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史話－從自由到壟斷
2012-04-28 01:09 旺報 【文／朱嘉明】


中國成了美國《1934年購銀法》最直接和最大的受害者。日本浪人甚至在華北進行大規模的武裝走私白銀。

　1934年上半年，在美國總統羅斯福簽署了《1934年購銀法》之前，中國白銀的外流之巨之快，已經難以控制。而美國《1934年購銀法》公布，立即刺激了世界白銀價格上漲。對中國業已嚴重的白銀外流是「火上澆油」，引爆了從1934年夏季至1935年的「白銀風潮」。中國成了美國《1934年購銀法》最直接和最大的受害者
中國的經濟情況與西方國家大為不同。1934年，中國經濟進入蕭條。進入1935年，中國已經陷於全面經濟衰退，美國《1934年購銀法》對中國經濟的骨牌效應全面顯現，形勢壞到不容再拖的地步：白銀存底繼續減少、通貨緊縮、利率上升、公債跌價、銀行倒閉、物價下跌、企業破產、失業增加，而且涉及貨幣經濟的主要環節，其嚴重性和複雜性超出預期。

　具體而言：一，民眾恐慌愈演愈烈，擔心通貨與白銀之間的紐帶可能切斷，通貨不能兌成現銀，出賣白銀、換購黃金、將鈔票兌換現銀。1935年初，政府為了加強民眾信心，不得不進口了幾批白銀，沒有效果。二，農民和農業惡化，蕭條的衝擊是不平衡的，「它首先在農村地區內表現突出。農產品和農業原料價格的跌落，要比工業產品價格的跌落來得迅猛。」加上天時不利，使得中國鄉村從1931年到1934年發生了經濟大衰敗。
朝野願放棄銀本位

　到了1935年，南京政府不僅認識到國民經濟的嚴重局勢和成因，而且開始決策貨幣改革，試圖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上有所作為。社會有識之士不論政治傾向和思想體系，都轉向支持更徹底的幣制改革。朝野達成共識：只要繼續銀本位，中國貨幣經濟受制於國際白銀價格，非中國可以左右，白銀價格的上升引發嚴重的通貨緊縮，白銀價格下降則導致通貨膨脹。任何在銀本位框架內的改革，都沒有出路。

迫在眉睫的中日戰爭，逼迫貨幣改革上馬。

　從1931年到1935年，影響中國貨幣改革的主要理論有三：

　一，貨幣論者。代表人物是顧季高、陳光甫，主張借助產銀國與用銀國之間的合作，盡可能減少銀價的波動，避免因為國際銀價的上升而白銀外流；二，貿易論者。代表人物是馬寅初、劉大鈞，提倡保護關稅，限制進口，以期減少入超，實現國際收支盈餘。主張這種理論的學者，還寄希望於國內的白銀價格下降，以刺激對外出口。三，馬克思主義論者。包括錢俊瑞、陳翰生、章乃器、孫冶方等，主張通過社會革命剷除帝國主義及其封建代理人，建立獨立自主的經濟體系，從根本上解決貨幣經濟背後的問題。他們反對高估貨幣的作用，甚至不主張進行幣制改革。

　這三派最後求同存異，一致呼籲實行法幣政策。一些有影響的金融團體，例如上海中國銀行公會，以及自始即致力於金融建設的國民政府都已對銀本位制度被動機能失去信心，一致認為必須加速建設現代的貨幣金融制度。這時，作為「國父」的孫中山所主張的「錢幣革命」，即實施紙幣替代金屬貨幣的思想是國民黨主導的1935年幣制改革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也為此次改革提供了「合法性」依據。

　此外，銀行家和現代工商企業家寄希望透過幣制改革以扭轉日益惡化的經濟大環境。

　幣制改革決策

　南京國民政府一成立，就設置了全國經濟委員會，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孫科和汪精衛是常委。這個委員會對1935年幣制改革決策堪稱重要。1933年「廢兩改元」後，國民政府財政部還成立了「幣制研究委員會」。國民政府清楚地認識到，國家命運繫於這次貨幣改革，這是涉及經濟、社會、政治的巨大改革，需要重視中國貨幣經濟的特殊性，與國際貨幣經濟體系的接軌方式，政府、市場和貨幣金融制度的關係，以及民眾的預期心理。

　風險判斷。嚴格說來，1935年的中國尚未具備幣制改革的基本和「技術性」條件，比如：財政赤字數額甚大；國際收支持續巨額出超；外匯儲備縮減；1935年11月中旬，國民黨政府手中的外匯基金只有3千萬美元。而且所謂的外匯儲備三分之一以上是英鎊。隨著二次世界大戰的逼近，英鎊的貶值，意味著外匯儲備的貶值。中央儲備銀行尚未建立。此外，中日戰爭逼近，對紅軍戰爭沒有結束跡象。

　紙幣不適中國

　南京國民政府缺乏在財政和貨幣領域的「支點」：在財政領域，儘管進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所能調動的財源並不充裕；對於實行赤字財政沒有把握；在金融領域，貨幣金融制度處於整體性落後狀態，「由於中國金融業不夠發達、金融市場不夠完善，大部分投資者必須首先是儲蓄者。

　因此，對於國民經濟整體而言，利率對投資的意義不大。」有價證券收益率對貨幣需求無顯著影響，不存在有價證券與貨幣需求的替代及相應的市場利率問題。加上由於供給約束型，透過提高利率，誘使民眾壓低消費和增加存款的道路已經不通。所以，南京國民政府寄望於幣制改革作為突破口，是充滿風險的。

　迫在眉睫的中日戰爭，逼迫貨幣改革上馬。南京國民政府擔憂這項計劃為日本獲悉，不得不對貨幣體系改革進行極其迅速而秘密的決策。國民政府在1935年年初形成幣制改革的基本架構，同年11月實施。今天評價，南京政府在1935年的幣制改革決策集團是有擔當和有效率的。中日戰爭是法幣改革的重要歷史背景，不可本末倒置，認為法幣改革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導火索。」

　蔣介石的作用。蔣介石到1934年12月還聲明：「以紙幣為本位對中國是絕對不適宜的，財政也沒有採取這一措施的意圖。」國民政府的高層對於是否立即廢除「銀本位」，實行「紙幣」還沒有共識。其實這是一種策略行為。蔣介石在理念上向來贊同孫中山的「錢幣革命」思想。

　1935年，蔣介石認識到美國的白銀行動，造成政府的擴張性支出，經濟蕭條，損害了大眾對國民黨政權的支援，直接削弱蔣介石的威信。不僅如此，蔣介石還明白，唯有放棄銀本位，實行紙幣本位制，才有可能從根本上籌措經費，抵制日本侵略，打擊共產黨，緩和政府支出劇增的壓力。

　就算美國沒有抬高白銀價格，政府遲早都會脫離銀本位制。蔣介石的卓識遠見和深思熟慮，使得他將幣制改革和與國內軍閥、共產黨、對日戰爭等因素一併加以考慮，相信當時政府信用就是幣制改革的最主要基礎。所以，蔣介石勇於面對可能發生經濟、政治和國際關係方面的風險，不是推遲，而是加快幣制改革的決策和進程。

