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有幸在中州大学听了一次袁庾华老师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报告，感慨颇多，在此略作整理，希望与同样关注此问题的同道做些交流。

    袁老师的报告题目虽然是有关中国的改革开放，但其内容主要讲的是中国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发展，且对那段时间的发展评价极高。

当然，有关此问题可以见仁见智，有很多不同的评价。不过那个时期发展速度极快也确是事实，甚至于比起当前为捞政绩所造成的经济增长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报告会结束后，在当面与袁老师交流之时，我向袁老师提了一个问题：支撑当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是效率的增加还是要素的投入？ 

    对于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来说，这应该是主流经济学惯有的思维。研究一个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找出其增长的原因至关重要。而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增长的类型包括技术进步推动的内涵型增长和人力财力物力堆积起来的外延型增长。故此，首先要弄清楚当时的增长模式属于哪种类型。

    当前，国际上最流行、最好的经济学教材在国内基本上都可以找到。但是，虽然当今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却很难在这些教材之中看到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分析。以德怀特·波金斯的《发展经济学》为例，书中宁愿用印度、马来西亚这样的南亚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典型，也不愿选用中国经济发展的案例。

    这种情况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闭之中，国外学者对中国的情况缺乏了解，再加上中国的国情也确实复杂，分析起来较为困难；另一方面，也可以从中看出国内经济学研究的滞后，国内学者对本国经济的研究成果尚未达到进入经济学主流教科书的水准。而这其中，统计数据的缺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制约因素。

    如果能从袁老师那里找到一些这方面较为权威的资料，自己就可以运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一些分析，看看是否还能得出和袁老师同样的结论，这对于自己的研究也是大有裨益。可惜的是袁老师那里并没有这种资料，而他对于提问的回答也较为模糊：对于当年的经济建设来说，效率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应该是当时的那种公平。

    从这一回答之中，我们可以看出，虽说没有对此做过深入的研究，但袁老师显然也并不认为当年的经济增长是纯粹的技术进步所致，他所认为推动那段时间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人们对于当时社会的那种认同感，而其最主要的表现便是公平。

    这里先来看是否当时社会中所有人都感受到了那种公平？面对这一问题，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公平的确是当时的主流声音，劳苦大众确实认为自己从革命中受益了。但在这些主流的声音之中，那些被打倒的阶层显然不会认为这种情况是公平的。但也正是他们这种不公平的感受，才使更多的人感到了当家作主人的感觉，也才有了当年那种革命热情。

    其次，我想袁老师的本意应该并不是说这种感受是推动当时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否则这就成了一种唯心的观点，毕竟人们肯定不能只靠精神活着。据此来看，袁老师所说的应该是当时造成这种“公平”感的社会环境，而这在经济学中称之为制度。

    的确，制度保障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其虽然不能直接推动经济发展，但可以通过降低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为社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使得效率提高和财富增长。如果用新古典的增长模型来分析，其全要素生产率必然是相当高的。而当时所采用的降低交易费用的方法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量打破以前所固有的产权关系，进而再控制各种社会资源，依靠中央计划进行调配。而这种模式也恰好迎合了这个贫穷国度中大多数人的观点，从而在短期内激发了更大的创造力。

    但是，这种制度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并非总是有效，其在静态模型——假定规模报酬不变——中分析是有效的，但在动态模型中，随着规模报酬的递减，这种发展模式显然无法持续。

    随着时间的推移，靠打倒别人所获得的那种公平感逐渐减弱，人们开始了在“公平”环境中的比较，“搭便车”的情况也越发严重。看着比自己干活少的人拿到了和自己一样的报酬，谁又愿意用自己的劳动去养活别人呢？于是，经济开始出现问题。

    制度经济学中对此有颇为精妙的解释，在此，我也不必再做重复，就引用一下周其仁近日在《南方周末》发表的一片文章的片断吧：

    计划经济的一个思想起源,是公司理论。马克思论述过,大公司内部有计划,而整个社会无计划,正是这个矛盾将把资本主义推向灭亡。那时的看法,是生产力越来越社会化,所以公司就会越来越大,直到覆盖整个经济,把大公司的内部计划变为全社会的计划。这样看,计划经济的理论,其实最早就是一个关于公司的理论。列宁讲得更清楚,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就是把全体社会成员都变成国家公司的雇员,整个经济就是一个超级的国家公司。

    科斯回顾他的公司理论时,明确讲,他自己曾经受到列宁上述思想的影响,即国家也可以看做是一个大公司。当然科斯提供了关于公司的经济学分析。他首先问:在“充分竞争”的市场里,既然可以用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为什么还存在内部似乎不靠价格机制运行的企业呢?科斯的答案,是市场的价格机制有成本。这个“成本”,不是原来人们都熟悉的生产成本,而是在生产成本以外、为了完成产品的交换而发生的交易费用。随着市场的扩大,交易费用要耗费很多资源。在一些场合下,把运用价格机制的“市场协调办法”,换成在内部不讲价钱、靠命令指挥的“企业协调办法”,可以显著节约交易费用。按照科斯的这个理论,公司无非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组织。

    非常有意思,科斯是从“完美市场”出发,发现了市场交易存在费用,然后走到了市场里的企业组织。不过,科斯可没有走到国家超级公司那么远,因为他的分析还顾及到另外一个成本,即“组织成本”———当公司把原本通过市场交易的活动集中到企业内部之后,公司组织的成本(包括决策、监督、管理的成本)就上升了。

    完整地看,科斯的企业理论就是同时考虑两种成本:公司可以节约市场交易的费用,但又必须为此支付组织成本,当公司节约的交易费用与由此增加的组织成本在边际上相等的时候,公司与市场的边界就确定了。科斯用了他老师当年用过的一个形象的比喻,真实的市场经济好比大海,公司就是海洋中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岛屿。在科斯看来,在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并存的真实世界里,海洋不可能覆盖一切,岛屿更不可能覆盖全部海洋。

简单一点说，由于计划经济下国家的组织成本太高，把当初节约下来的交易成本全部抵销，到最后只剩下负值，经济无以为继，改革也就被迫开始。

在此，我无意深究那段时间的历史和具体问题，而更关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今后中国发展方向。对于今日中国，也只有未来才是每一个人的希望。

作者：天华，电邮aegeantianhua@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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