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汪聲和故事

大哥革命烈士汪聲和

汪聲達 汪聲光

2021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100周年。無數革命先烈用他們的生命和鮮血換來了新中國的建立和茁壯成長。我們緬懷先烈，就是要繼承他們的遺志，把他們未完成的事業進行到底。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復興這一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使命而努力奮鬥。

(解析: 汪聲和故事原屬機密，本文內容有洩密可能性，故先來一段八股文，

 減少被禁播情事! )

今年(2021)是我們的大哥——革命烈士汪聲和百年誕辰和犧牲七十周年。

我們的大哥大嫂，革命烈士汪聲和、裴俊夫婦，于1950年3月1日在臺北同時被捕，8月12日蔣介石簽署了死刑令。9月6日清晨，二人同時在臺北馬場町慷慨就義，犧牲時年僅30歲和28歲。

汪聲和裴俊結婚照

一 、抗日戰爭初期，十八歲的熱血青年參加革命，在黨的領導下從事秘密工作

1920年，汪聲和出生在北平一個知識份子家庭。爺爺汪玉書是晚清舉人，曾任清朝王爺的家塾教師。父親汪晉桓曾任北平郵局分局長，母親陸珍，是中國社會典型的賢妻良母。他是家中長子，下面有四個弟弟和兩個妹妹，分別是二弟汪聲鳴，三弟汪聲鑾，四弟汪聲達，五弟汪聲光，大妹汪聲涵，二妹汪聲皋。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侵華戰爭, 正在北平五中讀書的汪聲和和二弟汪聲鳴目睹了中國受盡侵略者欺壓的慘景, 義憤填膺。1939年汪聲和和二弟汪聲鳴在北平五中參加了革命工作。

(解析: 汪聲和19 歲即接觸地下工作)

因汪聲和的爺爺是清朝王爺家的塾師，當時全家都住在北京什刹海前井胡同七號——王府的後花園內（解放後改建成小學校）。北平地下黨組織考慮到我們家環境好，地址隱蔽、決定將地下電臺放在此處。根據地下黨組織的安排，汪聲和和汪聲鳴在家裡廢寢忘食地學習組裝電臺，練習收發報。

汪聲和（左一）和汪聲鳴（右一）合影

為了隱蔽電臺，汪聲和、汪聲鳴將電臺做成普通收音機的樣子擺在桌上。當需要收發報時，他們僅需要改裝幾個電子管就可以將這個“普通的收音機”馬上 “變成”一部“土”電臺。怎麼解決暴露在外面的天線問題呢？他們將院中的大樹樹皮割開，把天線放在裡面。為了解決電臺耗電高的難題，他們將路燈的電線接到家中或改裝電錶。

由於我們家住在王府裡，深宅大院，很少受到警方的搜查和別人的注意。偶爾家裡有員警進來檢查，他們看到的只是桌上擺著的一台普通收音機。

汪聲和中學畢業證書

汪聲和在中學學習時，是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1939年他參加北平市高中統考，以全市第三名的成績獲得了銀盾獎盃。

汪聲和高中畢業後，按照黨組織的安排，從北平南下，轉道經香港去了昆明。經友人介紹，憑著高超的無線電技術，他順利考入了國民政府交通部與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合辦的歐亞航空公司，任無線電機務員。

1939年汪聲和調往蘭州，在西北導航電臺工作，擔任蘭州站無線電機械師一職。

汪聲和因不滿國民黨統治現狀，經常研讀馬列主義著作和共產主義書籍，思想左傾。調到蘭州後，在地下黨的影響和幫助下，他思想進步很快，逐漸樹立了為推翻舊世界建立新世界而獻身的理想。

 (解析: 研讀馬列主義著作和共產主義書籍是當時青年的流行風潮。)

二、經董必武批准，汪聲和參加中國共產黨，此後更加積極地為黨工作

1942年春，歐亞航空公司調汪聲和去成都做無線電技師。 當時成都電臺有一個報務員，陳甫子（時任董必武同志聯絡員），因相處漸久，他對汪聲和的思想漸漸有所瞭解，因此時常和他談論一些政治問題。當時蔣介石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汪聲和在陳甫子家經常可以看到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和《群眾》雜誌（黨的刊物），這些報刊對汪聲和思想影響很大。

1942年8月的一個晚上，時任董必武同志聯絡員的陳甫子請汪聲和到他家裡去，說有事要他幫忙。陳甫子從床下的箱子裡拿出一部小型收發報機，請汪聲和代為修理。經過幾個月相處，汪聲和對陳的思想也略知一些，認定他是屬於中共系統的，於是幫他修好電臺。