　1935年9月，蔣介石已經指出，「按照社會進化的趨勢，紙幣一定會取金銀本位而代之，成為唯一的錢幣。」這番話暗示了他在貨幣制度改革方面的態度。沒有蔣介石對頒行法幣政策積極態度，甚至直接干預法幣政策的制定和頒布，這次改革的效率會大打折扣。歷史事實證明，蔣介石確實在通過改革後的「富有彈性之幣制」，有效地籌措軍費，穩定局勢，鞏固統治，推動了「國家所有，金融壟斷」。1941年，蔣介石相當自豪地回顧1935年幣制改革：經歷了幾十年沒有實行的統一貨幣制度，經過國民政府努力奮鬥而徹底完成。


　此時，政府中不同的政治力量都支持和推動法幣改革：以宋子文，孔祥熙代表的現代貨幣體系勢力，將銀本位視為陳舊的貨幣體系；蔣介石代表的軍人以及主張政府集權的勢力認為，只有紙幣制度才可能為政府的財政需要而服務
白銀的合法出口雖被制止，但匯價波動的幅度加大。

　在1935年幣制改革中，宋子文和孔祥熙的作用至關緊要。宋子文雖然在1933年已經辭去行政院和財政部的職務，專職中國銀行董事長，掌管可觀的金融資源。此時的孔祥熙擔任中央銀行總裁和財政部長。

　宋和孔留學美國的背景，自然傾向將西方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國，建立統一財政和金融制度。但是，主張和勇氣是兩回事。在實行幣制改革的關鍵時刻，孔祥熙和宋子文不僅有歷史眼光和勇氣，求同存異，同心同德，說服美國理解和參與中國幣制改革。

　關於法幣改革初衷，宋子文為的是貨幣經濟現代化，蔣介石為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出發點未必一致，卻能相互包容，這在南京政府和重慶政府時期是不多見的。

　扭失控換喘息機會

　1935年11月2日，民眾湧入銀行提款，改存外國銀行，中央、中國和交通三大銀行及其他銀行應付不暇，市面的不安達到極點。財政部發言人雖聲明「外傳幣制改革之說，完全無稽」，但是民眾對市場前途的憂慮未能消散，政府不得不採取緊急決策，於11月3日透過廣播宣布緊急法令，財政部頒發《施行法幣公告》，全國實行貨幣改革。

　1935年11月3日，南京政府宣布幣制改革法令的時候，很多基礎工作都沒有完成。相關的法案都是在公布後再交立法院追認。前一天晚上，成立了中國銀行家組成的貨幣準備委員會，以及包括美英等國銀行家在內的諮詢委員會。

　此時，中美的談判──包括承諾中國除外匯黃金外──保持25％白銀為發行法幣之準備，希望白銀對美元的價位穩定在0.50美元等問題沒有解決。在爭取美國援助無望的困境中，甚至準備中國法幣不與任何外國貨幣掛鉤。中國政府在美國財政顧問的幫助下，決定利用世界銀價高漲之際，出售白銀，換取外匯，建立外匯對兌本位制。正是如此果斷的措施，最終扭轉了金融失控的局面，為中國換得喘息的時間。

　停止白銀合法出口

　當務之急是增加貨幣供應量，減輕銀根長期緊縮造成的後果。匯價上漲和通貨收縮成為比白銀走私更危險因素。關鍵是如何設法推動匯率上漲，減輕銀根緊張，制止物價下跌。由於擔心從根本動搖民眾信心和破壞自由市場經濟，銀元貶值和禁止白銀出口的選擇都被否定。於是，控制白銀的嚴重外流成首要目標。

　1934年10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宣布自第二天起開徵白銀出口稅，意在保護基本白銀儲備。這是南京國民政府最及時的舉措，是當時最好的辦法，或者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停止白銀自動合法出口，就是對外放棄自由的銀本位，切斷了白銀在國內國外的聯繫，為實行外匯管理政策掃除障礙。就中國內部而言，銀本位幣制仍被保留，銀行所發的鈔票是隨時可以兌成現銀的。

　白銀的合法出口雖被制止，但匯價波動的幅度加大。白銀出口稅的具體辦法是：銀本位幣和中央造幣廠的廠條徵出口稅10％，減去鑄費2.25％，淨徵7075％，銀元寶、大條和其他銀類徵收出口稅7.75％，加上原定的2.25％，共為10％；如果倫敦銀價折合上海匯兌的比價，與中央銀行當天市價核定的匯價之間出現差數，而此一差數在減除應繳納的出口稅後，仍有餘額時，則按照這一餘額數加徵白銀平衡稅。中國對白銀出口實行徵稅後，廈門、汕頭、濟南成為白銀非法流出的主要城市，不法商人透過大量白銀走私來牟利的情況嚴重。1934年12月，中國加強了緝私力度。

　國民政府在沒有足夠白銀儲備的情況下，難以進行幣制改革。為了積累法幣發行的白銀準備金，唯一的辦法就是訴諸白銀國有化。白銀國有化是以國家的名義，透過國家的信用實行白銀國有化，強制收購民間所持有的銀本位幣、其他銀幣、生銀等銀類，再以白銀本身或白銀兌換的外匯構成的法幣準備金，而法幣是不可兌換的。國民政府的法幣改革與「廢兩改元」不同，是「無中生有」。

　1935年11月4日，設立法幣發行準備管理委員會，實施法幣改革和白銀國有化。除了銀本位幣按照面額兌換法幣之外，其餘銀類各依其實含純銀數兌換。首先側重各銀行的存金：中央、中國、交通3銀行所發行的鈔票定為法幣；中、中、交3行之外，曾經財政部核准發行的銀行鈔票，准其照常行使，其發行數額不再增發，逐漸以中央銀行鈔票換回。

　商業、公司和私人的存金兌換，相對寬鬆，任其自由交出；舊有以銀幣單位訂立契約，應照原定數額於到期日概以法幣結算收付；所有完糧納稅及一切公私款項之收付，概以法幣為限，不得行使現金，違者全數沒收，以防白銀偷漏。為了穩定法幣匯價，中、中、交3行實行無限制買賣外匯。當時法幣準備金規定是60％，主要以金銀外匯充之，其中白銀準備的最低限度占發行總額的25％。政府積極籌集現金貨幣，以鞏固法幣地位。國民政府設施法幣改革的2、3年內所形成的金銀貴金屬的儲備，大部來自白銀國有化。

壟斷貨幣發行權

　1936年，財政部在接收中國通商銀行，中國實業銀行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後，股本貶值，按15％折成新股，並加入官股，使此三行成官商合辦銀行，繼而對人員作了調整。對此，蔣介石曾毫不隱諱地宣稱：「三行之增加官股，即統制金融之實施。」孔祥熙事後自詡：「政府舉措之最重要者，莫如改組中、交兩行，增加政府資本，俾於救濟改革幣制之設施上得與中央銀行通力合作，借收事半功倍之效。」

　經過這些重大步驟，國民政府大體實現了金融壟斷。從此，中央銀行集中了收歸國有的各大銀行持有的白銀和外匯，增強了政府實力，緩和了脆弱的信貸結構受到的強大壓力，並且有可能從集中起來的儲備中，分出一定數量，換成外匯和黃金，以保證對匯價的控制。國民政府通過統制銀行系統和全國的財政金融，為有效控制貨幣發行權創造了前提，為幣制改革提供金融資源、機構方面的保障。1942年，中央銀行最終壟斷了法幣發行權。

