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肥原賢二大將的下場

    1883年8月8日，土肥原賢二出生於東京都岡山縣的一個武士家庭。其父土肥原良永曾任日本陸軍少佐，其兄土肥原鑒是日本陸軍少將。土肥原賢二14歲開始，先後在仙台陸軍地方幼年學校、東京中央陸軍幼年學校學習。1904年10月，他以優異成績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16期步兵科，在校期間曾與岡村寧次、板垣征四郎及中國的閻錫山等同學，交往甚密。畢業後於同年11月被授予日本陸軍步兵少尉，並被分配到步兵第十五聯隊，不久便參加了日俄戰爭。1905年4月，土肥原調往第49步兵聯隊，1907年12月晉升爲中尉。土肥原進入日本培養高級軍官的陸軍大學 ，1912年11月，從該校24期畢業，次年1月調到參謀本部任職。7月，土肥原便以參謀本部部員的身份被派到中國北京，晉升爲大尉，擔任日本駐中國武官坂西利八郎的副官，師從坂西這個日本駐中國第二代特務頭子達五年之久，成爲這個北洋政府七代總統的顧問最得意的弟子，他能說一口流利的北京話，還會說幾種中國方言，諳熟中國的政治、歷史及風土人情，善於交際，因而還和中國許多軍閥和政界要人建立起了微妙的個人關係，這爲他從事諜報工作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條件。1918年6月，土肥原調回參謀本部，同年11月調到齊齊哈爾，任黑龍江督軍顧問。1919年8月晉升爲少佐。1920年調到第25步兵聯隊任大隊長。參加過出兵西伯利亞行動。1921年5月，赴歐美考察軍事。1922年12月重返坂西公館工作。1923年8月晉升爲中佐。1926年3月，任步兵第二聯隊副。轉第三聯隊副，1927年7月晉升爲大佐，在第1師團司令部任職，日本人對陸軍大學精英有個約定俗成的說法，叫“十年人事”，即只要不犯錯誤，一般十年内就可以升到大佐，土肥原賢二因爲在中國待的時間太長，用了十五年才達到這個職位。1928年3月，土肥原應聘出任奉系軍閥張作霖的顧問。主要任務是：指導奉軍以日軍爲典範進行訓練，以便一旦有事爲日軍所用，與關東軍及奉系軍閥所轄範圍内的帝國文官、陸軍武官等保持密切聯繫；大力蒐集奉軍所轄範圍内的有關軍事、政治、交通、財經及資源等情報。
與張作霖恩怨

　　在中國期間，土肥原賢二作爲“坂西公館”的實力人物，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竭盡全力援助奉系軍閥，他想方設法擾亂直系軍閥的金融系統，使其所發行的紙幣作廢，乘馮玉祥於1924年10月發動北京政變，迫使吳佩孚兵退漢口之際，使奉系軍閥張作霖成爲掌握北京政府的統治者。
　　1925年11月，奉系將領郭松齡因待遇不滿，起兵倒戈，當時奉軍主力正在關内作戰，奉天形勢危急。爲了解張作霖之急，土肥原直接向日軍參謀本部建議調遣駐朝鮮龍山的日本軍隊出兵奉天，阻擊郭松齡。結果，郭松齡兵敗被殺，土肥原本以爲關東軍支持張作霖會換來奉系的俯首貼耳，完全聽命於關東軍，然而，張作霖並不甘心聽命於日本人，做一個傀儡。他明白日本人在利用他，但他也是在利用日本人。他羽翼已豐，自然不會像日本人所希望的那樣對其言聽計從。對於日本不斷提出的各種“權益要求”，他要麼設法推脱，要麼就乾脆不辦，特别是在1927年就任“中華民國陸軍大元帥”，並組織起“安國軍政府”後，他力圖擺脱日本人控制的姿態愈發明顯。張作霖這種做法使得土肥原賢二顏面掃地，因爲他曾力主關東軍大力支持張作霖，並“錯誤”地判斷張會聽命於日本。
　　當國民革命軍以怒濤之勢北伐的時候，土肥原判定奉軍絕非民族主義強烈的革命軍的對手，土肥原擔心的是，如果北伐聯軍迫近平津，戰亂很有可能會波及到“滿洲”，爲此，他一面急電日本參謀本部派兵阻止聯軍北上，一面對張作霖施加壓力，逼迫其盡早返回奉天。關起門來搞獨立，可是張作霖存有大一統的志向，對土肥原的建議置若罔聞，就是不願離開北平。事已至此，土肥原這個原本力主支持奉系的人，終於堅定其除去張作霖的決心。土肥原開始與關東軍高級參謀河本大作密謀。1928年6月2日，面對大勢已去的局面，張作霖才不得不宣布“退出京師”。6月4日清晨5時23分，當專列行至奉天皇姑屯火車站京奉線與南滿線鐵路交會處時 ，一聲巨大的爆炸聲響起，張作霖這個當時的中國國家元首就這樣被暗殺了。
