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去台東(四)人類學家張光直"蕃薯人的故事"

因為前中研院副院長人類學張光直教授對台灣史前文化尤其是卑南考古的卓越貢獻，台東史前博物館圖書室為了紀念他，以此定名。

參考張光直教授的生平資料，特地去買了一本他寫的"蕃薯人的故事"，看完了感觸良深，他的經驗值得大家深思及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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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蕃薯人的故事
作者：張光直
出版：聯經出版公司，1998年初版

"蕃薯人的故事"是張光直 先生早年生活的回憶及四六事件入獄記。這本書名為"番薯人的故事"，是在敘訴族群觀念的狹隘，及"大時代"下做為"小人物"的悲哀。

首先談到族群關係，張光直的父親張我軍(台灣新文學代表人物)1，誕生於板橋。一九二一年從台灣到北京念大學，遇見北師大的羅文淑，相戀成婚。羅文淑是湖北人，所以張光直自認為他是台灣人，是蕃薯人，也是閩南人、中國人；當然以母系來看他也是芋仔。2

他說「芋、蕃薯，都是象徵性的言語，而象徵是流動的……我知道我是那裡人。」這是人工界定的刻板名詞，硬加於人。他表示，芋仔與蕃薯，不是血統的問題，而是態度的問題。

以人類學而言，人類有共同的祖先，因為遷徙，經過長期的隔閡而產生文化上及經驗上的差異，狹隘的種族主義將此差異化為種族的仇恨，造成不斷的悲劇。

復旦大學教授盧大儒認為中國人的祖先距離現在不超過5萬年。以DNA檢驗，發現每兩個中國人之間差異都在5萬年之內，漢族與藏族分離也只有一萬年，漢族不同群體之間差異也只有5,000年左右。3

更何況所謂蕃薯與芋仔也不過經過50年的隔閡，血源相同，只是文化上產生了差異，因為在台灣的閩南人受日本教育。

這些差異，卻因此互不信任及互相敵視。直到現在社會上仍然有藍綠及統獨的對立。這個對立消耗了社會資源及阻礙經濟成長，破壞了社會和諧。

一年監獄生活影響了他做"蕃薯人的故事"人的態度，他認為在那個環境中的「好」與「壞」是極難判斷的。在牢中他接觸到各種各樣的人，他看到在兩夥人，都包括著好的人，在「一個大時代」，碰在一起，「各為其主，各盡其力，彼此互相鬥爭，結果為何而死，他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人這樣容易受騙，張光直感到十分好奇，這就是他考台大考古學系的主因，想知道"人之所以為人"。(109頁)

至於時代的悲劇，在「大時代」下的升斗小民身不由己，常有不測風雲，因為國家社會在大動盪，命運之坎坷不是一般小人物能夠輕易逃脫的。中國近代史就印證了這個道理，沒有幾人能掌握自己的命運，逃脫政治無情的打擊。

有位朋友老是問我1949為何有兩百萬軍公教人士決定由大陸來台，我認為小人物無力領悟或定義政治混亂。沒人能預測未來，不知做的決定到底對不對。

如果事先知道兩岸隔離三十多年，當初許多人會選擇留在大陸。如果知道共產黨會實施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可能台灣也擠不下了，大多數人只能懦弱求生。

張光直離開監牢前，還得簽字發誓，不將所見所聞之事，對外透露。隔了近四十年，張光直才正式講述這段往事。他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將當年的事件寫出來，歷史要還原，正義要伸張。當然希望歷史不會重演。

註釋:

1. ‎張光直的父親張我軍是台灣人，1921年前往北京求學。父親是日治時期台灣新文學論戰的導火線引燃者。張我軍與當時旅居北平的臺籍菁英連震東、洪炎秋、蘇薌雨等並稱「四劍客」。1924年在台灣民報發表〈致台灣青年的一封信〉、〈糟糕的台灣文學界〉，該兩篇抨擊台灣舊文學與舊詩人的文章，否定台灣傳統文學，主張白話文。
2. 卵子內存有數以萬計個粒線體mtDNA，精卵結合時精子的粒線體則是被留在卵子外，受精卵的粒線體DNA全部來自母親。所以受精卵中細胞核外只遺傳母親的mtDNA，使我們可以準確地找到人類母系起源。
3. http://www.eurasianhistory.com/data/articles/a/1432.html
4. 四六事件
   http://km.cca.gov.tw/myphoto/show.asp?categoryid=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