　啟動法幣改革時，金融界的決策者就已經意識到，唯一的選擇是法幣是以外匯為準備金的可兌換貨幣。原因是：一，中國本來就沒有多少黃金儲備。二，金本位體系結束之後，黃金不可能有效穩定中國貨幣的基礎。三，中國不是主要的產銀國，銀價不在中國控制之中，繼續用白銀支撐中國貨幣穩定已經不可能。

　法幣可以在市場上自由兌換外匯，必然形成外匯市場。當外匯需求增多，外匯價格上升，法幣價格相對下降。當過多用來購買外匯，外匯儲備不斷減少，外匯嚴重短缺，外匯黑市就會出現。 出口商所得外匯不易集中到央行，增加國家外匯儲備，於是進口商得不到所需外匯，以高於官價尋找其他管道購買。加上抗日戰爭爆發，日本與偽政權不斷以法幣索取外匯，外匯市場投機嚴重。「當時不論外籍財政顧問，或上海銀、錢、工商業團體都力主維持法幣匯價。當局也深恐法幣匯價跌落，將會影響人心士氣及經濟穩定，遂仍採行無限制買賣外匯政策。」如何穩定匯價變成維持法幣價值的重要方法。

　為了穩定匯價，實行無限制買賣外匯政策，政府只能在「增加外匯」和「外匯管理」這兩方面發揮作用。在當時的條件下，政府外匯儲備極為有限。外匯來源包括借款，出售黃金白銀、外貿順差、外匯投入等。其中，借款是有限的，出售黃金白銀又取決於自身的存量和國際價格，出口創匯又受制於銀價的漲落。至於外資流入在當時國際環境之下並不樂觀。

　無限制買賣外匯的核心是維持中央銀行1元法幣合英鎊1先令2便士半的牌價。這個牌價是以過去5年中國銀元兌英鎊的平均匯率為基礎計算出來的。但是，如果按照幣制改革之後世界市場的銀價計算，每1元法幣應值1先令10便士半，現在定為1先令2便士半，相差8便士，也就是每1元法幣的實值壓低6角5分。正是由於這種主動、具備一定條件的貨幣貶值，改革前那種通貨緊縮、物價不正常下跌的現象即告消失，物價開始回升，刺激了工商業的發展，城市經濟出現繁榮景象，農產品價格上升，農民生產有了積極性。

　法幣改革與美元

　真正的情況是，在國民政府全面啟動幣值改革時，美英政府僅僅在原則上表示支持，承認中國幣制改革有利於改善中國與西方的經濟關係。但是，卻沒任何實質性舉動。所以，中國推動幣制改革之時，幾乎處於孤軍作戰和破釜沉舟的境地。但是這不是說中國放棄國際支持。法幣改革需要以外匯為基礎，不可能孤立進行，因此需要平衡與英、美、日的金融關係。而美、英、日為控制中國的貨幣財政，暗中較量。中國經過審慎分析和試探接觸之後，最終尋求美國支援和以美元為聯繫貨幣。歷史證明，這是當時唯一可行的選擇。

　放棄英國和日本的原因。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上半期，外國銀行控制著中國的70％的白銀儲備。其中，英國銀行實力最大，其次是美國，再次是日本。1932年，「中國輸入之銀，十之七八，係由英商銀行承辦。」在外資銀行中，排前幾位的是匯豐銀行、麥加利銀行、花旗銀行、橫濱正金，其中又以匯豐銀行居首。外資銀行不僅控制著白銀資源，而且聯繫國際白銀市場，影響銀價。「倫敦現銀價的議定，常要探詢匯豐、麥加利在上海交易的多寡；而倫敦現銀的市價，則由上海匯豐銀行隔日掛牌公佈，決定當日上海對英匯價。


於中國實施幣制改革的意圖，日本政府和軍方表示強烈反對，並利用中國財政危機，極力破壞中國的幣制。

　英國在中國經濟勢力占首位，經濟利益巨大。英國也最先對中國的幣制改革表示關注。中國方面，最初考慮的是建立法幣與英鎊的聯繫。1935年初，宋子文曾向英國表示，希望借款兩千萬英鎊來穩定中國的貨幣。但是，英國拒絕了這一要求，強調中國當時的金融危機根源於美國的白銀政策，解救辦法是與美國政府就購銀問題達成諒解。英國對外交手段寄以希望。

　1935年3月，英國倡議在上海召開中、美、英、日、法5國財政專家會議。因為日、美、法3國的利益和立場各異，這個會議以流產告終。1935年6月，英國政府宣布將派遣財政部首席顧問李滋─羅斯爵士（Sir Frederick Leith-Ross）開始遠東之旅，中途停留日本，拜訪日本外相商討對華經濟合作，遭到日本方面拒絕。但是，李滋─羅斯在中國期間，並沒有就中國幣制改革達成協議。這是因為他試圖透過與美、日某種形式的聯合行動來幫助中國擺脫財政困境。

　建立中國和英國貨幣的穩定關係，單靠匯價，或匯兌價格的聯繫是不夠的，需要有支付外匯的現金作基礎，否則不足以應付別國的匯兌、貿易與賠款的支付。中英之間恰恰沒有現金基礎。一方面，中國沒有大量白銀存在倫敦市場，作為穩定中國貨幣的基礎；另一方面，英國沒有餘力以大量英鎊購買中國白銀，作為中國貨幣的保證準備。英國還沒有意願向中國提供貸款，以解決中國的財政及經濟困難。中國認識到，在幣制改革方面，不可能從英國得到實質性援助。

　幣制改革與美國

　在1935年，日本已經侵占中國東北，是中國的敵對國，中日處於準戰爭狀態。代表日本對華政策的「天羽聲明」（Amou Doctrine Proclaimed），視中國為其東亞秩序的組成部分，並警告英美不得給予中國財政和技術援助。對於中國實施幣制改革的意圖，日本政府和軍方表示強烈反對，並利用中國財政危機，透過武裝走私白銀、拒絕交出白銀、衝擊中國的外匯基金以及反對美英援華等手段，極力破壞中國的幣制。因為國家利益和民族主義，中國的幣制改革絕不可能靠日本。

　當時，支持中國的幣制改革符合美國的利益，這是因為：

　一，1927年前後，美國在中國的經濟影響力顯著增強。「美國對華出口貿易已由1913年只占進口總額的6％增加到1934年的24.16％，躍居第一位。在華投資方面，美國雖然比較落後，但已有後來居上的趨勢。」

　二，美國希望控制中國的外匯基金，以影響中國貨幣制度。法幣的匯價是以5年來對英鎊的平均匯率為基礎的，這就意味著法幣在技術上是與英鎊有聯繫的。英國利用銀價上漲的機會，幫助國民政府在倫敦出售白銀。如果讓這個情況繼續下去，英國對中國貨幣的控制權還有可能進一步得到加強。美國為了對付這一形勢，決定暫停倫敦市場購銀，從而迫使倫敦銀價不斷下跌，削弱倫敦市場決定市價的地位。

　三，關係美國在亞洲的戰略需要，美國內政造成的白銀問題演變為中國財政危機。美國對待中國幣制改革的立場，成為東亞國際關係的焦點。

　四，美國決策集團清楚地知道它的白銀政策是中國金融危機的根源。對於中國的貨幣改革，羅斯福總統的立場是不穩定的。美國國務院是保守的，美國財政部是積極的。時任財政部長摩根索是支持中國的代表人物，他明確提出中國貨幣的前途「取決於我們的白銀政策」。摩根索作為美國政府中舉足輕重的人物，已經意識到因為美國白銀政策的危害，導致中國「白銀危機」，嚴重削弱了中國的國力，惡化了日本侵略中國和東亞的局勢，最終傷害了美國的根本利益。