　　但是，東北的局勢並未因皇姑屯事件引起混亂，給關東軍出兵干預的借口。相反，由於張作相的鼎力支持，張作霖之子張學良迅速站穩了腳跟，因家仇而決定易幟跟隨國民政府。日本最高當局對土肥原、河本大作等人的擅自行動，十分不滿。河本大作被開除出軍隊，土肥原則在軍部的掩護下僥倖逃脱嚴格懲罰，只是被解除顧問職務。1929年3月轉任高田第30步兵聯隊聯隊長。
建立偽滿州國

　　1930年4月起，蔣介石同馮玉祥、閻錫山的新軍閥混戰開始，張學良有意調停，於9月18日率奉軍7萬進關，日軍爲了瓦解華北張學良的勢力，1931年3月，正式在天津設定特務機關，並任命土肥原爲天津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穿梭於舊北洋軍閥之間，拼湊所謂“北洋派大同盟”，以對抗蔣介石與張學良的聯合。1931年7月他策動石友三與閻錫山、韓復榘結成反蔣驅張同盟，雖然並沒有成功，但卻使張學良把關内部隊增至11萬人，使東北的防務出現空虛，8月，他調任瀋陽特務機關長，製造所謂的中村事件，煽動戰爭狂熱。土肥原在日本内閣會議上聲稱：“奉天政府即便是承認這個事實，但如不表示誠意，或者玩弄拖延談判手段時，我們準備採取最大限度的報復手段。”10天之後，日本關東軍在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爾等侵華分子的策動下，挑起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事變發生3天後，土肥原即從東京緊急返回，根據板垣征四郎的建議，出任瀋陽市長。立即開始着手“整頓”奉天城的社會治安，建立“奉天地方自治維持會”等組織，派出約4000多名巡警上崗巡邏，加強警戒等。奉天城暫時恢復平靜後，土肥原辭去奉天市長的職務，新市長由留學日本的華人趙欣伯擔任。
　　對於在東北採取什麼形式的殖民統治，日本國内和關東軍内均有爭論，板垣征四郎主張以此爲契機，直接占領東北，作爲日本的領地進行統治，一擧徹底解決南北“滿洲”問題。石原莞爾認爲，不宜採取此種極端做法，應充分考慮到中國的民心以及國際聯盟之意向等，雙方意見相持不下。
　　1931年9月22日，關東軍參謀長三宅光治專門爲此召開了一次會議。在會上，土肥原賢二提出一個折衷方案，即成立一個由日本控制、脱離中國本土的“滿蒙五族共和國”，獲得一致通過。關於這個國家的首腦，他提出利用居住天津前清宣統廢帝溥儀，因爲當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趕溥儀出宮的時候，溥儀走投無路，是他親自把溥儀接到天津日本使館保護起來的，他這一擧動深得溥儀好感；同時，土肥原賢二還考慮到，讓溥儀來統治清朝的發祥地“滿洲”，更有名正言順之意。10月25日，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召見土肥原，正式授與他迎接溥儀的任務。兩天之後，土肥原親自前往天津，與蟄居於靜園的溥儀會面，在會面中，土肥原充滿“真摯感情”地說道，“滿洲”三千萬人民民不聊生，日本人的權益和生命財產也得不到任何保障，這樣，日本才不得已而出兵。關東軍對“滿洲”絕無領土野心，只是誠心誠意地幫助“滿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國家，並且保證這個新國家的主權、領土將受到日本的保護。作爲這個國家的元首，溥儀可以獨立自主地行使權力。最後 ，他抓住溥儀一心想復辟的心理，力勸溥儀不要錯過這個機會，回到祖先的發祥地，光復帝業。11月8日，漢奸李際春等人糾集流氓、兵痞組成的便衣隊1000餘人在駐津日軍的配合支持下，不斷向中國軍警發動武裝挑釁。駐津日軍司令部立即下令斷絕日租界和外界的交通，並將溥儀駐地"靜園"封鎖起來。乘天津發生騷亂之機，溥儀於11月10日化裝祕密離開天津。趕在營口港封凍以前回到東北。接着，土肥原於1932年1月調任哈爾濱特務機關長，爲日軍占領北滿做準備，成功誘降當時最有名的抗日英雄，黑龍江省主席馬占山，使其參加偽滿四巨頭會議，雖然馬占山不久以後又重新反正，但已經不被抗日軍民信任，黑龍江抗日軍隊各自爲政，終於被少數的日軍各個擊破，退入蘇聯境内。
