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結論先行

2026 年 6 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DNI,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加巴德（Tulsi Gabbard）於卸任前公開一批解密文件，指控佛奇（Anthony Fauci）資助武漢病毒研究所（WIV,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功能增益研究（gain-of-function research）、操弄情報界評估，並於 2024 年國會宣誓作證時說謊。此事占據新聞版面、引發高度關注，但從美國憲法上的赦免權（pardon power）來看，其在聯邦刑事追訴層面的效果接近於零。

原因單純：加巴德所列舉的每一項涉罪情事——資助危險研究、操弄情報界、2024 年對國會偽證——行為時點全數落在拜登（Joe Biden）赦免令所涵蓋的期間之內。換言之，起訴的大門在 2025 年 1 月就已被合法地關上。

因此本文的核心判斷是：就赦免涵蓋範圍（下稱「射程」）所及的聯邦刑責而言，加巴德的公開只剩政治效應。但這個判斷必須精準界定，不能擴張為「佛奇從此一切免責」——這正是讀者最容易被誤導之處。本文將特別處理兩個看似可乘之機的法律問題：佛奇在國會說謊，為什麼不算「國會藐視」？他有沒有可能觸犯州法，而被州檢察官繞過赦免令起訴？

貳、分析框架

要判斷加巴德的公開主張佛奇有罪，「有沒有法律效力」，須依序回答四個問題。第一，加巴德究竟指控了什麼、性質為何——是「指控」還是「已認定的罪行」？第二，拜登赦免令的射程到哪裡——時間範圍與事項範圍各及於何處？第三，把前兩者疊合，哪些落入射程、哪些落在射程之外？第四，那些「落在射程之外」的理論缺口——國會藐視、州法犯罪——套用在佛奇身上，到底開不開得了門？最後，再回頭檢驗這份赦免本身是否合憲、有無可受司法挑戰的弱點。

參、事實基礎

加巴德的公開內容。 依 ODNI（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第 11-26 號新聞稿（2026 年 6 月 18 日發布），加巴德於卸任前指控：佛奇以 NIAID（National Institute of Allergy and Infectious Diseases，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主任身分，動用美國納稅人數百萬美元資助 WIV 對蝙蝠冠狀病毒之功能增益研究，該研究現被廣泛視為引發疫情的非蓄意實驗室洩漏來源；並指控佛奇與情報界內政治化的職業高層合作，壓制實驗室洩漏真相，且於 2024 年國會宣誓作證時說謊。加巴德並於 6 月 19 日於 X 平台發文重申上述指控。

此處須向讀者提醒一個關鍵的性質界定：加巴德公開的是「指控與文件」，不是「已認定的罪行」。新聞稿通篇使用「指控」「揭露」「吹哨者證詞」等措辭，且多項已移送情報界督察長（Inspector General）調查——代表這些情事尚停留在調查層次，未經任何司法機關認定有罪。讀者熟悉的「起訴不等於有罪」法理，此處同理：情報機關的解密指控，距離刑事定罪還有整個審判程序的距離。

拜登赦免令的內容。 依美國司法部公布的赦免令（Pardon Warrant），拜登給予佛奇的是一份完整且無條件的赦免（full and unconditional pardon），涵蓋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至赦免日止、佛奇於擔任 NIAID 主任、白宮冠狀病毒工作小組成員或總統首席醫療顧問期間所為或參與之、且與其上述職務相關的任何聯邦罪行。赦免令簽署日為 2025 年 1 月 19 日，公布於 1 月 20 日川普就職前數小時。

此處有兩個技術細節須校準，否則容易誤判射程。第一，這不是「赦免前 10 年內任何罪行」，而是「固定起算日＋事項關聯」的雙重限定：起算日是固定曆日 2014 年 1 月 1 日，不是從赦免日往回推算 10 年的浮動區間；其法律性質為「固定期間赦免」（fixed-period pardon），與 1974 年福特（Gerald Ford）赦免尼克森（Richard Nixon）的型態同源。第二，涵蓋範圍限於「與其公職相關」之罪行，與佛奇公職無關的私人犯罪不在其內——但加巴德所指控的每一項，本質上都是「行使或濫用其公職」的行為，恰恰落在「與職務相關」的核心範圍。

