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吳濬杰

節自：吳濬杰，2014，〈性別運動的全球化趨勢初探：淺析台灣性工作專區設置之難題〉，第四章，未公開出版，頁17-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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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女性作為女權主義之主體

一般而言，「女性主義」假設存在著某種的身份，而這樣的身份主要多是從「女人」或「婦女」，也就是「女性」這樣子的範圍之中來進行理解。無怪乎在絕大多數的情況下，許多人在看到「女性主義」或「女權主義」這樣的一個概念時，往往會先入為主的將「女性」作為其概念運作的「主體」，並認為女性主義的目的及其核心理念就是「在為女性這樣一個『主體』，爭取其在政治與法律體制以及各種社會與文化環境上的權利與各種利益的具體化實踐」。[2]

而就政治學的領域來說，「主體的界定」這件事情是至關重要的。尤其是對於女性主義政治而言。蓋「主體的政治建構」乃是為了使某些特定人事物的合法化或正當化，以及排除某些對於特定人事物不利或有不良意圖的目的之發展，而這些政治運作把某種以司法結構作為其基礎的政治分析給有效的遮掩與「自然化」（naturalization）了。司法權力無可避免的會產生一些東西，且宣稱它不過是具現化了這些事物原本的面貌而已。

也因此，只探討如何使婦女在語言上和政治上得到更充分的再現是不夠的，女性主義也應當了解在「婦女」這個概念的範疇底下，「女性主義的主體」究竟是如何被生產的？而且又是如何被她賴以尋求解放的權利結構本身而反過來約束與限制？

事實上，美國知名性別學家Judith Butler就指出，「婦女」與「女人」作為女性主義的主體，為這些問題的解決提出了某種程度上的可能性。蓋也許沒有一個在「法律」之前的主體，等待在「法律」裡再現，或是被法律所建構出來並作為法律取得其合法性的一個「虛構基礎」，蓋個人在自由意志下同意被統治，從而構成社會契約的合法性。這樣子的構想或許也可以套用在「女性主義」的身上，而使得女性主義的正當性以及其限制得到某種程度的突破。

然而，除了支持主體的概念的基礎概念的假定以外，女性主義在假定「婦女」或「女人」這樣的詞彙代表著一個「共同的身分」的層面上來看，也遭遇了「政治」上的問題。就語言學和符號學的角度來看，「婦女」或「女人」絕不是一個穩定的「能指」（signifier），蓋因其並未充分的得到了它要描述和再現的對象之同意。如果一個人是「婦女」或「女人」，而這當然並不能代表一個人的全部，不是因為有一個尚未性別化的「人」，超越他（她）的性別的各種具體屬性，而是因為在不同的歷史語意環境中，性別的建構往往都不是前後一致的，蓋性別無所不在，舉凡種族、階級、地理環境、社會文化甚至文學藝術等領域裡都可以看到「性別」的蹤跡，也因此，「性別」實際上是在這些領域範圍內所形成的身分之中彼此交互作用下所建構出來的。故「性別」是不可能從各種政治、文化與社會環境的「交互作用」中被「分離」出來的，相反的，「性別」原則上就是需要在這些環境的交互作用下才能「維繫」其生命。

女性主義必定要有一個被普遍認知且同意的基礎存在，而這樣的基礎是建立在一個「跨文化的身分」上之政治假設，而其通常伴隨著對於婦女的某種「單一的形式」之壓迫而存在，例如「父權制」社會與男性統治的霸權結構。但是這樣的「性別壓迫」往往被很微妙的解釋為一種是自然形成的，而且是一種非野蠻性的現象。而以「婦女」或「女人」作為主體的女性主義也因此急切地想要為父權制建立一種普遍性的特徵，以強化女性主義所宣稱的具有代表性，有時候也促使了女性主義者過於急切地端出統治結構在範圍上或是虛構上的普遍性，反而據此而產生了婦女共同的「屈從經驗」。[3]

然而，若依Judith Butler所言，則假定女性主義的主體具有「普遍性」與「統一性」的情況下，可能會造成其所賴以維生的結構因為種種的限制而有所鬆動，因此，過於急促而不成熟的堅持女性主義主體的穩定性，將必然造成這種多重領域的排斥與抗拒，並顯示出這種「身分政治」所必然形成的侷限性。