　　1932年2月16、17日，所謂“滿洲國”"建國會議"在奉天大和旅館召開，28日正式公布"建國宣言"。同年3月，溥儀開始在"新京"執政。由土肥原一手策劃的偽滿洲國政權終於宣告成立。4月，土肥原晉升爲陸軍少將，調任駐廣島的第五師團步兵第九旅團旅團長。
策劃華北自治

 　1933年2月，關東軍侵占熱河，並進一步向華北和内蒙滲透。與日本的侵略政策一致，土肥原於1933年再次任瀋陽特務機關長，開始策劃“華北自治運動”。當時，華北山海關、唐山、通州等地的特務機關，全部劃歸土肥原領導。當時，在華北掌握兵權的，主要有北平的宋哲元、山西的閻錫山、濟南的韓復榘和保定的商震。控制這四人，使之相互合作，形成一個與蔣氏政權抗衡的“自治政權”是土肥原的目標所在。
　　雖然在此之前，日本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已進行過這種嘗試，約請這四人共商“華北自治”的問題。但這四人表面上雖說對建立一個中立政權表示贊同，表白自己並不排日，可以與日本竭力扶植的“滿洲國”合作，至於新政權，只要其他三人贊成的話，自己一定充分合作。但他們心裡自然清楚，日本的企圖是要通過分步肢解來達到最終霸占中國的目的，所謂的“華北自治”只不過是“滿洲國”在華北地區的翻版。
　　老奸巨猾的土肥原不得不想方設法打破這四人的觀望態度，讓他們拿出實際行動。他首先着手邀請宋哲元和商震在北平聚會，刺探宋、商雙方能否協手建設新政權事宜。經過會談，雙方態度均十分曖昧，拒絕做出任何明確的承諾。緊接着，土肥原又約請宋哲元和 韓復榘直接會面，結果同樣是不了了之。
　　同時，儘管當時的蔣介石國民政府正忙於“剿共”，但他也深知華北五省的重要地位。蔣介石一方面親自飛抵太原說服閻錫山，以經濟扶持爲誘餌將其穩住；另一方面派參謀次長熊斌北上對宋哲元和韓復榘進行威逼利誘，勸其不要爲了局部自治而反對中央政府；同時南京政府的各軍政要人也紛紛致電極力勸阻華北“四巨頭”與關東軍合作。在此期間，蔣介石還以軍事演習爲由，集中幾個師的兵力在隴海線上對華北形成威懾之勢，蔣介石以恩威並施的手段鎮住了華北四雄。
　　眼看聯合四雄自治華北不成，土肥原又於1935年6月在察哈爾省策劃了“張北事件”——土肥原賢二以此事件爲借口，向國民黨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無理要求，先是向中方提出強烈抗議，要求賠禮道歉，後又要求國民政府派代表前往北平進行談判，在談判中，土肥原故意誇大事實、百般刁難，不僅將責任都歸在中國軍隊頭上，而且最終迫使國民黨政府簽訂了《秦土協定》，規定成立察東非武裝區，中國軍隊從該地區撤出，懲辦中國有關人員，尊重日本在察哈爾省的“正當行爲”。
　　雖然土肥原想借此對宋哲元施壓，但離完成“華北自治”第一步的任務還相差甚遠，冀東薊密行政公署的督察專員殷汝耕於是被他相中，作爲下一步計劃的棋子。殷汝耕早年曾留學日本，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妻子是日本人，他是一個典型的親日派。回國後，他曾經力勸何應欽放棄與日本對抗，主張全面與日本合作。於是，1935年11月24日，殷汝耕在通州發布“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宣言， 拉起反蔣反共聯日的大旗。冀東偽政權成立後，土肥原又鼓動主持華北軍政的宋哲元與殷汝耕合作，成立“華北五省聯盟自治政府”。
　　此時的蔣介石，一心主張“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儘管他不願整個華北被日本控制，但“權衡利弊”後，他認爲如與日本發生正面衝突，勢必影響“剿共”之舉。於是，蔣介石於1935年12月12日被迫決定撤銷行政院駐北平政務委員會和北平軍分會，土肥原另設“冀察政務委員會”，轄區範圍爲河北、察哈爾兩省和平津兩市，任命宋哲元爲“冀察政務委員會 ”委員長兼綏靖主任及河北省主席。