肆、逐項分析：射程內，還是射程外？

把加巴德的指控逐一放進赦免令的射程框架，結果如下。

第一項，資助 WIV 功能增益研究。 此行為發生於疫情爆發前，依加巴德新聞稿亦指向 2014 年後之 NIAID 撥款，完全落在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算的期間內，且屬「NIAID 主任職務」核心。射程內，已赦免。

第二項，與情報界合作壓制實驗室洩漏真相、操弄情報界評估。 依公開文件，相關互動集中於 2020 至 2021 年（含一場 2021 年 6 月與 CIA 人員的會議），落在期間內，且屬其疫情期間公職角色。射程內，已赦免。

第三項，2024 年向國會宣誓作證時說謊。 這是判斷全案性質的關鍵。佛奇於 2024 年（疫情後、卸任後）向眾議院冠狀病毒疫情特別小組委員會作證，該作證行為的時點明確在 2025 年 1 月 19 日赦免令簽署之前。依赦免令「至赦免日止」之文義，此偽證行為落在涵蓋期間內。

此處須區分兩個層次以求精準：偽證罪固然屬刑事犯罪，但赦免射程的判斷標準是「行為時點是否在期間內」，而非「該罪嚴重與否」。2024 年的作證，無論其內容是否構成偽證，行為都發生於赦免日之前。換言之，即便加巴德此次公開的文件足以證明佛奇 2024 年所言不實，檢方也無法就此 2024 年的偽證行為提起聯邦追訴——因為它早在 2025 年 1 月就被預先赦免了。

逐項結論： 加巴德列舉的三項指控，行為時點全數落入赦免射程，全部已被涵蓋。這是本文「只剩政治效應」論斷的事實基礎。

伍、看似可乘之機（一）：向國會說謊，為什麼不是「國會藐視」？

論及赦免的限制時，常有人指出「國會藐視（contempt of Congress）不在總統赦免範圍內」，並順勢推論：佛奇既在國會聽證會上說謊，何不以國會藐視追訴，繞過赦免？這個推論混淆了兩個構成要件完全不同的罪。釐清此點，須先把「向國會說謊」可能該當的三條罪分辨清楚。

國會藐視（2 U.S.C. §192）處罰的是「不配合」，不是「說謊」。 此罪的構成要件是拒絕到場、拒絕作證、拒絕提交傳喚文件等對抗國會調查強制力的行為。其侵害的是國會的調查權本身。佛奇的情形恰恰相反：他有到場、有宣誓、有作證——問題出在「所言不實」。一個有問必答但答得不實的證人，與一個拒絕回答的證人，侵害的是不同的法益，自然落入不同的罪。

向國會說謊，落入的是偽證罪或不實陳述罪。 經查證美國法，宣誓後在國會聽證之不實陳述，構成偽證罪（perjury, 18 U.S.C. §1621）；§1621 明文適用於「立法、行政或司法」程序中的宣誓不實陳述，國會聽證正在其列。若未經宣誓而為不實陳述，則構成對國會的不實陳述罪（false statements, 18 U.S.C. §1001）。兩者與「國會藐視」是並列的三條罪，構成要件互不相同。

關鍵結論：佛奇的偽證「不算國會藐視」，不是因為赦免令把它排除，而是因為它本來就不是國會藐視這個罪。 它是偽證罪。而偽證罪屬聯邦罪，行為時點（2024）在赦免日前，已被赦免令涵蓋。所以這條「國會藐視」的路，對佛奇而言根本不存在——不是被赦免堵住，而是罪名根本不對。把這條路誤認為赦免的漏洞，是把「向國會說謊」與「國會藐視」當成同一回事的結果。

