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開年以來超想看一部電影,既不是阿凡達,也不是孔子,而是麥特戴蒙和摩根費里曼領銜主演的「打不倒的勇者」─演員卡司固然可觀,同時也想藉此重溫年少時馳騁在南海沙漠的美好舊夢。不過好友王文華很早以前就澆我一盆冷水:這部片子要看要快,因為它有二件要素註定不會在台灣走紅:其一是演員陣容太「黑」,台灣人還是對金髮碧眼的老外較有興趣;其二,雖說運動勵志型的電影有一定的市場,但橄欖球是台灣人不熟悉的運動。
媒體專家的預測果然奇準無比。年前一週休假想要去電影院碰碰運氣,但整個台灣已經只剩一家基隆和一家南投的戲院還在上映了。無奈之下,只好回頭閱讀原著,希能稍解乾癮一二。
約翰‧卡林所寫的「打不倒的勇者」(Invictus),以時間為經,偉人曼德拉個人的遭際為緯,娓娓道來1990到1995年,發生在南非這個「彩虹國度」的族群猜忌、互動、容忍,最後藉由一場世界杯橄欖球賽,成功塑造一個全新國家的動人故事。譯筆不算全然流暢,但故事的本身已夠引人入勝─好的故事就是個有機體,它自然而然就能敲開你的心扉,震動你靈魂深處的鐘鼓,讓「感動」的熱流瞬間迸發到每一條微血管的末梢。
好的運動故事尤其如此。堂堂正正地比,簡簡單單地贏,光明磊落地輸。它在團結人民方面,比教條式的宣傳強大千百倍。曼德拉自己便有深刻的體認:「運動足以改變世界,也足以激動人心,運動也具備無與倫比的力量,可以將人民團結在一起。比起政府的力量,運動更能打破種族藩籬。」
這就是1994年的南非所需要的。民主似乎有成,總統已經民選─占全國合格選民89%的黑人選民選出了他們心中的英雄曼德拉,成為新南非共和國的總統。
但這民主的外殼遠遠不能解決當時的困境,國家瀕臨內戰分裂的邊緣,右翼白人夢想建立血統純正的「波爾邦」,而受壓迫欺辱的黑人則理所當然地想討回公道。三十年的種族隔離,在不同族群間造成了難以逾越的鴻溝。不過,縱使多數黑人能夠原諒,願意接納白人做為同胞,南非的白人們就是不能相信:曼德拉可以把生活突然變得這麼美好。白人世代傳承的經驗也不斷提醒他們─不能相信黑人,有一個極右翼派首領的心聲恰足為證:「人們說了太多美妙的願景,但是,保證在哪裡?我拿甚麼去向我的同胞保證永遠不會改變?」
正如曼德拉的法律顧問尼可拉斯‧海森─他是一位白人律師,所形容的,這項融合族群的任務,時機迫切且意義重大:「義大利的建國英雄加里波底 (十九世紀60年代),當他完成了所有軍事任務之後,他說:我們已經創造了義大利,現在我們該創造義大利人了。」
而做為南非白人最畏懼的角色,曼德拉充分掌握了這個歷史的機遇。橄欖球一向被視為白人的運動─肌肉發達的兇狠荷裔白人,是欺壓本地祖魯班圖原住民的元凶與象徵。曼德拉並沒有利用這個機會窮追猛打─「你大可預期當他掌權之後會說甚麼,最可能的是,我要逮捕你,我要轉型正義…但他顛覆了所有復仇與懲戒的刻板印象。」
他選擇支持白人熱愛的「跳羚隊」,並且力拒任何「正名」的誘惑。隊名與制服象徵著白人的驕傲,他大可憑著三分之二的選票多數,大筆一揮,改成「南非民主紀念隊」或是「祖魯精神隊」之流。剛好相反,他穿上原本的球衣,戴上以前的壓迫者所戴的球帽,風塵僕僕,諄諄勸說噓聲四起的黑人同胞,勸他們體會白人少數的心,勸他們支持這項白人的運動。比賽結果天從人願,南非大爆冷門,力敗紐西蘭「黑衫軍」,在汗水淚水交織的歡呼聲中,曼德拉走上球場頒獎,並向球場六萬二千名觀眾致意─大多數是荷裔白人。
這些,原本該是死硬派白人至上主義的支持者,鎔化在新生民族的激情裡,高喊著「曼德拉,曼德拉」,「臉上滿是眼淚,不斷喃喃自語,那是我的總統……那是我的總統……」我們再藉著作者的筆,體現一下當時的場景與群體心理的微妙轉變:
「當現場歡聲雷動,你就可以清楚知道,他是全南非的總統,沒有一票反對他。沒錯,一年前的就職演說確實很偉大,但那就是一場選舉的結果而已,總是會有人勝利,有人落敗。但現在,我們都站在同一陣線上,沒有任何一張反對票,今天,他就是我們眾人敬愛的國王。」
屠圖樞機主教也由衷佩服曼德拉的政治智慧:「這一場比賽的效果比政治家或是主教演講一千遍都有用…讓我們理解到,我們能夠站在同一邊,也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團結成一個真正的國家。」另一位政治受難者謝施瓦講得更好:「那個當下,我了解到,我們爭取解放其實並不全然是為了要讓黑人脫離桎梏……遠不僅如此,我們也得讓白人掙脫恐懼與罪惡感的束縛。現在就是了。你聽到這些高喊曼德拉的聲音─他們的恐懼都消失不見了!」
就這樣,不需要叫囂叫陣,不需要道歉謝罪,也不需要流血自焚黃橙絲帶,南非的「寧靜革命」就在一場橄欖球賽的喧囂激情之中完成。而這種革命,「……是一種全新的革命形式,不是將敵人全數殲滅,然後從一片廢墟之間從頭開始,而是讓敵人也一同加入,在既有基礎上,謹慎而穩重地繼續建立更高的成就。……革命的構想,重點並不在於摧毀既有的種族隔離結構,而是重視更長遠的,塑造所有南非人民團結與和諧,就這樣,曼德拉打破了歷史的窠臼。」
其實歷史的窠臼早在二千七百年前,當古羅馬的建立者羅慕路斯,領導與薩賓族爭奪生存空間之戰時便已打破。羅馬與薩賓族之戰,總共發生四次,羅馬人稍占上風。最後在嫁給羅馬人的薩賓婦女懇求下,勝者羅馬與敗者薩賓二族以平等地位合併,所有薩賓族人都與羅馬人一樣享有公民權,薩賓族長老也可以出任元老院議員。這種精神貫注在日後羅馬的對外關係上,導致許多戰敗者不斷加入「羅馬人」的陣線,很多後來竟然變成羅馬的統治者,最有名的就是凱撒的這一支。這樣不斷吸納有生力量,羅馬愈戰愈強,愈敗也愈強。正如史家普魯塔克在「列傳」一書中說:「同化戰敗者是羅馬強大的最主要因素。」**
這就是寬容的力量。胸襟百千丈,眼光萬里長,這樣的勇者永遠打不倒,這樣的境界,也是叫囂「徹底殲滅」,以為治國 = 選舉與分贓的鄙俗政客,永遠達不到的。
* 文中所有引號內文,均引自「打不倒的勇者」原書
** 引自鹽野七生「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