陳甫子向汪聲和亮明自己的中共黨員身份，希望汪聲和也加入中共組織，為共產主義而工作。汪聲和說：“考慮一日，後天再回答。”

三天后，汪聲和下班後來到陳甫子家，表示願意接受他的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

在發展汪聲和入黨的問題上，陳甫子曾請示過董必武同志。董老表示同意。發展汪聲和入黨後，陳甫子在重慶向董必武同志當面作了彙報。汪聲和於1942年8月經董必武同志親自批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根據組織的安排，董必武同志通過聯絡員陳甫子直接領導汪聲和的工作。

(解析:左傾青年終於正式入黨)

地下黨組織交給汪聲和的任務是三項：一，為中國共產黨和第三國際收集情報，二，負責我黨地下電臺機件的維護和保養，三，提高自己的收發報技術。

1943年，汪聲和考上了內遷到成都的齊魯大學文學院政治經濟系。剛上大學時，他本想讀理工科，但是因要一邊在航空公司工作一邊讀書，如讀理工科，時間不夠用，最後選擇了文學院的政治經濟系。兩年後，當他辭職時，雖然全部時間可以用來求學了，但是四年的大學課程已學完大半，再轉系學理工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所以他就只好放棄了學習理工科課程的想法。

汪聲和的二弟汪聲鳴在1942年從北平五中高中畢業後考上了中央大學，汪聲和讓他放棄，把他叫到自己身邊，協助他搞地下工作。1943年汪聲鳴考上了內遷的金陵大學物理系。

1943年3月，當時的國民黨交通部與航空委員會在歐亞航空公司的基礎上組建了中央航空公司，大哥汪聲和被派駐成都站，仍做無線電技師。

(解析: 國民黨交通部與航空委員會如此信任汪聲和，是否他也拿了國民黨證?)

汪聲和入黨前後為黨組織做了大量工作並提供了大量有價值的敵人情報。如1944年秋冬，汪聲和給上級提供的情報有：國民黨西康地區劉文輝軍隊駐防地點、番號、兵種和隸屬關係以及軍隊駐地管轄範圍等；軍隊調動或軍隊換防等情報，其中有一兩次是屬於四川省軍隊的情況及隸屬關係。

汪聲和和齊魯大學史社系同學的合影 1944年12月 左起一排陳嘉勳、範家煊、蘇良沛，二排第一人汪聲和等人的合影

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初，汪聲和是西南地區黨外進步群眾組織—“朝明學術研究社”最早的成員和籌備人之一。他利用朝明社從事學生運動，領導同學反對國民黨反動派活動。

《朝明學術研究社革命鬥爭史稿》的前言寫道：——這本“朝明社鬥爭史”，……反映了４０年代中期，在中共地下党領導下，在國民黨反動統治心臟地區——成都的一群富有革命理想的大學生和青年職工沸騰的鬥爭生活。現作為內部史稿，敬獻給在鬥爭中壯烈犧牲的朝明社烈士們，並紀念朝明學術研究社成立四十周年。

在齊魯大學學習期間，他一面在中央航空公司工作，一面上學，同時還從事學運和其他革命活動。在大學學習時，汪聲和積極選修朝明社指導彭迪先、黃憲章等進步教授的課程，對經典著作愛不釋手。

在齊魯大學發生的幾次革命鬥爭中，如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學生參加青年軍、反對國民黨校長湯吉禾、爭取學生自治會領導權和《齊魯文摘》事件等，汪聲和都在党的領導下站在鬥爭的前列。由於鬥爭的勝利，他在學生中享有較高的威信，1945年他當選為學生自治會主席。在這所有81年歷史的著名教會大學，他第一次為進步勢力奪取了學生自治會的領導權。當時，中國共產黨通過學生自治會領導校內開展各種進步活動，運動十分活躍，進步社團相繼成立，學生群眾積極參加革命活動，這引起了反動勢力的極大恐慌。他們組織反動勢力，對汪聲和和陳嘉勳(曾用名陳旗海) 進行了激烈的圍攻，說他們“為共產黨宣傳”，是“赤色帝國主義分子”，要汪聲和下臺。但他們兩人在黨的領導下，在全校進步同學和成都華西壩地區各大學進步力量的聲援下，進行堅決鬥爭，使得反動勢力的陰謀最終未能得逞。

