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茂生，字維屏，號耕南，1887年生於台南府城。林茂生的父親林燕臣是一位前清秀才，幼年時從台南市舉人郭老爺讀漢文，郭老爺十分賞識林燕臣的才華，後來便將女兒郭寬許配給他。1898年，林燕臣受基督長老教會之聘，在台南新樓擔任英國傳教師的漢文老師（教福佬話）。教習之間，逐漸傾心於基督教義，由著名的牧師巴克禮施洗入教。後來，自身又走上宣教，從事神職工作及神學教育的道路，先後歷任台南長老中學教務長、太平境教會長老、高雄州東港教會牧師，基督長老教會台灣大會議員及議長，並於1925年受聘為台南神學院教授，歷時10年。

林茂生外祖父郭景澄，飽讀詩書，所以林茂生3歲時便追隨祖父，接受薰陶，奠下深厚的漢學基礎。1896年，曾隨同日本曹洞宗和尚學習日文，1899年左右，因乃父與教會的關係，林茂生進入其父執教的長老教中學求學，由於他在漢文方面已有相當的程度，在同學中出類拔萃，於是受校長之命，教授其他學生，因此他在中學裡是半教半讀，人家都稱他「半仙的」。當時，有一位英國小姐也請林茂生教她漢文，林茂生與她交換條件，要她教他英文，這時，林茂生也從英國傳教師學習彈奏鋼琴和風琴。

4年後，由於成績優異，受教會保送赴日讀書，先在京都同志社中學研讀日文一年，隨後考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的文科，英國教授即發現他的英文程度很好，因而事後請他代為抄寫該老教授正在撰寫的著作，並付以雙倍的薪資。京都第三高等學校畢業後，順利考上東京帝國大學，主修東方哲學，尤其對陽明學說，更為專擅。林茂生留學東京時期，頗受台灣留日學生歡迎，1915年擔任「高砂青年會」首屆會長（以後接任會長的有蔡式穀、陳炘等人）。高砂青年會，係由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所組成，以揭櫫「涵養愛鄉心情，發揮自覺精神，促進台灣文化的開發」為宗旨，後來易名為「東京台灣青年會」，這個組織可說是日後林獻堂、蔡惠如在東京糾合台灣青年推動民族運動的一個胚胎。1916年，林茂生以優異的成績獲得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士學位，成為台灣人在日本統治下的第一個文學士。

返台後，擔任長榮中學（原長老教中學）教務主任，並教授英文。兩年後在台南師範學校兼職。1920年，轉任台南商業專門學校任教（同時辭去長榮中學教職，改任該校理事長）。當時是台灣民族運動蓬勃發展的年代，蔣渭水與林獻堂所領導的「台灣文化協會」是島內民族運動與文化啟蒙的核心組織。該會於1921年10月17日成立，會員總數達1千餘名，林茂生被推為該會評議員之一。1923年起，台灣文化協會開始在台北、台南等地舉辦各種講習會。1924年7月，預定請正林茂生講演西洋史，為期兩週，卻遭台北市役所（市政府）駁回而作罷。同年10月20日起，台南的「文協」幹部利用基督教青年會名義舉辦講習會，每週六以林茂生為講師，舉辦西洋歷史講習會，一連講了9次，日本便衣警混於聽眾之中監聽，林茂生以台灣話演說，照講不誤。

文化協會所舉辦的夏季學校，是文協眾多文化活動中一項具有特殊意義的活動。1924年起，連續3年在霧峰林家花園舉辦為期2週的夏季講習，延聘當時之名飽學之士為講師。第1年，他主講倫理學，第2、3年，則講授西洋文明史。根據《台灣民報》69號（1925.08.16）有關第二次夏季學校開學式的報導，引述林茂生講述開辦夏季學校意義的一段話：「休暇非休止活動，大自然的活動是在暑天，若將夏天扣除，台人就無時間可做事，故變化就是休息！」