　　事實上，這個“冀察政務委員會”在建制上仍隸屬南京國民政府，是一個半獨立性的畸形政權。土肥原出任“冀察政務委員會”顧問，一手把持了政治、經濟大權，與此同時，他還安插了一些漢奸充當委員。隨着政務委員會的建立，土肥原覺得控制華北的目標就要唾手可得了，但不久之後他便察覺到，宋哲元雖然在表面上有所妥協，但在涉及領土、主權等原則問題上卻始終不做絲毫讓步。土肥原費盡心機建立起的所謂“華北自治”，實際上並未取得日本軍部所預期的效果。
戰場上的明星

　　1936年3月，二·二六事件後，土肥原奉調回國出任留守東京第一師團中將師團長。1937年3月，他又被任命爲宇都宮第十四師團師團長。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土肥原奉命率部入侵中國。8月20日，土肥原部在塘沽登陸，參與北平永定河作戰。日軍攻克保定後 ，土肥原率部沿平漢鐵路一線進犯，一路殺向石家莊、邢台、邯鄲、磁縣、大名、安陽、新鄉，直抵黄河渡口。因其進軍迅速，被日本報紙稱爲是“華北戰場上的一顆明星”。
　　1938年5月，土肥原在徐州會戰中擔任了向中國軍隊後方進行深遠迂回的任務，從而爆發了蘭封會戰，土肥原千里奔襲，一路上擊敗了桂永清和黄杰各軍，氣得指揮作戰的薛岳把這兩個敗將送到了軍法處，蔣介石下達手令：“蘭封附近之敵，最多不過五六千之數，而我以12師兵力圍攻不克，不僅部隊複雜，彼此推諉，潰敗可虞。即使攻克，在戰史上亦爲一千古笑柄。5月30日，圍攻土肥原的中國軍隊被迫撤圍，6月9日，中國國民黨軍隊爲阻止日軍沿平漢鐵路進攻武漢，在花園口掘開黄河堤岸，以黄河之水阻止日軍行進。土肥原部被洪水圍困月餘。黄河決堤也造成中國人民數十萬人死亡和1200餘萬人流離失所。
一路高升

　　黄河決堤事件以後，土肥原被調回參謀本部，再次參與策劃對中國的侵略政策。日本政府爲了協調陸軍省、海軍省和外務省之間的關係，爲了在中國建立統一的偽中央政權，決定由陸軍土肥原中將、海軍津田靜枝中將、外務省坂西利八郎預備役中將組織成"對華特别委員會"，並決定由土肥原負責組成"土肥原機關"。當時日軍在中國十分猖狂，不僅控制了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而且還分别在華北、華中和蒙古建立了以王克敏、梁鴻志和德王爲首的偽政權。土肥原爲了在這3個偽政權的基礎上建立以吳佩孚爲頭目的偽中央政權，對吳佩孚作了許多誘降工作。但因爲吳佩孚拒絕與日本人合作，土肥原的如意美夢才未能實現，這次誘降是他對中國陰謀工作的謝幕之舉。
　　土肥原於1939年5月調任北滿第五軍司令官；駐紮在佳木斯。1940年9月8日調任日本軍事參議官兼陸軍士官學校校長（10月28日）；1941年4月晉升陸軍大將並出任陸軍航空總監（6月9日）；1943年5月，土肥原出任東部軍司令官。1944年3月調任第七方面軍司令官，駐紮在新加坡地區，統轄日本駐馬來西亞的第29軍、駐蘇門達臘的第25軍、駐爪哇的第16軍和駐婆羅洲的日本守衛隊；1945年4月調回東京任陸軍三長官之一的教育總監。
　　1945年8月，土肥原任第12方面軍司令官兼軍事參議官。1945年9月，在第1總軍司令官杉山元自殺後，土肥原接任第1總軍司令官，日本戰敗投降後，土肥原賢二被盟軍逮捕，關入横濱刑事所。
　　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第一批被指定爲甲級戰犯的土肥原賢二採取一言不發的龜縮策略，企圖利用英美法律的漏洞來逃脱審判。因爲在當時，關於土肥原賢二的犯罪證據顯有不足，如果他拒絕提供證詞，那麼根據英美法律就不能對他定重罪。所以在法庭歷時兩年多的審判當中，他只說了四個字，也就是當審判長問他是否承認自己有罪時，土肥原回答“主張無罪”，此後再不開口，全部審判過程都是由律師代理的。
　　但是，土肥原賢二錯打了算盤，正義必將戰勝邪惡。在梅汝璈、倪征燠等中國法官的強烈要求和巧妙盤問下，終於將土肥原擊垮。1948年11月，土肥原以“破壞和平”、“違反戰爭法規慣例及反人道”等罪行，判處死刑。
　　1948年12月23日，在判決書下達41天後，在巢鴨監獄通過抽籤的方式，土肥原賢二第一個走上了絞刑台。他由兩名執行憲兵押着，走完13級台階，然後立正站着。執行法官先用英語，再用日語命令道："土肥原賢二，原地轉過身來！" 執行官為土肥原賢二套上頸圈，踩下機關，土肥原賢二落下地坑，終結其罪惡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