1945年汪聲和辭去中央航空公司職務，專心求學。由於當時中央航空公司業務增加，汪聲和須時常出差，在成都的時間不多。 這時如地下黨電臺機件損壞，而汪聲和又不在成都，就是一件很麻煩的事。他考慮到，一方面想在成都找一個其他的職業作掩護也並不十分容易，即或能找到，但待遇也不會如航空公司豐裕，也會引起其他人的懷疑。而另一方面當時由於大後方的大學均有公費，汪聲和辭職讀書還會得到其他同事的支持和幫助，這在當時是極自然的掩護方法。於是，汪聲和決定辭職，專心求學。

1946年夏，齊魯大學遷回濟南，汪聲和按照黨組織安排依舊留在成都，轉到華西大學借讀。

汪聲和在大學學習期間，還和當時在金陵大學讀書的二弟汪聲鳴一起，用他們懂電器技術的特長，為學校及同學修理電器獲取微薄收入以補助學習和生活費用。在一些革命回憶錄中，還能常常看到他在同學和朋友困難時，無私助人的事蹟。

在大學學習期間，汪聲和按照黨組織的安排，邊學習邊從事地下電臺工作。1945年12月上級給他派來個情報員田一平，幫助他做軍事情報收集工作。

1947年6月汪聲和派人給田一平送去一封信，通知他：上級讓汪聲和離開成都，從此兩人就沒有了聯繫。

由於汪聲和熱愛戲劇表演藝術，經常應邀參加一些演出活動。作為特邀演員，汪聲和參加了成都太平街中國藝術劇團的開台劇《清官外史》的演出，後來又參加了華西壩各大學組織的《雷雨》、《日出》及郭沫若早期作品《湘壘》的演出。他演出態度認真，深得導演蕭錫荃的贊許。

在成都工作時，他還先後兼任過成都中國藝術劇團團員、成都戲劇新聞外勤記者、四川職業指導處附設會計訓練班講師等職。

在此期間，汪聲和結識了後來成為汪家大嫂的成都藝術劇團演員裴俊（曾用名裴哲鏡）。汪聲和和裴俊因演劇而相識，因相識而戀愛。

汪聲和大學畢業照

1947年6月汪聲和從齊魯大學畢業後，與裴俊在重慶結婚。婚後，裴俊成為汪聲和的革命伴侶，協助他從事地下工作，如收報時為他譯電碼，發報時為他把風等。

1947年7月，汪聲和應陳甫子之召，離開重慶去漢口工作。此時地下黨在漢口架設了一部潛伏電臺，因天線配合不好，無法與總部通報。汪聲和抵達漢口後，對天線加以改裝，迅速使電臺恢復了正常工作。汪聲和夫婦在漢口住了兩個多月。

解放前，因為中共和蘇共特殊的關係和歷史背景，中共曾將一部分地下工作者“撥”給蘇聯情報部門工作，這時他們需同時接受中共和蘇共的雙重領導，汪聲和就是這批人中的一員。解放後，這些人按照黨中央的安排，脫離蘇共領導，回到中共組織中來了。

1947年9月，陳甫子命令汪聲和前往上海會唔蘇聯駐滬領事館武官顧倫近，並接受其領導。從這時起，汪聲和開始接受中共和蘇共雙重領導。

(解析: 汪聲和開始接受中共和蘇共雙重領導，國民黨卻毫無所覺，可見其寬宏大量!)

1947年冬，中央航空公司欲將汪聲和調往蘭州，因為黨組織要汪聲和繼續在滬從事地下工作，他為此拒絕了調令，辭去了中央航空公司的職務，按照黨組織的安排，進入了國民黨交通部民用航空局擔任了電臺台長工作，仍留滬工作。當時汪聲和夫婦住在上海虹口PS公寓。

1948年國共內戰戰局急轉而下，揭開了國共決戰的序幕，戰場形勢呈現向中共一邊倒的趨勢。

 

三、革命勝利前夕奉命轉戰臺灣從事秘密工作，為革命提供了大量極有價值的情報

1949年初，當人們看見中國革命勝利曙光在東方地平線冉冉升起的時候，汪聲和臨危受命，根據黨的指示，毅然決然潛入臺灣，建立我黨在台唯一一部秘密電臺，直至犧牲在這個崗位上。

在國民黨民航局長期從事地下黨工作的有汪聲和、陳甫子、金鏗（曾用名金漢明）和馮謙等人。解放初期的兩航起義成功，與這些長期在民航局從事地下工作的共產黨員在群眾中做了大量工作是分不開的。兩航起義成功有我黨這些無名英雄的一份功勞。