陸、看似可乘之機（二）：州檢察官能否繞道起訴？

另一個常見的推論是：總統赦免只及於聯邦罪，不及於州法犯罪；那麼佛奇是否可能觸犯某州的州法，而被州檢察官繞過赦免令起訴？這個推論在理論層次正確，但遺漏了一個決定性的前提要件。

雙重主權原則的啟動條件，是「同一行為須同時違反州法」。 美國的雙重主權原則（dual sovereignty doctrine），經聯邦最高法院於 Gamble v. United States（2019）再次確認，允許州與聯邦就同一行為各自追訴而不違反一罪不二罰（double jeopardy）。聯邦赦免確實「管不到」州的追訴。但這條原則的啟動，前提是該行為「同時違反聯邦法『與』州法」——州檢察官要起訴，必須先有一條被違反的州法犯罪構成要件作為管轄基礎。

佛奇的涉罪情事均屬「純聯邦性質」，找不到州法對應。 將佛奇被指控的行為逐一檢視：以聯邦機關（NIAID）首長身分動用聯邦經費資助研究、向聯邦國會作證、影響聯邦情報界評估——這些行為的侵害對象、規範依據、管轄權基礎，全部指向聯邦。「對美國國會說謊」不是任何一州的州法犯罪；「聯邦官員濫用聯邦職權、誤用聯邦經費」也不是。沒有可對應的州罪，州檢察官即無管轄權，雙重主權原則根本無從啟動。

關鍵結論：州法繞道在理論上存在，但在本案幾無現實可能。 不是因為赦免令把州的追訴權也涵蓋進去了（它做不到，也沒有），而是因為佛奇的行為自始就沒有踏進任何州的刑事管轄領域。這條路不是被赦免堵住，而是根本無門可繞。

柒、兩道真實的例外界線

釐清了兩個「看似可乘之機」其實開不了門之後，「只剩政治效應」這個結論仍須設下兩道真實的防線，否則就會滑向「佛奇從此一切免責」的過度推論。

界線一：赦免不及於赦免日之後的新行為。 美國赦免權有一條鐵則——赦免只能及於「已犯之罪」，不能赦免尚未發生的未來行為。早在 1867 年的 Ex parte Garland 案，聯邦最高法院即確認赦免僅及於已犯之罪。因此，若佛奇在 2025 年 1 月 19 日之後另有新的不實陳述、妨害司法或其他新行為，則不在此赦免範圍內，仍可被追訴。加巴德此次公開的若僅是「舊行為的新證據」，不生新的追訴空間；但若引出佛奇在赦免日後的任何新作為，性質就完全不同。

界線二：赦免僅及於聯邦刑責，不及於其他責任。 美國總統的赦免權限於「對合眾國之犯罪」（offenses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即聯邦刑事責任。它不及於民事損害賠償責任，也不及於行政懲處（如撤銷、停止特定政府職務資格等）。因此即便聯邦刑責被赦免，理論上仍存在非刑事的追究責任途徑。把這道界線講清楚，「只剩政治效應」的論斷反而更精準——它界定了「在聯邦刑事追訴的範圍內」只剩政治效應。

（須補充：前述「州法犯罪不被聯邦赦免涵蓋」本身也是赦免的一般性限制，但如第陸節所述，該限制在佛奇案因欠缺州罪對應而無從適用。一般性限制存在，不等於本案存在實際缺口——這是兩件事。）

捌、這份赦免合憲嗎？以及它的技術性弱點

最後回答最關鍵的憲法問題：拜登這份涵蓋如此寬泛、且在任何起訴之前就頒發的「先制赦免令」，合憲嗎？

就合憲性而言，在現行判例下幾乎可確定合憲。 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二項僅規定總統就「對合眾國之犯罪」有赦免權，唯一明文例外是彈劾案件，文本未設任何時間、罪名特定性或「須已起訴」的門檻。此赦免權被認為是「全權的」（plenary），國會與司法部門原則上不得限制。Ex parte Garland 確認赦免權之「無限制」性質，並擴及尚未開始法律程序之罪行；福特赦免尼克森的「固定期間、未具體指明罪名、起訴前」型態，更是直接的先例範本。佛奇這份赦免與之同源，合憲性難以挑戰。

