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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长征
“恩格斯从没做过飞机；斯大林也从没穿过的确良。”所以已故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说这句话的那次会议被视为是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官方起点。邓小平的话意味着毛的教条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实用主义浮出历史地表。中国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中国正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但是尽管官方一直在说国家“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使2亿人脱贫，经济总量占世界的6％，而1978年只有1.8%，粮食产量增长了70％，但是他们现在要考虑和应对世界金融危机，中国的领导人还在为未竟的事业奋斗。
据说，胡锦涛主席的接班人，副主席习近平被指定为庆祝活动的负责人。为了庆祝中国历史上的转折点——邓小平战胜毛泽东的信徒，庆祝活动包括音乐会，展览和无数讲话。在1978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举行的两次会议上，邓小平获得了明显的胜利。第一次是历时一个月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这次会议也许是同类会议中最活跃的一次（西方学者认为，是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到了的确良）。后来又进行了一次更加正式，筹备更为周密的全体会议。
明年中国将要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根据儒家传统，60岁生日尤为重要）。因此改革开放占据了共产党60年执政过程的一半。但是有关进一步改革的预期，官方的态度十分谨慎。邓小平曾经说过可以在2050年实现直选国家领导人。现在这句话不提了。在经济方面政府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人口老龄化和环境污染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消极因素。
在1997年逝世的邓小平一直都被描述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似乎30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他一手策划。他自己经常把他的工作描述为“摸着石头过河”。前途未卜。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建立起来，但是官方一直都没有解释这个体系与真正的市场经济有什么区别。那一年邓小平提出了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变（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共产党领导）。这意味着更多的探索意味。
领导人们在这种模糊的表述中如鱼得水，这样的表述使得他们在制订政策的时候，可以更加灵活地做出某些妥协。30年来最重要的中国最重要的政治改革是疏离毛时代的派系争斗，这样的争斗在80年代还在继续，促使了1989年民主动乱。在2002年，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领导班子平稳交接，没有杀戮没有清洗。新的领导人同样要进行改革，但是计划比较保守。
现在，遮掩党的某些历史对于他们来说是有帮助的，这样才能压抑人民政治改革的要求。改革的历史本身被净化被简化，目的是为了使人民不要去质疑领导人的动机和行动。比如，没有人提到那次党的会议的一个重要背景，民主墙——天安门西侧一个公交车站前的一个200米的砖建筑。在1978－1979年冬天那个非凡的四个月，很多人都在哪里张贴标语，要求民主和自由，直到后来邓小平决定关闭这个地方，逮捕了一批激进分子。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购物中心。
共产党的官员总是认为他们塑造的英雄比常人伟大，为了证明这一点，他们篡改了历史，说30年前的那些会议是改革开放开始的号角。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之后，已经有人开始秘密反对毛泽东的思想体系。在会议开始之前很久，工作的重点就已经转移到了经济重建中来。作为“开放”的关键部分，在政治上与西方重新接触，在毛去世前几年就开始了，原因是出于对苏联的共同的厌恶。
谨慎法则