1949年1月，蘇聯駐上海領事館武官顧倫近命令汪聲和，借民航局拆遷疏散電臺之便，於2月份攜眷赴台秘密設立電臺。在如何攜帶收發報機的問題上，汪聲和和顧倫近產生了嚴重分歧。汪聲和認為電臺由他用普通收音機改裝最好，隨用隨改便於偽裝。所以他建議將重要零件，密裝于普通收音機內，到台後再自行拆配使用。但顧倫近堅決不同意汪聲和的意見，仍堅持由他們派人去臺灣，為汪聲和專送特工專業電臺。一年後的事實證明：當敵人在臺北汪聲和家中搜出特工專用電臺時，他的身份就徹底暴露了。

(解析: 蘇共專送特工專業電臺，代表蘇聯也重視臺灣的戰略地位，深怕後來的

連絡有何閃失)

1949年2月20日，汪聲和裴俊夫婦以民用航空局職員疏散名義，由上海外灘碼頭乘中興輪赴台，他的二弟汪聲鳴在碼頭為他們送行。

2月23日晚九時，汪聲和按照預先聯絡會晤辦法，與兩名不知姓名的蘇聯人在臺北省立師範學院門口會面。蘇聯人交給他一台俄制25瓦特小型特工無線電收發報機和美金三千元。

(解析: 可見蘇聯特工神通廣大，有自己的運送管道。)

汪聲和夫婦來台後不久，用一千六百美金在臺北蒲城街十三巷三十一號購置了一棟日式平房，在屋中秘密設立了電臺。當時汪聲和的住宅與在四川結識的老朋友虞文家相距甚近。

汪聲和使用蘇制收報機時發現其選擇性太差，工作極不順利。他在臺北市和平東路某電料行，購得九燈收音機一台，經測試比蘇制收報機還好用。汪聲和把工作和電臺安置好了以後，按照來台前與總部約定的通報時間和密碼試通報，但未通成。事後查明臺灣在1949年因缺電，經常發生無序停電，這是造成汪聲和電臺與總台無法聯繫暢通的主要原因。

通報不行，汪聲和就用密寫藥水書寫密函寄給上海的顧倫近請示。1949年3月期間，大哥汪聲和經二哥汪聲鳴轉交了三封密函給顧倫近，後因汪聲鳴要離開上海去杭州執行地下黨任務，由陳甫子另安排其他人代為轉交。

1949年4月中旬，汪聲和專程跑回上海和顧倫近見面，重新約定好通報時間，五月又回到臺灣。回台後，汪聲和想盡各種辦法，終於在5月15日首次用電臺與總部通訊成功。

1949年4月20日晚，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渡過長江，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27日上海解放。

1949年5月至11月期間，汪聲和在蒲城街居住時，每月都與總台通報兩次。

11月間，汪聲和從蒲城街十三巷三十一號移居廈門街一一三巷九號居住。

為了配合汪聲和更多收集情報，總部電告他：將派李朋來台加強情報收集工作。李朋赴台，是受命於駐穗塔斯社記者西尼耐可夫的派遣。1949年11月27日李朋自廣州赴台。

(解析: 名記者李朋受命於蘇聯特工塔斯社記者在此得到證實，臺北在聯合國

提出的控蘇案是有根據的!)

11月30日李朋與汪聲和在臺北按照事先約定時間、地點和暗號首晤。

12月1日李朋與汪聲和再次會晤，一起商量下一步工作計畫。

12月2日李朋以過去同事中央社記者秦凱作掩護，去屏東，鳳山、左營及左營港軍營和軍港收集情報。李朋將收集到的所有情報資料，交汪聲和譯發給總台。

1950年中共中央把解放臺灣的準備工作作為軍事工作的首要任務。

戰爭未發，情報先行。自1949年12月起，汪聲和電臺與總部通報次數由過去每月2次改為每週2次，由於通報次數過頻、時間過長、雙向通訊和通報時間、呼號、波長、電臺位置未能經常變換等諸多原因，使汪聲和電臺暴露的風險比過去大大增加。事後，據國民黨當局說：在汪聲和家周圍，電訊偵測時間僅為8個工作小時，就基本確定了電臺的大概位置，可見當時汪聲和電臺工作環境是多麼的險惡。汪聲和這些無名英雄為了解放臺灣，是在以生命換取情報。

