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t the heart of science is an essential balance between two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attitudes — an openness to new ideas, no matter how bizarre or counterintuitive, and the most ruthlessly skeptical scrutiny of all ideas, old and new. This is how deep truths are winnowed from deep nonsense.”
— Carl Sagan
醫學史上,第一個應用臨床實驗來驗證療法是否有效的人,是蘇格蘭的海軍外科醫師James Lind。1747年,Lind將手上12名壞血病船員分成6組,讓每一組分別服用1.36公升的蘋果汁、25滴硫酸鹽溶液(每日3次)、2湯匙醋(每日3次)、0.568升海水、由大蒜、芥末、蘿蔔和沒藥打成的藥膏、及兩顆橘子和一顆檸檬,進行長達2個星期的實驗。(Lind沒有替病人放血,因為他不相信放血有效。)雖然船上的柑橘類只有6天的量,但食用柑橘的2位病人的壞血病在6天後即完全改善,其他的船員除了喝蘋果汁的兩人病況有些許進步,仍受疾病所苦。
即使Lind的研究是如此顯著,在沒有讓醫師討論交流新療法的醫學期刊的18世紀,Lind的實驗結果並沒有廣為所知,加上他建議船主攜帶大量柑橘水果上船不符經濟效益,直到另一位醫師Gilbert
Blane做了另一個較大型的追蹤研究證實Lind的發現,英國才從1795年開始讓船員每日飲用約20 c.c的檸檬汁。也因為英國船隊比其他國家更能有效預防壞血病,大英帝國的海上霸主地位得以屹立不搖1個多世紀。
在Lind和Blane以臨床實驗證實檸檬汁的療效前,檸檬對當時的醫師而言,是所謂的「替代療法」。放血才是自古希臘時期以來,西方醫師治療病人的標準流程,如美國國父喬治華盛頓,在1755年2月得了重感冒,1天內就被主治醫師放了全身約一半的血液;如今醫學史家皆認為,華盛頓真正的死因應該是失血過多。如果不是英格蘭的陸軍外科醫師Alexander
Hamilton在參與半島戰爭時,比較手中366名傷患放血或不放血的治癒率,發現無論是他或是另一名不替病人放血的軍醫,病人的死亡率都比放血的軍醫高出許多,才證實了根基於古希臘體液論的放血,不但不能治療病人,反而有害。
到了今日,還是因為嚴謹的大型醫學研究的緣故,科學家替放血找到新的用途──用水蛭治療壞死的腫瘤組織。
這幾年,因為種種原因,自然/替代療法在世界各地越來越受歡迎。許多支持自然療法的人,對現代醫學的攻訐不外出於:不自然、現代醫學使用的藥物是毒、自然療法悠久的傳統而現代醫學沒有、現代醫學沒有針對個人設計特別的療法……等。也讓這些聽信來自基本教義派攻訐的人認為,從自然取得的藥草或是有久遠歷史的針灸、整脊或是按摩,絕對比西方這100年來所發展的證據醫學(evidence based medicine)要來的有效而無害,而忽略了這100年來,如果不是因為懷疑,而前仆後繼地檢驗一項又一項正統醫學療法,民間偏方或是某個科學家的異想天開是否有效的笛卡兒思想門徒,也許今天,這個世界上有許多人,會因為感冒而死於失血過多,會在幼時或壯年就死於天花、小兒麻痺、霍亂、傷寒、瘧疾等傳染病,也沒辦法從可以止痛卻會引起腸胃道不適的柳樹皮中純化出有效成分salicin,再進一步改進其結構,成了今日比柳樹皮有更佳的止痛力,卻比較不那麼傷胃的阿斯匹靈。
在科學面前,無論象牙塔裡的科學家發現的某一種能阻斷癌症細胞裡的分子傳導的藥物,或是民間常民認為有用的民俗療法,都是平等的;科學家只想知道,這項治療法有效還是沒有效,安全或是不安全,即使,療法的來源,超乎所想。
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曾說:
“There are, in fact, two things, science and opinion; the former begets knowledge, the latter ignorance.”
意見若沒有經過嚴謹的檢驗,就不會成為有用的知識;一如Lind反傳統地使用檸檬治療壞血病,一如流傳了2千多年的放血實際上對於絕大部分的疾病有害無益。而醫學的進步跟醫療環境的改善,不能只靠科學家或西醫對偏方敞開心胸,也得靠傳統醫學的信仰者放下成見,願意接受經過嚴謹設計的臨床研究評估後的結果。若是這麼看,現代醫學和替代療法,才能互有交流溝通取長補短的機會。
後記:
除了是讀書筆記外,這篇文字也是這篇文章的補遺,補充的是,我是贊成病人有自由選擇療法的權利沒錯,但我更相信病人有要求知道療法的安全性與有效性的權利。
常客或是認識我的人,大概多少猜得出我寫那篇文時有些動氣(21世紀的說法,就是要戰的意思啦!),因為某些緣故,我對傳統醫學像是草藥、中醫和針灸,比許多台灣醫學院出身的人寬容,可是也因為同一個緣故,我無法忍受有些非常極端的中醫界的人對西醫的批評。
我不相信中西醫間無法溝通,中西醫對人類該怎麼活才健康,並沒有外界所想像的那麼不同;兩個領域之間缺乏的,是名詞的翻譯和理解,以及科學態度和方法。
我也認為,這兩個要素,是讓西方科學界接受、願意研究、並推廣「有效且安全」的中醫學的關鍵。
沒錯,「有效與安全」,中醫學是我們的傳統甚至信仰,但也因為這樣,即使中醫學還沒被台灣、中國甚至亞洲的科學界以嚴謹的態度全面檢視過,我們接受中醫仍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對西方人,尤其是那些只相信科學證據的西方醫師來說,唯有經過設計精密的臨床實驗,重複證實有效而安全的複方,才能更廣泛地影響西方的醫界。
如果中醫學真有這麼好,真的不是因為信仰而來的「安慰劑」效應,通過臨床實驗只是’a piece of cake’,有什麼好排斥的呢?
其他的偏方或是替代療法也是一樣的,拿藥廠不良的推銷行為來說嘴,只是突顯這些自然療法師一模一樣的醜惡嘴臉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