在两次会议结束时，“开放”一词甚至都没有出现在1978年12月22日公布的会议公报里。“改革”一词也只提到了一次。现在被视为的中国农村改革标志的承包制，在那时的被领导人采用在来年实施的有关农村的政策文件草案中的被否定的。相反，会议赞扬了毛提出的造成了很大损失的“人民公社”，邓小平的改革派要做出妥协，这样的模式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由于有关自由经济的“华盛顿共识”近来似乎不太可靠，所以中国的一些媒体提到了“北京共识”。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社最近说北京共识意味着“谨慎地进行经济改革”。邓小平当然是谨慎的。他知道给毛的派别留些面子是很重要的，尽管他已经巩固了自己的统制，也允许进行一些毛所反对的改革试验。农村改革开始于1978年末，在中国中部省份安徽，其时党正在北京举行会议。一个公社的一些农民秘密地承包土地，甚至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但是不久他们得到了省领导和邓小平的助手，万里的支持。随后人们渐渐开始模仿这个模式。截止到1984年，公社彻底消失，尽管之前它早已名存实亡。
政府本身也很谨慎，竭力避免用“北京共识”来代替“华盛顿共识”。因为他们怕被人指责他们要挑战美国的权威，改变世界的格局。2004年，美国人Joshua Cooper Ramo为外交政策中心（一个英国智库）写的一篇热情洋溢的论文使“北京共识”闻名于世。他写道，“中国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不仅只是适合中国一个国家的模式，而且也可以重构国际发展，经济，社会甚至是政治的局面。”
至少在改革的前半段，人们还不甚自信。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鳞次栉比的高楼，是后十五年快速发展的成果。而且经济的快速发展应该归功于讲求实效的自由经济，而不应该归功于中国政府的魔力。三十年来两项最深刻的改革——数以万计的国有企业的破产和城市住房的私有化——在90年代末才刚刚开始。在国企纷纷倒闭的时候，数百万人失去工作——改革的阵痛（那时有很多抗议活动）。
比之一些官员，一些支持中国走渐近改革路线的人，80年代末的那场民主动乱，在中国迈向“资本主义”路线的过程中，起了更大的作用。抗议在中国被无情的镇压，但是这些抗议活动，连同崩溃的共产主义理想，促使中国领导人们就中国改革前进的方向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些人说，为了维护统制，计划经济和对社会严格的控制的十分重要的。另一些人则说正是这样的政策才造成这样的动乱。终于，邓小平决定彻底终结毛时代的政策。1992年，已经退休的他又一次出现，结束了人们的争论，使中国坚定地迈向市场经济的道路。经济马上开始腾飞。
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这样明晰的做法，他只是听取了一些民众的看法，没有自己全面的观点。在80年代他在忙着争夺领导权，鲍彤，因同情89年的示威者而被捕的前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说关于30年前的那几次会议，邓小平的本意只是要达成建设经济这一共识，因为50年代末的大跃进运动和66年开始到毛去世后结束的“文革”，中国遭受了无比巨大的损失。那时改革和开放还不在他的议事日程上。
但是会议没有按照预定的进程发展。会议的头几天，邓小平出国访问，等他会俩的时候，他发现毛时代受到冲击的一些领导掌握着会议的讨论，会议笼罩在一片愤懑的情绪里。代表们要求为一些被清洗的同志平反，还要求重新评价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几个月发生的1976年天安门事件，之前这件事被定性为“反革命”运动。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是北京市委决定将天安门的抗议活动定性为“彻底的革命活动”，这是那一年发生的最大的变化，其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进行，邓小平和他的助手们都没有提到有关经济的问题。
来自底层的声音
共产党希望能够掩盖这一点。明年六月四号是更著名的１９８９天安门事件被镇压２０周年，在那次事件中有几千人死亡。当他们纪念改革三十周年的时候，官员们不希望会出现同样的不安情绪：要求重新评价８９事件。他们这样做倒不是迫于压力，血腥的记忆离现在已经很远了。
但是民意还是影响着中国改革的进程。中国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还是在抱怨中国缺少了一些市场经济的必备因素。货币不能自由兑换，所以资本进出中国还是要受控制。某些价格也是这种情况，比如，电、能源和水。在一月政府还开始了对某些食品价格进行控制。本月，控制解除。非国有企业的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三分之二，但是国有企业还是控制着一些核心部门，比如银行、能源、电信和媒体。在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６年间国有企业由三十七万家下降到十二万家，但是这些企业给国家留下了十三万亿可以掌控的资产。同志仍需努力。
但是由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带领的当前领导班子要比他们的前任们更加忧虑民众对于改革的阵痛的反应。他们必须很小心。在９０年代末，由于国企改革，大约三千万人下岗，一个位于香港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九月份报道由于广泛存在的腐败和不甚透明的政策，数百万的工人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胡先生和温先生的口号是构建和谐社会和以人为本，他们想要塑造的形象是他们是更加人性化的资本主义。他们认为，改变方针有利于缓解矛盾。