　五，美國和南京國民政府有著長期瞭解、溝通與合作的淵源。國民政府財政金融方面的顧問，美國人有相當的比例。國民政府主管財政金融，以及金融界有影響的人物，很多人曾在美國求學，如宋子文、孔祥熙、陳光甫等人。所以，中國法幣改革獲得美國的支持是有基礎的，不是中國的「一廂情願」。

　抬高銀價影響大

　中、美因為《1934年購銀法》及其對中國後果，分歧嚴重，但是，兩國各層次的對話從未間斷過。1935年2月1日，國民黨政府駐美公使施肇基在致美國國務院的一份備忘錄中，指出美國抬高世界銀價對中國經濟主要有6點影響：

　一，1934年中國白銀淨出口量（走私除外）為2.57億元，其中六分之五發生在美國通過「白銀法案」到1934年10月15日中國徵收白銀出口稅期間，即1934年的不到4個月中，中國白銀出口量為歷史上白銀出口最高年份1907年的5倍。上海的存銀量由1934年6月底的5.44億元下降到1935年初的3.12億元。

　二，通貨價值上漲帶來了通貨緊縮。三，1934年上半年，錢莊向客戶索取的一般利率年息6厘；1935年初上漲到2分6厘。銀行幾乎無法放款。四，1934年下半年的對外貿易總額比上半年下降16％。

　五，自1934年7月至1935年，政府和實業債券的價格下跌10％，上海中心地價下跌15％，工業證券下跌7％，商業倒閉在各地蔓延。六，銀根緊縮損害了政府的財政收入。稅收─特別是關稅─面臨銳減的嚴重威脅
1935年10月26日，中美達成的協議是每盎司0.65美元。雙方還就中國白銀儲備的「保值」機制達成協議。中國向美國銷售白銀，不等於白銀不再充當支持法幣的一種儲備。中國廢除銀本位，白銀在中國貨幣儲備中至少保持25％。銀價上漲過高，中國就賣，銀價下跌過多，美國就買。

　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外匯穩定。匯價穩定，使改革的障礙得以掃除，奠定了中國法幣改革的基礎。這種穩定白銀價格的新機制直接影響白銀儲備的價值，對於正在進行的幣制改革，振興中國的社會經濟，無疑都將產生積極的作用。1935年建立的中美貨幣關係奠定了美國在中日戰爭和之後國共內戰期間援華貸款的基礎。

　1935年至1936年，中美之間在中國法幣改革方面的合作，以「雙贏」告終。如果沒有得到美國的全力支持，國民政府能否獨立完成法幣改革，確實是個問題；美國決定購買中國白銀，支持法幣改革，平衡英鎊對中國貨幣影響力，抑制日本在中國擴張，為中美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礎。可以肯定的是，中國幣制改革改變了當時世界貨幣經濟版圖，中國成為亞洲第一個將國家貨幣與美元掛鉤的國家，也增強了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經濟力量。

　硬通貨儲備管理

　實施法幣制度的前提是：法幣是可兌換貨幣，隨時可以兌換為英鎊和美元。為此，法幣和外匯需要有穩定的匯率，法幣基本上不可以貶值。而維繫法幣的可兌換性，穩定匯率，就必須有足夠的外匯儲備。因此，如何籌措和積累外匯儲備就是幣制改革和新貨幣管理的核心問題。

　按照最初設計，1935年幣制改革，至少需要擁有25％的外匯儲備。國民政府的做法是：透過白銀國有化積聚白銀。再透過向美銷售白銀，換取美元作為中國的主要外匯儲備，構成法幣的外匯基金的主要組成部分，保證貨幣發行準備制度和信用的穩定。宋子文在法幣政策頒布當天，發表關於幣制改革的談話，呼籲人民相信法幣發行有充足的準備，幣值必然堅挺。

　繼1935年白銀國有化之後，從1936年11月至12月，國民政府收兌到白銀達3億元以上。至1937年「七七事變」之前，中國「在白銀國有化方案之下，約共動員了5億盎司白銀。」還有一種統計，自1935年11月實施法幣政策至1938年成立收兌金銀處的這段時間裡，國民政府從國內人民手中收兌的白銀達4億餘元。再透過和美國的成功談判，其中相當部分的白銀，根據中美白銀協定的最低價格美元計價，兌換為美元。 1937年6月，國民政府公布《兌換法幣法》，國家專賣黃金，增加黃金產量。

　1938年9月，公布了《鞏固金融辦法綱要》，把法幣準備金的範圍擴大到白銀、外幣、商業有價證券、各種貨物及工業投資，有效實現了對金融貨幣資源本身的控制和壟斷。這些外匯儲備支撐了法幣的幣值，平衡國際收支。外匯儲備自1936年中期至一年後戰爭爆發為止，有驚人的增長。

　1937年6月30日，戰爭爆發之前幾天，中國持有的外匯、黃金和白銀，總計共達3億7千9百萬元。外匯儲備是發行鈔票的保障。在外匯準備金中，美金為0.739億美元，英鎊達0.92億美元，日元僅有一個零頭。
兩岸史話－從自由到壟斷
2012-05-05 01:26 旺報 【文／朱嘉明】
　1939年8月，就在國民政府難以繼續維持法幣穩定之時，歐戰爆發在即，英國當局放棄英美固定匯率，之後歐戰爆發，英鎊一度跌落，帶動美元下跌，歐洲各國陸續實施外匯管制，一般人對外幣喪失信心，熱錢回流，法幣匯價才得以止跌回升。

　1935年的法幣改革，運用貼現率和公開市場政策調控金融，管理匯兌本位，固定法幣和英鎊的匯率，建立了當時最先進的管理紙幣本位制度，完成了中國貨幣經濟與世界貨幣體系接軌。1936年中期，中國通貨前景看好。投機家把之前買進的外匯吐出來，外逃資本返回。幣制改革之後，中央銀行已是上海外匯市場上最大的交易客戶，央行既要管好國內信貸，又同時在外匯市場上維護本國貨幣，信貸被有意識地擴大。

　但是，法幣制度有其先天的缺陷和風險。維繫法幣的可兌換性和匯率穩定，需要外匯自由買賣制度，這意味著：國家需要有足夠的外匯，用以滿足民眾和商業活動的法幣兌換外匯的需求；法幣供給量增長率需要和外匯儲備量增長率同步。

　於是產生兩個基本困難：

　促進對外貿易發展

　一，如何保證外匯和法幣發行的同步增長？外匯除存量，還有流量，流量取決於外匯流入和外貿收入，國際經濟大環境並非中國所能左右；就法幣發行量而言，很可能為財政發行所影響。當時中國幾乎不可能避免財政赤字，實現預算平衡。

　二，一旦外匯儲備下降，又不許法幣貶值，必然加劇外匯流失，如何堅持外匯自由買賣制度？宋子文是法幣改革的決策者和參與者，主張維持外匯自由買賣，即使抗日戰爭爆發之後，也沒有實行對外匯的真正管制。其間，發生過險情。