但有一個尚未經法院確認的技術性弱點，必須誠實指出。 這種對「未具體指明之罪行」所為的概括赦免，學理上稱為「開放式赦免」（open pardon），其法律效力至今未經司法機關實質審判確認。福特赦免尼克森採同一型態，其效力同樣從未被法院檢驗過。

此處須將兩個層次分開，這也是本文方法論上最須謹慎之處：「總統有無此赦免權力」（合憲性問題）與「某具體罪行是否確實落入赦免射程」（射程解釋問題）是兩回事。前者幾無疑問；後者則留有理論上的爭訟空間——假設將來在繼任的 DNI（川普已提名 Clayton 接任）支持下，檢方真就某具體罪名起訴佛奇，並主張「該罪與其公職無關」或「行為時點不在期間內」，理論上仍可能就「射程是否涵蓋」進行訴訟。但須強調：這是赦免範圍的解釋爭議，不是赦免本身違憲的問題。對佛奇而言，這道理論上的縫隙極窄——如前所述，加巴德的三項指控在事項與時間上都緊貼赦免射程的核心，難以主張落在射程之外。

給讀者的比較法提醒。 切莫把我國的違憲審查框架套進美國的赦免權。美國總統赦免權是行政權內的全權裁量，不存在類似我國憲法法庭得審查其「比例原則」的機制。因此「合憲嗎」這個提問，在美國語境下的答案幾乎只能是「總統有無此權限」（有），而非「該赦免是否通過某種實質正當性審查」。將我國式的審查強度套入，會得出失準的結論。

玖、綜合結論

把各層次疊合，結論清晰：加巴德公開的佛奇 COVID 溯源相關涉罪情事，在「聯邦刑事追訴」這個層面上，拜登早在 2025 年 1 月就以一紙合憲的先制赦免令，將追訴的大門合法關閉。加巴德此舉的法律後果有限，主要是政治宣示——讓選民「知道」她所主張的真相，而非啟動任何可行的聯邦追訴。

至於兩個看似可繞過赦免的缺口，查證後都證明對佛奇關不上門：向國會說謊構成的是偽證罪而非國會藐視，而偽證已被赦免涵蓋；州法繞道則因佛奇行為純屬聯邦性質、欠缺州罪對應而無從啟動。「只剩政治效應」這個結論，經此檢驗不僅維持，反而更加鞏固。

但這個結論必須界定在兩道防線之內：它指的是赦免射程所及的聯邦刑責；不及於佛奇在赦免日後若有的新行為，也不及於民事與行政層面的責任。至於赦免本身，合憲性堅實，唯一未定的是「開放式赦免對未指明罪行的射程效力」這個尚未經法院檢驗的技術爭點——而對緊貼射程核心的佛奇而言，這道縫隙幾乎沒有可乘之機。政治的喧囂仍會持續，但法律的判斷已然落定。

拾、附論：autopen 簽署爭議，為何同屬「政治遠大於法律」？

行文至此，讀者或會追問：既然拜登特赦如此堅實，川普團隊為何仍持續主張這些特赦「無效」？其所持的理由——拜登多份文件係以 autopen（自動簽字機）代簽、拜登本人未必在場甚至不知情——能否成為推翻特赦的另一條路？本附論說明：autopen 之爭，與本文主旨所論的加巴德公開，在法律結構上是「同一種動作」——法律效果趨近於零，政治效應為主。釐清這一點，正可印證並強化本文的核心判斷。