日本人為了掌握教育，勵行其殖民地政策，台灣總督府於1919年頒布台灣教育令，認為同化政策應是教育的指導方針，所以不容許台灣人自辦學校。之後日本又頒布一些法令來阻止台灣人辦理學校；其中即私立學校需要10萬元基金才可以正式立案。

規定私立學校需要10萬元的基金，始能正式立案。這項新規定，對身為長榮中學理事長的林茂生而言，是一項極大的挑戰。於是，自1925年春天起，林茂生奔走全島，深入民間，高聲疾呼，喚起台灣人對日本奴化教育的認識，指出台灣人欲有機會在自由環境下接受新式教育而不受歧視，唯一的辦法便是資助已形成的教會學校。經過林茂生的奔走募款，到了1926年夏，募來的經費已遠遠超過所需基金10萬元。當時，日本當局在台灣實施的教育，是不平等的雙軌教育，對國民基本教育，設有兩種不同學校，一種叫小學校，另一種叫公學校。前者專供日本子弟及台人中地位顯貴者的子弟就學，後者為一般台人子弟而設。兩種學校的設備、教學、待遇皆有極大的差異。以當時林茂生的社會地位，子女上小學校，當無問題，但他堅決讓自己的子女上台灣人子弟唸的公學校。

日本殖民統治下，台灣人除了遭歧視之外，與日本人也享有不平等的待遇，對此，林茂生曾經向葉榮鐘感慨道：「我每次拿到月給袋(日本官吏核發薪俸時將每人應得金額用現鈔盛在紙袋裡分發)時，便會痛感自己被歧視而憤恨不平。日本人有六成加俸，又有家族津貼，兩項合計和薪俸相捋，總額日本人倍於省人。」有時林茂生也會藉機諷刺，例如，他喜歡抽水煙，即使後來身為大學教授，他也經常怡然自得在公共場所吸吮台灣式的水煙，日本同事看了，頗不以為然，責他「堂堂大學教授，不用香煙，卻吸那種鄉下人的水煙」，林茂生聞之，泰然答道：「君等有六成家俸，我輩無此特權，自難與諸君同日而語。」

儘管在職務上受到不平等的待遇，但是林茂生的才學，卻不能不受到日本當局的肯定，1927年，林茂生被遴選為「在外研究員」，公費赴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留學，進入該校著名的Teacher’s College ，投入當時著名的教育哲學泰斗杜威（John Dewey）與門羅兩教授的門下。翌年，4月，順利獲得哥大的文學碩士學位。在哥大第二年，因台灣總督府資助期限已屆，後來幸得哥大校方與台灣總督府同意各負擔獎學金若干，其不足部分由林妻在台灣舉債，使得林茂生得以繼續完成博士學位(那筆債務，直到大戰結束後，林茂生的次子林宗義任教台大醫院時，還在替他償付利息，後來多虧當時惡性通貨膨脹之賜，才使全部債務於1946年全部償清，只可惜隔年林茂生於228事件中慘遭不測)。

1929年11月，林茂生終於以優異的成績，取得哥大哲學博士學位，是台灣人獲得哲學博士的第一人。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日本行政體制下台灣的學校教育》，論文中共計9章，除了在導論中介紹台灣這個島嶼的地理位置與人文景觀之外，重點在於敘述自荷蘭據台以來，歷經鄭氏王朝與大清帝國，一直到1920年代日本統治時期的教育理念與制度的發展過程。特別在最後兩章，分為理論與實際兩部分，提出近代民主主義的教育理念，檢討日據時代同化教育的缺失，指其違反人類學習與成長所必須遵守的個體自由原理與社會進化原理。

哥大因林茂生成績優異，以金鑰匙一枚贈送給他。而門羅、杜威兩位教授亦有意挽留他留校任教，但林茂生婉謝道：「做為一個學者，留在哥大，當可償平生夙志，但是每念及台灣家鄉的那群羔羊，我實在非回去不可。」