　1939年8月，就在國民政府難以繼續維持法幣穩定之時，歐戰爆發在即，英國當局放棄英美固定匯率，之後歐戰爆發，英鎊一度跌落，帶動美元下跌，歐洲各國陸續實施外匯管制，一般人對外幣喪失信心，熱錢回流，法幣匯價才得以止跌回升。這是一時的幸運，可惜這種幸運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後沒有重演。1946年至1948年，中國爆發了惡性通貨膨脹和金融體系崩潰，無論是宋子文還是整個南京政府，都缺乏對法幣作為可以自由兌換外匯貨幣的潛在風險的警覺，盲目堅持法幣的自由兌換特徵。

　法幣與英鎊實行固定匯價，英鎊是信用穩定的國際貨幣，因此，穩定法幣與英鎊的固定匯價有助於穩定國內的金融行市，解除金融恐慌的威脅，提高法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的信譽，促進中國對外貿易。1936年12月創歷史記錄，進口增長2.4%，出口增長22.5%。「改革之後的頭幾個月內，出現了幾十年來未曾有過的貿易順差，出口超過了進口」，「國外對中國出口貨物的需求，特別增加了農業生產者的購買力」，到「1937年上半年，進口比一年前同期增加了40%。」1936年中美貿易總額比上一年增加約19%，達3萬7千2百萬元，美國一躍而為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20%以上的最大貿易國。特別是從中國的輸出額增長更顯著，1936年約為1934年的兩倍，創下1萬8千6百萬元的記錄。

　國民政府對白銀實行統管，要求各地將白銀集中於中央銀行，根據1936年《中美白銀協定》，法幣1元等於0.265美元，相當於中國居民要以1銀元來換1法幣。當時民眾是吃虧的，也有不滿意。原本一盤散沙的民眾接受了法幣，與國民政府休戚與共，主要有四個原因：

　一，紙幣，特別是華商銀行的紙幣已經「深入人心」。民國之後，貨幣增長方式發生變化，由主要依靠金屬幣材的增加轉為紙幣代表的信用部門的擴張，貨幣規模擴張加快。雖然，紙幣具有貶值的風險，但民眾還是養成了使用習慣。

　1933年廢兩改元，實行銀本位，金屬貨幣的地位不斷下降，高面值硬幣過分沉重，用起來不方便。在法幣改革前夕的中國流通貨幣中，金屬貨幣占31.3%，其中90%為銀幣，只有一成是銅幣；鈔票占35.4%，其中私票不及5%，其餘均為各種銀行發行的紙幣；另外有33.4%為存款貨幣，包括本國及外國銀行的支票存款。由於紙幣和存款貨幣的擴張，清末民初的20餘年間貨幣量增加了一半以上。民眾對於法定紙幣的發行與使用，在心理上無不方便之感。

　爭取民眾業界支持

　二，法幣和黃金，特別是外匯有著直接的聯繫，是其信用基礎，社會公眾接受以匯率來衡量法幣價值。民眾認為法幣可以隨時兌現外匯，增強對國家幣制改革的信心。三，日本的侵華行動，激起國民強烈的愛國熱忱，一致支持政府的法幣政策。四，1936年時金融比較穩定，法幣發行量也不大，民眾也就接受了。

　民眾放棄白銀支持法幣，不意味著完全信任法幣，一旦感覺到法幣價值有絲毫下降，就會向外匯市場出售中國元。所以，國民政府在推行法幣的初始階段，高度重視法幣的準備金，維持與外幣的可兌換性，以及法幣的固定匯率。在農村地區購買農產品，仍舊需要支付銀元。所以，農村始終沉澱了豐富的銀元。這種情況是中國所特有的，說明白銀貨幣的影響是多麼深入人心。幣制改革不得不正視中國貨幣經濟的遺產。

　法幣改革初期，民眾在要求政府維持法幣幣制的同時，還要求政府能夠領導國民經濟走出危機，實現復甦。從宏觀經濟來說，就是要求政府既要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又不可實行財政擴張的影響力，以至當時國民政府在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之間，陷入了兩難。國民政府最終將整個中國帶出1930年代大危機的困境，相當不容易。


人們自然相信，是因為法幣改革幫助國家克服了經濟蕭條。

　1935年，銅幣的絕對量和相對量緩慢下降；紙幣，特別是國內銀行紙幣的絕對量和相對比重則提高較快。1936年，紙幣終於超過了銀幣的絕對量和比重。

　推行法幣，脫離銀本位，國內經濟金融不再受國際銀價牽制，而且中國境內的存銀早已集中於銀行，保證法幣政策之實施。政府實施白銀國有時，對一般銀行錢莊的白銀兌換法幣的比率，享有較一般更多的優惠，使得領券的行莊自動繳入現銀，推廣了法幣流通範圍，增加市場現金，又有利於零碎現銀的集中。

　所以，銀行和錢莊是支持法幣改革的。其中，江浙金融資本家的加盟更是如虎添翼。因為「江浙金融財團是北洋統治時期開始形成的中國最有財力的資本集團，其大本營在上海。江浙銀行家手中掌握著全國半數以上的巨額資金。他們積極參與幣值改革的策劃，擁護法幣政策，大大降低了幣制改革的難度，推動了法幣的流通。」

　工商界共識和支持

　在華洋商的支持。在華洋商銀行以英國銀行最具權威、較有勢力。外商銀行以匯豐銀行為首，立即表示擁護，將所存白銀移交。1935年11月的紙幣制法令生效後，國民政府收回的銀元被運到香港，存放在匯豐銀行的金庫中，再轉運到倫敦售予美國財政部，售得再存款於紐約和倫敦作為中國發行法幣的儲備金。

　抗戰期間，租界的一些銀行裝運了2千3百萬銀元到香港的匯豐銀行，後來國民政府也由中央銀行運去1.3億銀元及銀錠5千條，從這裡分裝運往倫敦，並售予美國。到1937年9月底，匯豐銀行共裝運了3億元。但是，日本銀行例外，所採取的是消極甚至抵制的立場。日商在華銀行帶頭反對交出白銀。

　1937年7月，法幣在貨幣流通中所占的比例達到80%，匯率相對穩定。「從全國來看，法幣基本上收到了統一幣制之效，實現了自清末以來歷屆政府為克服幣制紊亂屢經擬議而未能實現的幣制改革，有助於商品經濟的發展。同時中國廢除銀本位是進一步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所不可避免的，所以這次改革是符合歷史趨勢，事實上也是成功的。

　它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貨幣發行權分散、通貨混亂的問題，貨幣形態也與國際接軌，中國經濟迅速走出低谷，物價回升，出口增加。」具體而言：

　貨幣流通量增加，物價回升。1935年幣制改革迅速結束通貨緊縮，價格出現穩步回升。「法幣發行之初規定銀元1元兌換法幣1元，但實際兌換時，卻是白銀60%可兌100%的法幣。這樣，紙幣的流通量相對於銀元就增加了。法幣的發行數字在1935年11月初發行數為4億5千9百30萬8千123萬元，到1937年6月底，增發到14億零7百20萬2334萬元，增加了2.1倍。

　貨幣流通量有限度增加，使全國物價開始回升，如上海1936年物價上漲12.6%。物價的回升使商業和生產變得有利可圖，因而刺激了商業的繁榮和工業生產的發展。」貨幣改革後，物價上漲大約20%。如果以1926年批發價格指數是100%的話，1935年上升到103%，1936年達到118%。

