何方面只要有利益就有利益集团。这是毫无疑问的。举一个简单例子。这一次是三鹿问题，前几年有个阜阳幼儿奶粉问题。（中略）所以包括一些院士也够不要脸了。所以前任人大副委员长、前任科学院院长周光召说，中国科学院工程院干脆解散。
问：您对大学生当村官怎么看？
答：对村官问题我了解不多。北大中文系有个教授韩毓海，他向我介绍过一些情况，说由于家里父母勤勤奋奋，结果不让农村的问题、家庭的问题来增加他们的负担。所以大学生出自农村但并不了解农村。因为他们的父母隐瞒了，不让他们看这些问题。去当村官有助于他们认识农村。华中科技大有个三农专家贺雪峰，《新乡土中国》的作者，发表了一篇文章《给大学生村官泼点冷水》，我还没看，大家看一下。我赞成你们多到农村去。
问：在改革开放，是不是共产主义。改革开放之后。
答：这里面有个问题，信仰问题。我今年63岁了。那时毛泽东思想是，但至少有一个主体信仰。今天还有主体信仰吗？既有也没有。没有什么呢？除了大学课程中还讲了一些东西。今天大学在思想教育问题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但是官方的宣传，各种媒体在这方面都是忽视的。
改革开放初，《人民日报》登载了一篇文章说出现了“三性危机”，即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信任危机。所以小布什就敢在清华大学教训我们：“我们美国人是有信仰的。”比如在他讲话不久，美国的《华盛顿邮报》驻北京分社的原社长，现在还在清华大学任教，他和我聊的时候说，“你们河南的开封市，信新教的有十分之一。你相信不相信？”“我相信，我陪着你到开封去。把你们的新教徒啊召集在一起，座谈座谈中国的问题，他们不会用一句耶稣的话，因为耶稣没有教导他们认识中国。他们说的话基本上是毛主席的话。”
六月份我去鞍山有一个辽宁科技大学。和我一起去的，有个“乌有之乡”工作人员叫郭伟。“乌有之乡”很丰富也很活跃的，我给你们推荐一下。郭伟对佛教有兴趣。他一直跟我叨叨，能不能去看看大悲寺。海城有个大悲寺。它和少林寺完全相反。少林寺完全是假和尚。80年代我就知道，少林寺的和尚科级处级待遇都分着呢，少林寺主持用的东西都是第一流的最好的东西。大悲寺第一不收香火钱，第二大悲寺是真正的和尚。全部是艰苦的。我本来不信佛教，但也打算去拜访拜访，看看真和尚。结果到大悲寺的路上，天津有一个干部，四五十岁，用他的话说，“毛主席的著作就是佛教经典啊！”我知道佛教徒很多信毛主席，但不知道毛主席著作是佛教经典。大悲寺有很多居士，都是在义务劳动。我和他们在一起互相聊，七嘴八舌说开了，“毛主席的著作就是佛教经典”。为人民服务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这些都是佛教的要求。
比如说藏独问题，藏族是信教民族，在五十六个民族中信教是第一，很虔诚，很不了起的兄弟民族。但是你到藏族同胞家里看看，家家挂毛主席的像。就是跟着搞藏独的人，也是把达赖和毛主席像一块儿挂。达赖发表一个告全球华人书，张嘴闭嘴还是毛主席。我大前天晚上在中国人民大学讲国家安全问题，只有一个东西能够把全民族的意志凝聚起来，这就是毛主席的思想！
问：请您谈一下89学潮对后世的影响。
答：这是个敏感问题。但是，我无论如何不赞成——即使学生有一些不合适的做法——我都不赞成对学生采取一种以武力镇压的做法。对这个问题，我不能说其他东西，我也不会赞成官方的宣传的。我把我的手机号码告诉大家，可以发短信交流。不过得附上名字。130****3755，只要是年轻人发的短信，我都会回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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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由“蓝无忧”根据讲座现场录音事后整理，已经主讲人袁庾华审阅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