是以，在這樣多重身分相觸重疊的領域中，想要維持一個穩定而一致的概念主體，基本上就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事實上，如果我們去假想一個女性的概念具有某種「共通的」性質，而且具有普遍性的情況下，相較之下一直都是非常困難的。然而，究竟這些「女性」之間是不是有某種共通性是先於他們現在所處的壓迫之前？還是，是因為他們彼此個人間所遭受的壓迫經驗而造成他們彼此相互間形成某一種同盟？而且，還可以使其獨立於父權制社會或傳統男性統治的霸權體制之外而生存？另外，「女性」作為女性主義的主體，是否總是須以某個較具優勢的文化結構作為對照來反映其存在？

更何況，就像前面也提到的，如果想要把「女性」這個概念建構成「女性主義」中一個完美而一致的主體，即使這樣的建構是為了達到「女性解放」的目的所精心設計出來的，但是被排除的領域還是顯示了這個建構的強制性與管制性所造成的後果，且不難看出「身分政治」仍然對其會造成一定程度的侷限性。

以「女性」作為女性主義理論的「單一主體」，在實際的運作上，是否也是對所有性別關係的一種不明智的「管控」和「物化」？如果真是如此，那顯然「女性」作為女性主義的主體，可能反過來正好與「女性主義」為了「解放女性」的目的而背道而馳了！

是以，若從前述所引述到的Butler的理論來看的話，則我們不難想見，Butler事實上似乎已經在某種程度下，帶給了女性主義的理論及其「主體」的設定，得到某種可以擴張的空間，因此，這樣的空間似乎也就帶給後續「性別運動」的興起，一種可以與之結合而供其「搭便車」（Free rider）的可乘之機。

二、女權主義與性別運動之結合

以往傳統的性別研究中所不斷強調的「性別差異」，如今看來，似乎已經不全然適合用來解釋現今所有的性別或社會關係，但可以確定的是，今日許多的論述、制度與實踐的過程中，確實已經可以透過不同的方式去重構「男人」和「女人」的內涵，同時也更加的明白男性和女性之間相互的差異，確實存在在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的領域之中。例如就社會學的角度而言，性別議題從「符號建構」以及「規範理論」的角度來看，往往都透露出其乃是經由「社會互動的過程」中而被建構出來的。然而，這樣的情形在全球化的前提所形成的「多元」趨勢之下，使得原本可以明顯區分的個人、區域、地方、國家乃至於整體國際社會等之界限已經愈發的趨於模糊。尤其網際網路的發達，更使得資訊被廣泛的流通與傳遞著，也因此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減輕許多「性別弱勢族群」的疏離感與壓迫感。

至於，女性主義與性別運動的發展當然也不例外。傳統女性主義著重在「女性」與「權力」兩者間之關係的分析上，然而，現今女性主義的研究已逐漸有「從公領域到私領域的權力運作」的研究趨勢，換句話說，這是一種「個人的即政治的」趨勢導向。蓋因過去的政治學者往往將「男性」所關心，或者與其利害相關的議題視為「公領域」的公共議題，而將與「女性經驗」和「女性權利義務」相關的種種事務一概劃歸入「私領域」之中，使其被排除在「公共檢視」或「國家干預」之可能以外。

惟這樣的現象一直至1960到1970年代之間，基（激）進女性主義者代表為了對抗傳統私領域的男性權力而宣示的口號，要求以「平等」的觀點，重新檢視傳統上屬於私領域的兩性關係，希冀能夠將「結構性」的性別不平等問題委由法律加以規範。

另外，根據性別研究「南方革命」[4]之開山大家，澳洲性別研究學家Raewyn Connell對於性別的定義是「性別是一種社會關係的結構，以生殖場域為中心；同時也是將身體的生殖差異納入社會過程的一種實踐。」[5]因此，該定義所導致的重大結果即包含：

性別與其他社會結構一樣都具有多面性，不只是關於認同、不只是關於工作、不只是關於權力，也不只是關於性特質（sexuality），而是以上種種同時存在的問題；性別範型（pattern）在不同文化脈絡中有驚人的差別，但仍然是『性別』；性別配置由結構的力量一社會性（而非生理性）產生，藉以形塑個人行動……隨著人類行為產生新的情況，或是隨著結構發展出危機趨勢……[6]