哥大雖然挽留不住這位歸鄉情切的優秀學人，但是哥大的校園內則留有這位「台灣才子」的筆跡。林茂生在哥大住在國際學舍，與來自各國的學生齊聚一堂，當時，位於國際學舍(International House )的河邊教堂(Riverside Church)正由美國鉅富洛克斐勒出資建造，該教堂上有一面彩色的玻璃窗，上面用各國語文寫著「上帝是愛」，其中漢文，即出自林茂生的手筆。林茂生學成返台前，曾旅遊歐洲考察。在德國柏林大學時，曾以德語向該市市長、柏林大學校長以及該校教授學者演講東西文化之異同，舉李白和歌德的詩為例比較描述。

1930年元月，返回台灣，翌年，擔任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教授，成為應與德語科的主任，兼圖書館館長。他的職位是正五位（大約是目前的薦任官），一方面他仍繼續為長榮中學服務，擔任理事。日本當局為了對對這位台灣的菁英加以懷柔拉攏，曾贈勳三等，加以表揚。林茂生心裡明白，這不過是日本當局的懷柔政策，實際對台灣人的地位的提昇，並無半點誠意。在林茂生內心的最底層的思想，決不是日本統治階級所能容忍，當時日本在台大力推展「皇民化運動」，更是對林茂生內心的一種煎熬，和其他的台籍社會領導人物一樣，林茂生也被強拉參加「皇民奉公會」，擔任文化部長。日本文學家池田敏雄也有這一的敘述：「台灣第一號文學士林茂生教授則被拉出來當文化部長」，在當時戰時的權威氣氛下，從也得從，不從也得從。此外，日本當局也要求台灣人每一家準備神棚、紅日旗和榻榻米三樣「神器」，並改姓名，實行「國語家庭」。林茂生雖然被迫徵召為皇民奉公會文化部長，但他始終為改漢姓，與家人也以台語交談，不講日語。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台灣「光復」，林茂生雀躍的心情，不可言喻，他舉家遷居台北，並擔任國立台灣大學先修班主任，過一段時間，又接任文學院院長，同時，台灣省政府教育處處長范壽康組成教員甄選委員會，他也被網羅其中，成為12位委員之一。

除了授課之外，林茂生對於台灣能脫離日本的統治給予相當高的期望，有感於台灣淪日半世紀，與祖國文化隔閡甚深，決心辦報啟迪民智，且可為台民喉舌；於是與一群由前《興南新聞》的台籍新聞從業人員，創辦了《民報》，並擔任社長。

終戰後，台灣同胞歡欣鼓舞，熱烈歡迎祖國的來臨，但國府接收台灣之後，新來的陳儀政府表現在政治上的貪污腐敗，林茂生主持的《民報》都勇於揭露當時政治社會的黑暗，一一提出忠實的報導，以及諤諤的諫言，使得《民報》的銷路扶搖直上。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短短10餘天之內，《民報》就揭露6則貪污的新聞，平均幾乎兩天1則。就是由於它對於權勢當局，毫不客氣加以指責批評，因而得罪當道，埋下厄運的種子。

林茂生雖然抨擊政治上的貪污腐敗，但他並沒有「省籍」歧視與偏見。終戰之初，他結交了不少大陸來的朋友。他參加台灣文藝社，擔任理事，與另一位江西籍的理事曾經過從甚密。

 1946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民政處接奉行政院7月13日的明令，辦理國民參政員台灣省代表的補選，限1個月內辦竣。此次有意參選的人士，共有40人左右，林茂生也參加競選，投票結果，台中縣的林忠獲最高票（22票），其次是林宗賢（18票）、羅萬俥（16票）、林獻堂（14票），以上4人賭定當選，但第5高票的廖文毅原來獲13票，卻因為其中有1張選票的「廖」字墨跡未乾而弄髒模糊了，以致是否有效，造成疑義。其後，獲12票同票的有5人，他們是林茂生、杜聰明、陳逸松、吳鴻森、楊肇嘉。但其中楊肇嘉的12張選票中，也有1張的「肇」字筆畫多了一橫，是否有效，也引起疑義。這些疑義的選票，後來經過中央裁定，均屬無效，於是造成楊肇嘉篤定落選，而廖文毅必須與其他同獲12票的4人抽籤決定當選名單。