一個常見但顛倒的因果想像。 容易產生的直覺是：「正因為拜登特赦範圍廣泛、實體上難以推翻，川普團隊『才』轉而攻擊簽署程序（autopen）。」這個因果鏈聽來合理，卻在法理上顛倒了問題的性質。它隱含一個前提——autopen 主張是「實體推不翻時的次佳迂迴路徑」，似乎較有勝算。但事實恰恰相反：autopen 這條路本身，在美國法下同樣（甚至更）走不通。正確的圖像不是「實體推不翻，所以改走 autopen」，而是「實體與 autopen 兩條攻擊路徑，在法律上皆難成立」。

為什麼 autopen 主張難以成立？三項事實。 第一，美國憲法第二條第二項僅規定總統有赦免權，通篇未提及「簽署」或「簽名」；對照憲法第一條第七項對「法律」明文要求總統「簽署」（shall sign），赦免權的條文刻意沒有此要求。有憲法學者甚至指出，赦免決定可以是口頭的，連書面都未必需要，遑論親簽。第二，美國司法部法律顧問辦公室（OLC, Office of Legal Counsel）早在 2005 年小布希任內即出具備忘錄，明確認定總統得指示下屬以 autopen 代簽，不需親自完成簽署的物理動作——此見解反而為拜登提供了法律掩護。第三，更根本的是，特赦一經有效頒發即無從撤銷：憲法學界對此「一致同意」（universal agreement），並無任何憲法機制可在特赦頒發後予以推翻；一份有效特赦的生效要件，依 Burdick v. United States（1915）僅為「受赦免人接受」，憲法未規定任何事後撤銷的途徑。歷任總統（歐巴馬、甘迺迪，乃至傑佛遜的機械複寫裝置）皆曾使用 autopen 或類似裝置，益見此非新事。

性質界定：政治宣示，而非成形的法律立場。 須提醒讀者，此 autopen 立場的性質與射程，比表面所見更為浮動。其一，它主要以社群媒體宣告的形式出現（如川普於 2025 年 3 月、12 月的 Truth Social 貼文），白宮發言人面對「白宮律師是否認為總統有此權限」的直接提問時甚至予以迴避，改稱重點在於「拜登本人到底知不知情」——這顯示連白宮自身都未必將其當作一個站得住的法律主張，而更接近政治質疑。其二，是否確以 autopen 簽署特赦，至今未經證實（多家查核機構均載明 "uncertain / not clear whether Biden used an autopen"）。換言之，這個主張連事實前提都尚未坐實。

真正的戰場，在敘事而非法庭。 autopen 爭議真正的作用，不在「特赦能否被法院推翻」（這在法律上已近乎定論：不能），而在於它作為一種政治敘事工具的功能——透過質疑「拜登本人是否知情」，將攻擊焦點從「特赦的法律效力」悄悄轉移到「拜登執政正當性與認知能力」這個政治命題上。白宮發言人那句「重點是拜登到底知不知道」，正是這個轉移的縮影。其設計目的，或許從來就不是真要在法院推翻特赦（明知難為），而是維持一個政治質疑的火種。

與本文主旨的呼應。 至此可以看出，加巴德的解密公開與 autopen 的簽署攻擊，在結構上完全同構：兩者都是「法律效果趨近於零、政治效應為主」的動作。加巴德公開的指控，因行為時點全數落入赦免射程而無法轉化為聯邦追訴；川普團隊的 autopen 主張，因憲法未要求簽署、行政見解早已肯認、且特赦無撤銷機制而無法推翻特赦。一個從「揭露罪行」入手，一個從「否定簽署」入手，殊途而同歸——皆止於政治場域，皆難越雷池進入法律場域。這正反向印證了本文的核心定論：在聯邦刑事追訴這個層面上，拜登的赦免令早已落下，且穩固到連 autopen 之爭也撼動不了。

本文為法律與時事評析，非針對個案之法律意見。文中所述美國法制度與我國赦免制度差異甚大，讀者切勿逕予比附援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