是以，若吾人將上述言論放在女權運動的推展上加以觀之，則現今似乎也已經有著為數不少的「女性主義者」，開始慢慢的去嘗試所謂「性別」議題的「多樣化」，致力於扭轉以往那種「女性主義者即女權運動家」的一元化取向，而意圖將女權運動轉型成為一種「性別平權運動」，因此現今的女權運動已經不僅僅是在催生「女性意識」的萌芽，或者狹隘的在爭取「女性權力（利）」而已，反而是在促進全球公民之性別平等，致力於打造全球化社會下多元性別得以平共處的生活環境。這一點，或許我們也可以從前一節Butler的理論中感受到異曲同工之處。

綜上所述，也因此，就像本文在研撰動機部分就已提及到的一樣，在現今這樣一個急速全球化的世界中，「性」與「性別」的形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產生改變，許多人也致力去改善上述種種現象，並進而試圖影響或促進全世界對於女性主義、性／別以及女權運動定位的再思考。

更有甚者，在當前「女權運動」的發展過程中，也有許多透過前述Butler的理論，使女性主義的主體可得以獲得擴張的空間，而不再侷限於「婦女」或「女人」之類的「女性」的情形。而這樣的情形，也讓女權主義或者女權運動開始轉向任何關於「性別關係」與「性別的權力運作關係」的分析時，便儼然已經逐漸呈現其「多元發展」的全球趨向，使得傳統的「女權運動」，可因此逐步邁向「同性戀與雙性戀議題」、「酷兒（Queer）與嗜好扮裝異性者」、「閹人」（eunuchs）、「雙性人」等性別意識催生與權利促進議題之上，也因此，現今已經也有許多學者開始揚棄傳統上那種狹義的「女權運動」之稱謂，並且逐漸以「性別運動」、「性別平權運動」或「性別多元（樣）化運動」來取而代之。此從前述的Vanessa Baird、Raewyn Connell以及Judith Butler等人之用語中，亦不難察覺其之用心良苦。

我國學者卡維波（按：本名甯應斌）亦曾於〈跨性別運動對女性主義的挑戰〉一文中提及在以「跨性別」為前提的情況下，歷來對於性別壓迫的理解就是男壓迫女，而「性別解放」就等於「婦女解放」，但是這樣的理解在今天必須隨著歷史社會的進展而被修正，女性主義作為婦女解放的意識形態因此也同樣的存在著立足點（standpoint）的限制，導致其愈來愈無法隨著性別解放的步伐前進。在跨性別為主體的性別解放運動出現後，女性主義更明顯的暴露它根本缺乏理論資源來妥善解釋與拓展性別解放運動；而女性主義所謂的「性別」批判，被顯示其實是以「女人」這種性別，代理包辦或篡奪了跨性人這個最下層性別的發言位置。性別只是選擇的一種存在形態，而非存在本身，男女只當作「成分」或「性表現」，而不是本質。[7]也因此，卡維波認為以「女人」為性別思考軸心的古典女性主義在許多社會裡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角色，這不是說女性已經和男性平等，而是說古典女性主義的理論資源與立足點已經無力進一步推動性別解放，許多爭取男女平等的作為已經開始產生反效果、或者打壓了許多女人和其他社會主體。[8]

三、全球公民社會下之性別多樣化趨勢

新見解因尚未普遍化，無庸置疑必須隨時被懷疑、經常被反對。─英國John Locke 

西元1975年，第一屆世界婦女大會要求一個可以有效執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公約，結果1979年聯合國大會正式通過「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作為全球婦女的人權憲章，並於1981年生效。[9]在此公約的前16條文中明訂要求締約國推行消除對婦女歧視的政策，如改變男女的社會和文化行為模式、禁止販賣婦女及意圖營利使婦女賣淫的行為、保障婦女選舉權及被選舉權、擔任公職和參加協會等、保證婦女的國際參與權、給婦女與男子有取消、改變或保留國籍的同等權利。保證婦女在法律、教育、就業、保健服務、經濟和社會方面與男人平等權利，並有參與農村發展及受益的權利，以及消除任何在有關婚姻和家庭關係的一切事物之上對於婦女的歧視，例如自由選擇配偶等權益。[10]