汪聲和電臺所收集情報的範圍之廣泛，其所獲軍事情報價值之高使國民黨高層感到萬分緊張和害怕。

(解析: 蘇聯送來特工專業電臺，而國民黨的電訊偵測車則是美國所贈送，

再度證明臺灣仍是美蘇爭霸的戰場，犧牲一群間諜也許是必然的後果! )

汪聲和收集情報的途徑多種多樣：

（一 ）臺灣正式印刷品包括報紙、雜誌和刊物等

如汪聲和1950年2月14日14時，發給總部電報內容是：

二五一號電國軍之國軍數位，包括海南島，系由財政部軍餉數字之推算所得，等等。

（二 ）利用軍、政各界親友關係，擴大交際，廣結有關人員，在閒談中套取軍政情報，並經常討論有關問題以增進其瞭解程度。國民黨高級官員在與汪聲和談話中，經常無意中透露一些有價值的情報，經他研析後轉報總台。

如汪聲和在與故友虞文談話中，獲知了蔣美商談協防問題情形，隨後電告總部。

汪聲和在何俊臣家中見到特工專用無線電收發報機，從其談話中探知到國民黨軍隊要將這些軍用品運給大陸殘匪的重要情報。

1949年底，太湖區遊擊司令施君弼來台領取收發報機及電池等軍品，寄存在何俊臣那裡，被汪聲和發現，即詢問何俊臣其用處，何實告，汪聲和由此得知了太湖茅山等地區殘匪部署情形後，迅速將這個重要情報通知總部。

汪聲和與原國民黨空軍上尉領航員李鑫淼是志同道合的過命朋友。 汪聲和從他處獲得了許多重要的國民黨空軍情報。1950年2月，李鑫淼攜夫人回大陸定居。

（三） 利用擔任政府公職和經商做掩護，廣開人脈，收集了大量有價值的情報

汪聲和利用曾擔任過國民黨民航局電臺台長等公職做職業掩護，和許多民航局高層建立了良好私人關係，從他們談話中為黨獲取了大量情報。他也曾通過在臺北經商途徑，廣結人緣，從商品往來線索中獲取一些有價值的情報。

(解析: 汪聲和能擔任國民黨民航局電臺台長等敏感公職，意味著他的國民黨證

非常有效，取得極大方便! )

汪聲和夫婦的不幸被捕是由他們建立的電臺引起的。汪聲和的電臺於1949年5月15日開始使用不久，就被臺灣省保安司令部電信監察所偵測發現，但由於通報時斷時續，通報頻率不高，而且變動了通訊位址，所以長時間沒有被偵破。

1949年12月開始，汪聲和由於通報頻率增加，臺灣省保安司令部,，發現了汪聲和電臺大概位置。對於汪聲和及李朋的行蹤也開始有所注意。但是因為他們的人事活動和聯絡，以及電臺工作方式非常的隱秘，所以國民黨僅能對一些疑點嚴密監視和控制。

到1950年2月28日，臺灣當局擔心如還不能及時破案，恐汪聲和電臺發出情報更多，對臺灣防務的危害更大，所以嚴令迅速破案。

3月1日凌晨一時臺灣省保安司令部參謀長李立柏召集電監所劉醒吾所長及有關電信技術及行動人員，按址前往廈門街一一三巷一帶進行搜捕。

魏大銘被稱為“戴笠的靈魂”，國民黨軍統局電訊處少將處長，後任臺灣“國防部”技術研究室中將主任。下面是《魏大銘自傳》（魏大銘、黃惟峰著）中對如何破獲汪聲和電臺的描述：

「1950年2月間，魏氏單位從電訊交通上偵測在臺北廈門街133巷9號附近有一個強力的秘密電臺。他們日夜埋首偵查，終於在以電訊測向交集點下，鎖定二三戶日式住屋最為可疑，隨後他們以分區停電、查戶口 、修理水電、防空演習等等名目進去查看，但看不出任何可疑之處。最後魏大銘親自上場，鎖定其中一戶最為可疑，便進去細查。該戶人家為一對年輕夫婦，男名汪聲和，似乎為一極正常之小家庭。偵查人員從天花板、牆壁、地板，等等一一打開細查，竟看不出一點可疑之處。工作人員困惑不解，以為弄錯了地方，只好退出。正待工作人員一一走出大門時，魏大銘再回頭掃視一遍，突然發現小客廳中一小圓桌的柱腳顯得特別粗大，與一般傢俱不成比例。當即命打開，裡面赫然是套強力收發報機。」

