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終於還是書寫起書寫了。在那樣一個輕浮透明的日子裡，生活就像披覆了一層軟膜，沒有什麼不在發光而，沒有什麼不像是蜃影，倒似滲進去的光線皆曲曲折折地拐了幾趟彎後才想起原有的軌道；彷彿輕輕一碰便會以某種滑稽的姿態，碎裂。

　　所以費神的事情大可以免了，包括上課。哎那樣一個清澈如歌的時間哪裡還需要語言呢？我們不必向彼此解釋自己，不用管現實以外的事（文字從來只是永恆而徒勞的召喚術）。當然偶爾還是可以講一些似乎有那麼點深度卻難以捉摸的語句，就像那些你以『文青』這等歧視字眼形容的人一樣，雖然你會覺得那是歧視只是因為你從沒被別人那樣歧視過。

　　也難怪我第一次在構想一篇三流小說時沒有笑場。其實鄭重的發表一篇不那麼小眾的小說－譬如只有情節或者完全沒有情節－，這本身便已是一種幽默。我還想到許多尚未被創造出的人物：他們花了大半輩子不停地訴說、傷害和妥協，關於已然自顧自地走過的生命和即將就要被傾軋過去的時間，但他們始終只是和我一樣言不及義，或者一樣膚淺。總之我確然在試圖將自己置放在一新的瓶頸上，雖然在上了層膜的日子裡語言一直也不大重要。

　　（啪。燈光暗滅，布幕旋復拉上。一名穿著件黑色老舊風衣的男子緩步向你走來。他用低沉而不耐煩的語調說，『......』。就像是紀錄了所有小說開頭的小說開頭，這故事沒有你想塑的那種結尾。）

　　也許是無以名狀的什麼無以名狀地從膜殼裡慢慢流瀉出來了－關於那輕薄明亮的時間的末梢，我想起那本逾期未還的張愛玲短篇小說集。倒不是張愛玲怎麼，而只是在那過度曝光的鏡頭下，我感覺了文字之於時間的荒謬（亦或是想法本身的荒謬）；我突然悲傷地明白，以如詩的筆觸書寫只是因為我再也無法寫出那樣純粹的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