隨後，聯合國又在1985年在奈洛比舉行的聯合國第三次世界婦女大會所首次提出。並在1995年時的北京舉辦聯合國第四屆世界婦女大會，正式對聯合國經濟社會理事會（ECOSOC）所提出之「性別主流化」（Gender mainstreaming）的構想加以說明，認為所謂的「性別主流化」係指所有政策活動，均以落實性別意識為核心，要求過去的政策、立法與資源須要重新配置、改變，以真正反映「性別平等」的價值理念，同時也通過《北京行動宣言》，以性別主流化做為行動策略，要求各國將性別作為政策主流，成為各國政府皆應遵循的國際標準：亦即各國不管涉及到的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或任何其他層面都應該考慮到對「性別」產生的影響。並徹底的將性別主流化的思考模式帶入國內各階層、各部門的立法及落實到政策設計、執行、監督、和評估的過程。認為性別主流化需從法律面、政府重大計畫、女性經濟力的扶助等面向進行，保障婦女免於恐懼、提振社會地位及政治參與，並以融入國家重大政策為手段，方能畢其功於一役。[11]

聯合國並配合此性別主流化的政策，終於在2010年7月的聯合國大會上，宣布成立聯合國「性別平等與婦女權利促進委員會」。其目標在促進性別平等和賦予婦女權利（力），且在該委員下並成立四大分支部門系統，亦即提高婦女地位委員會（DAW）、婦女地位提倡之國際研究訓練所、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以及性別問題和提高婦女地位問題特別顧問辦公室（OSAGI），完備性別平等和婦女賦權的重要工作，並落實「性別影響評估」[12]工作之執行。

西元2001年，有六位聯合國的專家共同發表了一項有關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跨性別社群的聯合聲明，鼓勵性別運動分子與他們聯絡，討論有關人權侵犯的問題，也因此使得聯合國對於「性別弱勢」的議題開始有所關切與注意，並且得以進一步的認識所謂的「性別弱勢族群」之處境。然而，一直在這份聲明被發表出來以前，事實上這些性別弱勢族群的生活以及處境一直都是相當艱困的，尤其在一些基督教國家或者持基本教義派的傳統國家之中，還會將其之「性取向」「妖魔化」，而這也使其生存的條件更是極為嚴峻苛刻的。[13]

台灣雖然在防止性別歧視的腳步稍嫌緩慢，但所幸在大法官釋字666號做出貢獻後，立法院更接著在民國100年6月8日制定公布《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施行法》。另外，長久以來各類型的公、私部門性質的性別組織與婦女團體，以及台灣日日春協會這樣致力於「伎權」爭取的第三部門，也不斷的在這方面進行努力。再者，長久以來，性工作專區以及「倡伎」們的存在，或許也可為是一種市場制度化的表現，加以透過這方面的性服務與互動關係，事實上在某種程度也的確促進了一些關於「性」的知識與資訊流通，也在某種程度上減低了相關的犯罪活動，減少相關社會成本之支出。

至於，全球菁英因掌握決策、享有重要資訊與相關資源，故如何促使他們做出決策，分享資訊與分配資源，也是在這方面一個很重要的課題。由於各國政府深知他們在處理全球問題上能力與資源的侷限性，因此全球化也自然地促成了政府、國際組織與非政府組織之間網絡的建立，這也對建構全球治理而言起了積極性的正面作用。另外，全球化具有多樣性，很多情況下是集中在彼此享有特殊的地理、經濟和具有文化相似性的若干國家之上。然而，在這些國家裡政府和非政府參與者在國家或國際間的層次上所進行的治理工作也呈現分散而不完整的情形，況且，在全球治理的過程中，國家的權威仍然會有所存在，但國際組織、非政府組織與其他多國公司也會漸漸參與國際公共事務、法律與規則的制定，並且進行執行與監督的工作。

四、全球化趨勢下的「性」與「性別秩序」

現在關於「全球化」或者「地球村」的用語似乎已經在世界各地形成一種流行並被廣泛地運用，此主要似乎可歸功於現今這種近乎脣齒相依的國際關係與發展之趨勢。雖然，關於全球化之國際對話，往往主要停留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層面之上，然而，學者Dennis Altman也在2001年時極力呼籲，認為吾人皆應以看待「事業」之方式來同等看待「性活動」。「全球『性』」（global sex）應該是一種國際事業，且涉及了國際間各國本身的政治差異與文化差異。