　農工生產得到明顯恢復和發展。受益於新的匯率制度，工業中的棉紡業和繅絲業復甦最快。農業在法幣改革之前的嚴峻形勢出現迅速轉變，1936年，中國農業除川、豫、粵3省受災外，均獲大面積豐收，較1933年和1935年的平均產值高出17億元，即幾乎增加了45%。主要農業產品增加5-10%。1936年到1937年，主要工業產品增加70%，同年，工業品總產值為12億2千740萬元，比1935年的11億410萬元增加了11.1%。

　進出口貿易回升。1936年，外貿總值都有所回升。年出超值由上年的1.24億美元，下降到7007.5萬美元，降低了近三分之二，這是1930年代前期的最低點。

　購買力好轉。「出現了以購買力迅速增加為標誌的內地的復興。」1936年秋冬，商品銷售大幅增加。過去以100元購得之進口貨品，因貨幣貶值，必須以高於100元之價格才能自國外購回同等之貨品。薪俸與工資階層，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因其收入不能增加，略受物價上漲的損失，加重生活負擔，但是避免了失業之苦。

　存款增加。存款總數從1935年的27.64億元增加到1936年的35.23億元。以江蘇農民銀行為例：該銀行在1931-35年的存款貸款總額大約是1千萬元，而1935-36年一年的存款貸款總額就上升到1千5百萬元。

　法幣政策和走出蕭條

　西方在中國投資增長。1930年底，美國在華投資總額為1.96億美元，1934年，美國在華投資額為2.7億美元，1936年，則上升到3.42億美元。1938年，中國吸納的外國投資為25億美元，在發展中市場，排印度和阿根廷之後，居世界第3。該年，美國的外資流入是70億美元。

　概括而言，法幣改革增加貨幣供給，物價和緩上漲，刺激農工商業、企業發展，國幣匯價降低，促進出口貿易，外資流入，農民及一般債務者受惠，失業率下降。人們自然相信，是因為法幣改革幫助國家克服了經濟蕭條。1937年3月，宋子文在中國銀行的股東年會上正式宣布中國的經濟蕭條時期結束。同年，泛美航空公司開闢舊金山和上海之間的航線；ITT開通上海和舊金山的無線電話。



在南京政府時代，有中央銀行，卻沒有形成系統的「貨幣政策」體系。但是這不等於南京政府時代沒有「貨幣政策」意識和行為。

　在1929年至1935年，面對全球大蕭條的衝擊，世界白銀價格的跌宕起伏，南京政府清楚地意識到，盡可能刺激貨幣供給持續增長，以避開了大蕭條的衝擊。主要工業化國家受制於金本位，都實行了不同程度的貨幣緊縮政策。而在中國，因為沒有金本位的約束，「使得中國的貨幣乘數沒有出現金本位國家那樣顯著下降的情。」「中國的貨幣乘數沒有變小，沒有大規模的銀行倒閉事件發生。」

　1929-36年的貨幣政策

　正是因為貨幣供給基本充裕，通貨緊縮和蕭條時間很短，物價水準在1932年至1934年之間出現幅度不大的下降，1935年反彈。

　南京政府之所以能維持高於西方主要國家的貨幣供給，主要受益於中國當時的金融制度。1927年之後，中國雖然有國家壟斷銀行業的趨勢，但是政府沒有能力在短期內徹底違背市場取向。銀行體系中包括政府銀行，私營銀行和錢莊，以及外國銀行，其自由銀行制度和競爭性格局沒有改變。

　中國的自由經濟基礎又與自由銀行體系聯繫在一起。1935年之前，中央銀行沒有能力實現對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貨幣發行的控制，貨幣供給是不能控制的外生變項。從今天看，這種情況似乎不符合現代貨幣經濟標準，在當時卻有利於中國的貨幣擴張。

　中國的經濟在這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中表現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要好，「與其說是政府政策的成功，還不如說是市場機制的成功。」此外，1933年的「廢兩改元」和1935年幣值改革，對增加貨幣供給無疑起了重要作用。因為法幣是「匯兌本位」，「據財政部錢幣司制定的貨幣對金價值指數，承認1935年實行法幣後幣值減低約三分之一。」政府有意識地低估新幣幣值，不盡合理，法幣卻有效刺激了物價，而且為之後幾年的通貨膨脹提供了一定空間。所以，不能將中國貨幣經濟的正面和積極的表現簡單歸因於1935年幣制改革。

　由於貨幣供給充足，銀行存款穩定增長。中國銀行1929年的存款總額是1.35億元，1930年是1.53億元，1931是1.81億元，1932年是1.92億元，1933年是2.3億元，1934年是2.62億元，1935年是3.36億元，1936年是4.23億元。如果以1928年為基數100，那麼，1936年是345。

　值得注意的是工商業存款比重下降，團體和個人的存款比重上升。這說明民眾有錢。在當時，存款如此旺盛，在世界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存款如此，放款自然也是穩定增長。以上海銀行的工業放款為例：

　1931年是0.229億元，1932年是0.345億元，1933年是0.345億元，1934年是0.37億元，1935年是0.38億元，1936年是0.383億元。其中，對紡織業的放款比重在1932年以後，明顯上升。

　南京十年和經濟制度

　在中國二十世紀經濟史中，1927年至1937年被稱為「南京十年」。在這10年中，中國經歷的大事至少包括幾個方面：

　一，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和衝擊，特別是美國《一九三四年白銀法案》引發的「白銀風潮」；二，在短短兩年之內，實施了1933年的「廢兩改元」和1935年「法幣改革」，完成了從銀本位到信用貨幣的轉變；三，日本占領中國東北；四，中國共產黨武裝反叛。

　儘管內憂外患不斷，但國民經濟卻顯示了巨大的承受能力，獲得長足的發展。特別是在整個蕭條時期，中國經濟比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表現要好。

　其中，在1932年到1936年期間，中國經濟維繫了比較高的增長，經濟增長率分別分3.68、負0.72、負8.64、8.3、5.87，年均增長率為1.7％。這些數字高於法國和美國在整個大蕭條時期的增長率（0.6％和0.5％），與德國和英國大致相當（1.7％和1.8％），只是低於日本（3.7％）。

　迄今為止，關於如何解釋中國國民經濟在戰前的良好表現，主流的看法是強調南京政府的作用，而忽視當時中國經濟制度的特徵。

　一，二元經濟的「承受能力」。1920至30年代，二元經濟正在形成，一方面已有現代工業格局，另一方面農業和手工業依然是國民經濟的主體。世界大蕭條在1932年給中國造成的通貨緊縮效應，主要集中在農村，引發農村經濟凋敝。但是傳統農業和農村具有很強的「承受能力」，農村和內地的資金向城市集中，過剩勞動力流入城市，調整生產要素組合，刺激了經濟增長。

　二，「自由經濟」傳統。南京政府建立之後，政府和執政黨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金融業和銀行業方面也有所進展，但還難以動搖由自耕農，手工業者、商人和企業家支撐的深厚「自由經濟」傳統。在1928年至1936年，中國民族資本開設134家銀行，停閉31家，停閉占開設比重是23.1％，是有史以來最好的情況。在大蕭條的環境下，中國的銀行業遵循自由傳統，實行自由競爭，實現存款和發放紙幣的擴張，貨幣供給不斷增長，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大蕭條的衝擊。（待續）