這件原本極容易辨認選票誰屬的事，經過承辦官員刻意地小題大作，引起林茂生相當不悅，在抽籤決定當選名單的前夕，個性剛直的林茂生向參議會秘書處提出聲明書，聲明自動放棄參加抽籤權利，省參議會秘書長連震東頗為震驚，亦感為難，第二天清晨造訪，把文書退回，苦勸林茂生不要辭退。但是該天《民報》的晨刊的第3欄已刊出林茂生棄權的消息。然而，當局仍以此為手續不完備，不予考慮，仍照預定舉行抽籤。當時有人懷疑陳儀及民政處長周一鶚的這一招是針對楊肇嘉和廖文毅而來，因此不欲林茂生辭職。9月6日，抽籤結果，當選的4名是：林茂生、杜聰明、吳鴻森、陳逸松。然而，林茂生於6日晚上，在當選的參政員假中華大酒家宴請省議員時，忽然在席間鄭重宣布辭退國民參政員之職。9月8日《民報》上，也發表了辭職聲明書。

 1947年2月27日因專賣局緝察私煙人員施暴，引發翌日群眾暴動。事態擴展開來之後，林茂生憂心忡忡，感慨地說：「局勢不好了！看樣子，台灣人將要更加艱苦了！」後來有電台廣播，請他出面磋商處理的方法，他認為一個學者對實際政治無從參與，也就沒有積極參與，只有在3月4日時去了一下處理委員會，發表了簡短的意見，督促他們要公平，要有建設性，以後就沒有出面了。後來有人勸他走避，免遭不測，他卻天真地說：「他們知道我林茂生並沒有做什麼，能對我怎麼呢？」然而情勢的發展，有惡化的傾向，林茂生才在次子林宗義的苦勸下，到次子住的地方住幾天。

林宗義回憶當時的情形說：「他帶來一些書、棋子棋盤，到了第3天，棋子下膩了，書也看完了，那天正好是3月10日南京政府援軍在基隆上陸，他說他要回去拿幾本書就過來，哪知道，因事絆住了，當晚他並沒有再到我那邊去。隔日早晨9點許，我家佣人跑來告訴我說：昨晚老先生被帶走了，情形不好，老太太十分擔心，吩咐你小心，切不要出門。到了那下午，我實在忍不住了，便到我家母處，當時家祖母尚健在，家母才告訴我：昨夜有8個人乘一輛北一汽車，先把房子圍住再敲門，闖了進來，就出示手槍，對著你父親說：『陳長官請你去說話。』你父親說：『我的意見他都已知道啦！』但是無法抗拒，掏出身上的鑰匙交給我，就被他們帶走了。」

從此，這位台灣難得的社會菁英，一去不返。這一年，林茂生正好60歲，他的學生們正在議論著要為他做60大壽。林茂生是如何遇害？至今無人知道。有人傳說，他被裝在蔴布袋內，丟入淡水河裡。（摘錄自李筱峰，1990，《二二八消失的台灣菁英》）。

◎ 謝長廷說，二二八當時屠殺的其實是一代的台灣菁英，損害的不是一個人、一家或一個家族，影響的是整個台灣發展，傷害了台灣整個命脈，這也是要堅定追求二二八真相及轉型正義的必要性。他指出，台灣不是如中國國民黨所糟蹋的沒財經人才，人才是被殺掉了，作為一個有品格的人民、一個有骨氣的族群，沒有去選過去加害者集團領導者的道理，這不是心胸問題，而是品格與骨氣的問題。

◎ 世新大學教授李筱峰說，陳炘生於日本人來台灣的前兩年，死於日本離開後兩年，陳炘不喜歡的日本殖民統治讓他成為社會菁英，所期待的祖國卻結束了他的生命。如果六十年前台灣在一個合理的國度，這些在二二八消失的菁英絕對可以組成一個堅強的內閣，二二八對台灣的傷害是難以彌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