一般而言，關於「全球『性』」所產生的問題，氏認為多半集中在四個方面，亦即：旅遊「買春」（色情觀光業）、愛滋病氾濫、雛妓問題以及網路色情等。且其並指出，這些議題往往可以輕易地引發我們的道德譴責，但因吾人對其發生的背景通常認識不足，所以也無法擺脫原先的「道德立場」以進行深入的了解。也因此，氏認為無人不應單獨檢視這些性愛議題，反而也應該將其放在政治、經濟以及文化等層面之大架構上來觀察之。全球化挑戰了群體與個人之認同，促使「性」可以成為界定「個人」之特徵。也改變了地方的制度結構，同時消弭了地方上部分長久以來所因循沿襲的禁忌與習俗，當然也必然會造成一些文化衝突與誤會。

畢竟，全球化的浪潮挑戰了地方的風俗與制度，也對於當地產生不小的壓力。世界各地如今都在經歷「性」與「性別」的價值觀與行為模式之變化之所帶來的「衝突」與「認同變遷」，而這樣的情形誰說就不是政、經、文化方面之變遷？以前述旅遊買春為例：目前國外觀光客到泰國買春所創造的商機，每年都為泰國的國庫帶來鉅額的財富，而使得性觀光產業成為泰國經濟極為重要的一部份，[14]雖然「提供性服務」這件事情在泰國「表面」上是非法的活動，但是法律因為顧及國家與觀光產業的發展，而刻意掩蔽了這個議題。也因此，或許我們也可以認為某種層面上，在泰國，性觀光產業就是具有實質的正當性。

學者Sarah Radcliffe、Nina Laurie與Robert Andolina曾共同提出「性別跨國化」（the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gender），雖然女性主義者在很早以前就在關注此類議題，而且早在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便有國際論壇也在爭論我們現在稱之為「性別議題」的問題。然而，現今性別議題的討論，大多是專門為了討論性別不平等與婦女權益而設置的跨政府論壇，而聯合國婦女十年以及其後的一連串高分貝的會議，也創造了許多可以討論這些性別議題的國際論壇，並且提出相關的政策議題。Raewyn Connell認為這反映出在當前性別關係中的一個重要事實：「在性別秩序裡有些重要的特性，不是可以從在地的角度去理解的，而是必須放在『全球的架構』上來加以分析。」[15]

因此，氏認為把性別視為一種全球社會的結構，也不算扯得太遠。以目前的性別來看，全球性別只是鬆散的連結在一起，而且其相對應的關係也不平均。甚至，就連所謂的「性別符號」也會受到「性別跨國化」的影響，因為「陽剛特質」或「陰柔特質」的特定形象，也會隨著全球媒體大規模的流通，不同文化的性別意識形態也可能透過移民或通婚等跨國形式交織融合，形成新的「性別秩序」。

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之下，所謂的「性別秩序」，就個人的想法而言，則認為其事實上正透過「資本主義」以及「市場經濟」的推動，而形成一種由「性的消費主義」所主宰的社會現象。畢竟，在現今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盛行的消費社會底下，吾人生活周遭的各種事物，甚或與「人」本身相關之「智力」、「勞力」乃至於「身體」似乎都可以被加以「商品化」、「價值化」與「金錢化」。而「性（別）符號」也往往可以因此而成為一種「消費手段」或「消費內容」，「性」開始成為人們的一種「娛樂」與「休閒」，或者體驗生活的一種方式，甚至，也可以成為一種「自我認同」與「自我成就」的自我表現與追求。而且，不管任何人，只要這個人願意（出於自由意志下的決定），那麼「性」當然也可以作為其「利益交換」或「謀取利益」的「工具」，又或者是作為一種「謀生」的「手段」與「途徑」。

而不論是學者楊柳所言的「性的消費化」或「消費的性化」現象的哪一種，我們絕對都不能忽視其對於整體社會大環境的道德觀念與傳統社會價值的衝撞之磨合，以及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型態所帶來的種種缺陷。但是不可諱言的，現今全球化趨勢下所形成的「性別秩序」，事實上也確確實實是透過「性」與「資本主義」的結合，而形成了由「性自由」、「性開明」、「性解放」、「性別多元性」以及「充滿能動性的性」等，所賦予的一種全新意義下的「性別秩序」，並逐步與全球公民社會之意識型態相互融合，而使其得以有機會在未來時日，發展出一種全新的「公民意識」，一同見證時代的變遷與進步。

﹝圖：Judith Butler，圖片來源：維基百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C%B1%E8%BF%AA%E6%96%AF%C2%B7%E5%B7%B4%E7%89%B9%E5%8B%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