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義女神

離開法院之前，我經過了一座「正義女神」的雕像。

她站在高處。
手裡拿著劍。
另一隻手拿著天平。
眼睛，被一條布蒙住。

後來我才知道，
那三樣東西，
分別代表：

劍——象徵法律懲奸除惡的力量。
天平——象徵客觀衡量雙方證據。
眼罩——象徵正義不應受權力、金錢、地位影響。

我站在那裡，看著她。
忽然很想哭。
因為那一刻，
我心裡只有一個念頭：
她不是「公正地蒙住眼睛」。

而是真的，
看不見。

因為我親眼看見：
有些證據，
根本無法放上天平。

在整場官司裡，
有大量證據，
根本不被允許讓陪審團看見。

我的律師一次又一次站起來。
一次又一次想提出證據。

而法官幾乎總是立刻打斷：
否決「Overruled。」。

天天如此。

後來，
連我的律師都苦笑著說：
「打這場官司，我才知道自己身上有那麼多器官。
因為每一次 overruled，都像重重打在不同地方。」

唯一的一次例外，
是我們請來一位德高望重的大律師，
作為 expert witness 專家證人出庭那一天。

那一天，法官終於安靜了。

很多年後，
我仍然記得那種感覺。

你明明知道–有些事情不對。
但整個系統，卻像一道巨大的牆。

而你站在前面，毫無力量。

那時候，我終於開始明白：

原來「法律」，和「正義」，
並不一定是同一件事。

尤其當你：

沒有權、
沒有錢、
沒有背景、

甚至不是當地人。

我是從加州來的。
不是土生土長的達拉斯人。
我有亞洲口音。
我不屬於那個圈子。

而對面，是保險公司。
是長期和法官們打高爾夫球的人。
是熟悉整個 system 的人。

那時候我才第一次真正感受到：
什麼叫 powerless。
後來，甚至有人私下告訴我：

如果 Alice Lin 贏，
法官最後也會把它翻回來。

當時我不願意相信。
可是最後，
事情真的發生了。

而最諷刺的是：就在判決即將出來之前，
情勢其實一度對我們非常有利。

甚至，
代表旅館交易的那位律師，
還主動提出和解。
他願意給我們五萬美元。

甚至說，
之後會幫我們去追其他人的責任。
後來我律師查到：保險公司擔心輸掉案件後，
可能面臨巨額懲罰性賠償。

所以最後，他們給那位律師一筆錢，
讓他私人承擔責任，
來保住整個保險公司。

可是最後，
我們還是輸了。
我們提出上訴。

但上訴很快被駁回。

而更奇怪的是：
後來，法官居然下令，
將整個案件 seal。

也就是：
不允許公開。

很多年後，
我仍然想不明白：

如果整件事情真的完全公正，
為什麼需要把案件封起來？

而真正耐人尋味的是：

一年後，我忽然接到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也就是 IRS 美國國稅局——的電話。

那位 IRS 官員問我：
「妳有沒有付錢給那位律師？」

我非常驚訝。
因為在官司裡，
那位代表旅館交易的律師曾經反告我們。

而法院最後判決：
我要付他五萬美元。

可是當時，我一方面根本沒有多餘的錢。
另一方面，我也認為整個判決極不公平。

所以，我根本沒有付那筆錢。

我告訴 IRS 官員：「如果我有多餘的錢，
我寧可把它丟進海裡，也不會給他。」

後來我才知道：
IRS 已經掌握一些事情。
他們知道：那位律師曾經收到保險公司的錢。

而他，似乎沒有完全申報。
所以他們才打電話確認：
我是否另外又付給他那五萬美元。

這通電話提醒我另一件事--

按照法院最後的判決，
我其實還必須付那位反告我的律師五萬美元。
可是很奇怪的是：

在那之後，他從來沒有真正向我追討過那筆錢。
沒有催促，沒有施壓，也沒有進一步採取行動。

很多年後，我偶爾仍然會想：
也許，在他心裡，其實也知道——
他做的有些事情，是不對的。

我不知道。
也許只有他自己知道答案。

那通電話，
讓我第一次真正意識到：

也許，
我們當年並不是真的輸了。

而是：
有些真相，
即使很多人心裡都知道，
也不代表它會被真正公開。

離開法院時，
我再次回頭看那位正義女神。

她仍然站在那裡。
手裡拿著劍。
拿著天平。
蒙著雙眼。

而我忽然覺得：
也許真正可怕的，
不是正義看不見。

而是：
有時候，明明看見了，

卻仍然選擇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