可以肯定的是，法幣改革對中國抗日戰爭至關重要，法幣在抗日戰爭的作用不可替代。

　三，市場經濟的擴張。中國國內市場有波動，擴張是大趨勢，有利於傳統貨幣經濟制度向現代經濟制度過渡和轉型。四，國家治理經濟的「藏富於民」傳統深厚。民間資本投資意願強烈。1928年至1934年，註冊的工廠有984家，平均每年151家，按當年幣值的投資總額是3.11億元；而在1921年至1927年，註冊的工廠是936家，平均每年134家，按當年幣值的投資總額是2.33億元。1933年至1935年，金融和貨幣危機最嚴重，水泥業產量持續增長，1934年達到60.4萬噸，比1927年的30.6萬噸產量增長了一倍。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的二元經濟、自由經濟傳統發揮著正面作用的同時，確實注入了日益增加的國家參與經濟活動的新因素，中國從羅斯福新政獲得啟發，實行了沒有凱恩斯主義的凱恩斯經濟，通過增加基礎建設投資擴大需求。從1927年至1937年，鐵路修築從未中斷，在國民經濟最為困難的1935年創造了修築2474公里的歷史紀錄。

　同年的貨運量和客運量都達到最高水準；從1928年至1935年，中國輪船數量從1352艘增長到3895艘，同期的噸位從29萬噸增長到67萬噸。

　法幣為抗戰打基礎

　總之，在「南京十年」，中國貨幣經濟制度持續改革，國民政府在宏觀經濟戰略和政策方面沒有重大失誤，向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過渡平穩，抵消了許多1930年代的世界經濟危機的衝擊。「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穩操勝券，從而出現了自1915年以來政治上從未有過的穩定。經濟正在好轉；政府正在大力推進政治運輸及工業計畫；貨幣比以前更統一了。」

　法幣改革和抗日戰爭的關係，相當複雜。對於中國來說，法幣改革加快了中國形成民族國家的經濟共同體。因為，近代民族國家就是要形成統一的國家市場，其中心是貨幣鑄造權。

　法幣改革成為「增強抗戰能力之最大因素」。蔣介石在1939年說過，「如果這次抗戰發生在幣制改革之前，那麼中國可能稍微提早敗亡或者也許忍辱求和。幸虧現在有法幣制度，由此形成良好的金融經濟秩序，能為長期抗戰打基礎。」在整個抗日戰爭期間，國民政府所賴以維持財政的基礎是法幣，法幣政策體制幫助國民政府度過了抗戰期間的財政難關。

　對於日本來說，因為法幣改革，中國國力會增強，甚至出現了崛起徵兆，所以，日本不僅反對、破壞法幣改革，而且加快了侵華戰爭步伐。「日本對中國關內廣大地區的擴大侵略之所以選擇在1937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對法幣改革和法幣改革後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感到不安。」「日本軍人抱有一種信念，以為中國推行的統一全國、發展經濟和改進軍事的方案，近幾年有了進展並獲得明顯的成功，因此已經構成對日本安全的威脅。」但是，絕對不可由此得出法幣改革是「日本侵華戰爭的導火索」的結論。

　可以肯定的是，法幣改革對中國抗日戰爭至關重要，法幣在抗日戰爭的作用不可替代。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銀行家陳光甫說：「抗戰之成在於法幣，若無法幣，必更艱難。」日本也知道這一點，「法幣使中國民眾與其政府，結成不可分割之強固連鎖矣。中國民眾為維持其所有之法幣價值計，更非絕對擁護國民政府不可。」中國「若無1935年之幣制改革，亦無1937年之抗戰。」

　法幣改革的新挑戰

　因為抗日戰爭，不僅導致法幣改革沒有完成，而且新的法幣制度還面臨一連串的新挑戰：

　制度架構缺失。1936年中國準備籌畫中央準備銀行。設想的方案是，40％歸政府，但沒有投票和分紅權利，30％歸銀行，30％歸公眾。最初資本額為5千萬元。該方案在南京討論了一年，於1937年6月25日立法院討論通過。遺憾的是，一個可能改進中國財政制度的中央儲備銀行，因抗日戰爭爆發沒有成立，使得中國財政制度和貨幣經濟失去一種制度架構。這場戰爭還導致中國實施改進信貸制度、辦理農貸和不動產抵押業務的計劃沒有成果。

　中央銀行還是名不符實的，貨幣發行權仍舊分散，各行儲蓄存款的準備仍由各行負責，貼現及資本市場也呈現極度分散的局面。

　1937年春，國民政府已經能夠在華南地區推行幣制改革。由於抗日戰爭，在廣東和廣西，難以推行收回外商銀行和國內商業銀行發行的鈔票政策，這些地區仍舊發行和流通省鈔。在河北，繼續發行銅元票。直到1942年，國民政府實行「統一發行方法」，中央銀行統一發行法幣，並接收各省地方鈔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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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32年至1945年，中國的貨幣金融版圖是「一分為三」：日本、共產黨、國民政府的貨幣並存。

　法幣流通區域和流通量的縮小。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日本在其所控制和占領的地區，也就是在占國土三分之一的「淪陷區」，設立了20多個銀行，推廣「日系貨幣」，遂在取消法幣。

　據統計，「自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為止的14年時間裡，日軍扶持下的傀儡組織設立了8家銀行，共發行了155種紙幣。」其中比較重要的銀行有1937年設立於張家口的蒙疆銀行，1938年設立於北平的中國聯合準備銀行，1939年設立於上海的華興銀行，1941年設立於南京的中央儲備銀行，這4家銀行都享有發行權。在日系貨幣系統中，有代表性的是「滿洲國貨幣」、「聯銀券」、「華興券」、「儲備券」。

　共產黨控制「敵後抗日根據地」地區，也有近三分之一國土。因為「敵後抗日根據地」是在「敵占區」開闢的。最初，國民政府的法幣、中共的抗幣、汪偽政府的偽幣都進入根據地流通。伴隨共產黨及其武裝力量對根據地控制能力的增強，也建立銀行，嚴禁偽幣，限用法幣，實行無貨幣準備的所謂「抗幣政策」，發行和流通各種所謂「抗幣」或代用券。甚至在某些根據地完全禁止法幣流通，以確立抗幣的壟斷或本位幣地位。在共產黨擴張的膠東地區，1943年以後，停用「法幣」，共產黨所有的北海銀行發行的「北海幣」迅速占領了市場。另外，整個抗日戰爭期間，港幣在華南，美鈔在全國大中城市都有不同程度流通。

　總之，在1932年至1945年，中國的貨幣金融版圖是「一分為三」：日本、共產黨、國民政府的貨幣並存。國民政府的「法幣」是中國唯一的合法貨幣，卻被壓縮到全國國土三分之一的國統區，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區。而日偽貨幣，例如「中儲券」流通區域廣闊，涵蓋了華東、華中、華南等富庶和比較發達的地區。

　法幣的流通空間遭到擠壓，當然加劇法幣地區的通貨膨脹。因為抗日戰爭，中國被割裂為至少三個不同貨幣區的情況，無法實現貨幣統一目標。而抗日戰爭之後的國共內戰，又使得法幣失去了成為中國統一貨幣的最後機會。

　法幣與偽幣的戰爭

　抗日戰爭期間，「法幣」與日偽貨幣的「戰爭」從未間斷。日本在貨幣經濟方面的主要破壞手段包括：

　排擠與打擊法幣，實行直接和間接的金融掠奪。在淪陷區，日本沒收國民黨政府官營銀行沒來得及撤退的資產。在關內，日偽政權為了打擊和排擠法幣，在極端不合理兌換率下，強制民間用法幣兌換日偽貨幣；不斷宣布法幣貶價；進而禁止印有南方地名的法幣在華北流通。