２００４年，香港学者也是中国知名的电视评论员郎咸平注意到了国企收购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收购当时是私有化的普遍方式，然后改革开始刹车。郎咸平的忧虑引起了许多中国人的注意，他们也感觉到了许多企业的领导（实际上也是官员）通过这种收购不可思议地暴富，而工人却一无所得。后来官方暂缓了这样的收购。两年之后，为了避免他进一步激怒民众，他的节目被取消。
曹思源，在８０年代帮助起草第一部破产法，现在经营一家破产咨询中心的经济学家，说大型国企的私有化已经几乎停止。他说，在８０年代鼓励所有有竞争力的企业私有化，而现在这种策略被废弃，现在说的是在政府认为战略性（一个可以自由解读的词）的部门给予国企以优待。他还说，今年有３０００家企业，大多数是国企，经过正规的破产程序破产，去年有３２００家。应该破产的企业实际是这个数字的十倍，而且还在上升，但是地方政府为了其声誉，经常阻止国企破产
滞后的土地政策
由于废除了公社制度和随后大幅增长的农产品产量（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农民收入的上涨也促进了产量的上涨），中国受到了世界的广泛赞誉。但是农村的权力结构与公社时期相比还是没有什么变化。尽管土地被发放各家各户耕种，但是土地还是归集体所有。在过去的几年里城市的居民享受到了由于房地产自由流动所带来的快速发展的成果，但是由于农村的土地政策，农民享受不到这样好处。
在十月，胡主席主持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目的是与３０年前的会议遥相呼应。但是时候证明，这是一次虎头蛇尾的会议。胡主席和他的同事们担心土地政策有任何大的变动都会使得大量农民突然涌向城市，使城市本来就不多社会资源更加紧张。虽然将农民转变为城市居民为保持３０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自１９７８年以来经济年均增长１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政府希望能够控制城市化进程。在２００３年ＳＡＲＳ爆发的时候，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被请出了北京城。在今年八月奥运期间，政府也间接施加压力，要求留在北京的农民们远离奥运区域。
胡锦涛也像他的前任江泽民和邓小平一样，有关政治改革只是说说而已。他重复了邓小平的并不真诚的台词“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一些中国学者已经指出甚至是共产党治理下的越南——越南十分羡慕中国的经济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在政治方面也比中国做得好。在五月份，中国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在一份名为Reform Internal Reference的官方杂志发表一篇文章，文章中说，与我们相比，越南面临的来自意识形态的阻力较少，跟我们相比，在越南很少有有关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六月份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就是在去年还有１７０人联名上书（他们中间很多人都是之前的高级官员）指责当领导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
胡主席当然不想减弱党的影响力，更不会允许建立反对党。１２月１０日，在纪念世界人权宣言６０周年的活动中，大约３００名知识分子举行签名活动 勇敢地要求政治自由，他们其中的一些人已经遭到了政府的拘捕和讯问。胡主席已经为重构党的基层组织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政府的大笔资金），这些组织在国企倒闭和民企崛起的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党中央派出了数千个工作组劝说私企建立工会（在中国工会是由党控制的）和党委会。
这样在工作也面临是阻力，尤其是在外企。在中国拥有１００家超市的美国零售商沃尔玛是尤其顽固的一个。２００６年，在共产党的官员和沃尔玛的代表进行了马拉松似的会谈之后，沃尔玛终于同意（勉强地）建立工会。官员们在工会主席王兆国的授意下，还要求建立党委会。在４００多名员工中只有６名党员，这６名党员认为，在沃尔玛不需要党委会。但是公司屈服了，然后别的公司也相继屈服。到２００６年底，已经有三分之二的非公有制企业建立了党委会。
在今年初，一些官方报纸发表了有关“解放思想”的文章。一些中国学者公开请求新一轮的政治改革。但是这一年危机重重——三月西藏的暴乱，五月造成几万人死亡的地震，这些负面的因素一定会消解北京奥运的正面影响，在奥运期间官方要竭力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现在中国政府担心的是由于世界经济危机影响中国经济而引发中国的社会动荡。民主，再等等吧。
文章出处：译言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