　在開封，甚至規定人民不得持有法幣，如發現持有法幣1元者沒收之，持有法幣60元以下者處徒刑並罰款，持有法幣60元以上者處死刑。1941年末，日偽透過通貨膨脹、發行公債以及偽中央銀行、興業銀行等放款而籌措到的資金達29.9億滿元，比1936年偽滿可以動用的資金861萬滿元增加了357倍，占偽滿「產業5年計畫」（1937-1941）所需資金的60億滿元的將近一半。

　偽幣換法幣套外匯

　中儲券在1941年1月最初發行時，發行額是1971萬元，到1945年8月，發行額是4兆3千4百零7億元，比1941年1月增長了30多萬倍。其他聯銀券、蒙疆券的情況也是如此。日本為了本國的金融政策和外匯管理，決定收回它在華發行的紙幣，改發銀行發行軍用票，對這個時期的通貨膨脹關係重大。據估計，1938年11月間，日本軍用票在華中、華南的發行額為3千萬日元。

　至1941年底，日本軍用票的流通額，就有6億元至12億元左右。由於濫發通貨，日偽幣迅速貶值。這從它與黃金的比價上可以明顯看出。每兩黃金按官價折合中儲券數量，1942年5月為2萬1千元，1944年1月為10萬2千1百元。日偽政權實行通貨膨脹政策，造成了物價飛漲，以1936年的批發物價指數為100，到1941年，上海上漲到1099.3，華北上漲到450.2。

　自1939年5月至1941年7月，日偽在華中地區暫准法幣流通，然後在華北、華中集中大量法幣，運到上海，按官價套取中國外匯基金，再以這些外匯基金從英、美換取物資。直接控制在其占領地的進出口貿易，出口所獲取的外匯直接流入日方銀行，用以支付大量進口日本產品，或者從後方走私茶、油、皮革等重要戰略物資後，再把它賣到國際市場獲取外匯。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後，國際貿易基本停頓，日本套取中國外匯基金已經不大可能，用處不大，於是大量購買中國政府用外匯買進來的重要戰略物資，把自己的外匯負擔轉移到中國的外匯市場。


國民政府的法幣既要支持戰爭，還要支撐經濟的基本運行和民眾生活，還要防止日方的外匯奪取，維持法幣價值的穩定政策。

　大量製造假法幣。1938年，日本開始偽造法幣，至1940年，已經形成規模。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侵占上海租界，利用在上海租界內的中國4大銀行鈔票票版與印刷公司大量製造假法幣。

　據估計，戰時在日本國內製造、加工而輸往中國的假法幣就達30億之多。還有一個數字：日本偽造的法幣達到40億元，相當於1937年全年國民黨政府發行法幣數量的22.7倍。

　中國遭受巨大危害。國民政府採取了相應對策，通令嚴禁假幣的流通。同時，國民政府與英美兩國合作，在重慶祕密籌建一所偽造日偽鈔票的造幣廠。這些真假難辨的假幣，輸入到日本占領區，敗壞了日偽貨幣信用，又使國民政府套購到大量的緊俏物資。

　總之，中國和日本在貨幣經濟領域的對抗是嚴峻的。國民政府的法幣既要支持戰爭，還要支撐經濟的基本運行和民眾生活，還要防止日方的外匯奪取，維持法幣價值的穩定政策。總體而言，「日本的國力強於中國，決定了它能夠在中國貨幣戰中占上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貫徹對貨幣金融戰的策略方針；日本的國力沒有強大到摧毀中國抗戰的程度，決定了它不可能摧毀整個的巨人體系。」

　外匯枯竭的威脅

　1937年11月，國民黨軍隊撤出上海，周圍地區被日軍占領，當時英、美、法等國仍然統治上海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因而被稱為「孤島」，外資銀行、國民黨官辦銀行及其他金融組織仍然在上海「孤島」裡繼續營業。

　國民政府在戰爭開始後仍然決定維持原來每1元法幣合30美分或1先令2.5便士的匯率，為此，必須由中央銀行按照這一匯率在上海等城市無限制地供應外匯。其結果是刺激上海外匯黑市，為日偽繼續透過外匯黑市用法幣套購中國外匯提供機會，造成大量外匯儲備流失。

　抗戰前夕國民黨政府手中約有2.5億美元的外匯儲備，戰爭爆發後才半年時間就已損失了原外匯儲備的36％。到1939年初，國民黨政府的外匯儲備已經枯竭了。

　針對外匯嚴重流失的局面，國民政府嚴格限制向口岸匯款，放棄法幣「無限制買賣外匯」的政策。從1938年開始，國民政府先後頒布了《商人運貨出口及售結外匯辦法》、《出口貨物應結外匯之種類及其辦法》、《出口貨物結匯領取匯價差額辦法》、《維護生產促進外銷辦法》等一系列法規，在加強出口外匯管理，防止法幣、金銀及其他結匯物資進入日占區，鼓勵創匯物資外銷，增加政府外匯收入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1938年3月12日，國民政府頒布的《購買外匯請核辦法》，明確停止無限制供應外匯的做法。但是，囿於英、美等外商銀行不同意這一辦法，所以並不嚴格執行。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鎊應聲貶值，法幣在上海匯市隨之升值。

　1940年初，法幣對英鎊的匯價上升了80％，對美元也上升了50％。1939年成立的「中英平準基金」拋出法幣回購了420萬英鎊，相當於以往出售總額的40％。1941年初，美國改變對中國的援助只局限於貨幣購買和物資援助等，且採取較為隱蔽的形式，中美簽定了《中美法幣安定基金協定》，美國出資5千萬美元作為法幣基金貸款。中美簽署外匯平準基金協定當天，英國也承諾向中國提供總額為1千萬英鎊的外匯平準基金貸款。合計1.1億美元組成的「中美英平準基金」，該基金曾經對穩定法幣的信用發揮過重要作用。

　但是，因為中國方面利用平準基金繼續在上海和香港的黑市上大量供應外匯，以求穩住外匯黑市匯率，卻繼續為日本在占領區集中了大量法幣，運至上海套購外匯提供機會。平準基金幾乎消耗殆盡，其中大部分為日偽勢力所得。至今難以得到國民政府在這方面消耗的外匯基金具體數額，據估計約值當時數億美元。

　戰時金融決策權

　抗日戰爭提供了強化法幣改革合法性的機會，戰時金融體制應運而生。1939年，國民政府頒布了《戰時健全金融機構辦法綱要》，把抗戰初期設置的中、中、交、農4行聯合辦事處，改組為一個決策性的機構，擴大其權力，負責指導辦理戰時金融及經濟機關的的各項業務，其組織由中、中、交、農4行及財政部、糧食部派高級官員組成，蔣介石兼任四聯總處主席，總攬、檢查、監督執行4行業務，制定戰時金融決策的大權。這個權威機構制定了一系列的戰時金融措施。

　強化法幣合法性，推行幣制改革，持續強制收兌社會持有的白銀及銀元，有利於國家掌握現金和集中貴重金屬白銀，用於在國際市場購買軍火物資，推動國民經濟向戰時經濟的調整和轉變。國民政府透過在全國強制推行法幣總攬貨幣的發行和回籠，可以穩定並擴大政府財政收入，將軍費開支轉移給民眾，「能夠運用普遍為人民所接受的鈔票（法幣），應付全國的軍政開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