這種上為圓型桌面，下接四根弧型短木腳的小圓桌在臺灣常見，多擺在客廳作茶几用，用它掩護電臺效果極好。看見秘密已經暴露，裴俊將一包預藏的毒藥硝酸銀遞給汪聲和，夫婦準備共同服毒自殺。但此舉被搜查的特務發覺，自殺未成，汪聲和夫婦不幸被捕。

2月下旬，李朋因生病，數天都沒有和汪聲和見面，汪聲和也無法將總部給他的讓其轉交李朋的4封已譯好的電報交給他。3月1日當特務破獲汪聲和電臺時，同時搜出了這4封電報，特務認為李朋涉嫌重大。李朋當時新任臺灣省政府秘書。李立柏當場請示彭孟輯司令後，立即前往中山北路一段八十三巷七十弄一號李朋寓所將其拘捕。

《魏大銘自傳》魏大銘、黃惟峰著

汪聲和使用的俄式25瓦特工電臺剖視

汪聲和裴俊夫婦被捕時準備自殺時用的毒藥

汪聲和電臺使用的密碼本《制憲芻議》

發佈於 2021-09-14 12:43

 

潛伏敵營十三年——記大哥革命烈士汪聲和傳奇一生（下）

汪聲達 汪聲光

四、英勇就義為國捐軀

汪聲和（左一）裴俊（右一）李朋（右二）廖鳳娥（左二）四人在軍法處鎮定聆聽死刑宣判

臺灣憲兵團于1950年9月5日接到執行命令，保安司令部軍法處在9月6日上午四時半，就開始準備，包處長負責指揮。

憲兵團王隊長率憲兵30名，在9月6日晨五時十分，趕至青島東路軍法處簽提汪聲和、李朋、裴俊、廖鳳娥等4人，軍法處內崗警林立。

蔣介石給汪聲和、裴俊、李朋、廖鳳娥四人簽發的死刑判決書

1950年9月6日，汪聲和身穿白色帆布西裝，白襯衣，灰色格子襪，黑皮鞋。李朋身穿灰色香港衫，淺藍派力司長褲，花格襪。廖鳳娥穿黑色香雲紗旗袍，赤腳木屐。裴俊穿藍地白格子旗袍，赤腳，平口紅皮鞋。4人經軍法處法警自獄中押至法庭。

法官在五時四十二分開庭，4人並立法庭木欄前，李朋、廖鳳娥居中，汪聲和、裴俊站在左右兩端。五時四十五分審判長宣讀判決主文。

隨後，他們4人被押解去刑場，軍法處各給每人一瓶紅露酒，一個奶油麵包。汪聲和、李朋、裴俊三人將紅酒一飲而盡，惟廖鳳娥只飲三口，隨後將酒瓶交還給法警。

汪聲和飲酒後，臉色由白轉紅。李朋飲酒後，面色更白。裴俊飲酒後，臉色尤為紅潤。

六時正，監刑官及執行憲兵王隊長率憲兵三十名，分乘卡車兩輛，汪聲和、廖鳳娥二人乘第一輛，李朋、裴俊乘第二輛，一起駛往馬場町刑場。

4人下車後，各由兩名憲兵押解，汪聲和下車後，即至其妻裴俊身邊。李朋走到廖鳳娥身邊。六時三十分射擊令下，汪聲和、李朋、廖鳳娥應聲倒地。計汪聲和、李朋，各中三槍，廖鳳娥中六槍。裴俊連中兩槍，仍跪地不倒 ，劊子手又補上一槍，始向其夫汪聲和身側倒去。

七時三十分，極樂殯儀館前往刑場收殮。十時許，殯儀館人將四人屍體埋於臺北和平東路公墓。當時有臺灣報紙報導“李朋、汪聲和、裴俊（女）、廖風娥（女）等4人在刑場口號不絕，飲彈方休，可見頑劣 。”汪聲和、裴俊犧牲時很悲壯，這不是電影而是真真切切的現實。

臺灣中央日報在1950年9月3號、4號、5號、7號和10號都刊登了此案消息。

(解析: 為李朋與汪聲和蘇俄間諜案喊冤的人太多了，其中包括大公報名記者鄭士鎔先生，抗戰勝利後，鄭士鎔先生曾擔任臺灣行政長官公署長官陳儀機要秘書。1949年以後，他先後任臺灣《公論報》總編輯、菲律賓馬尼拉《新閩日報》總主筆兼《晨報》總編輯並參與創辦《臺灣日報》。被李朋案牽連判刑十年的孫立人秘書黃珏、黃正兩姊妹也認為李朋是被冤枉了!)

1950年9月，臺灣借此事件，在聯合國會議上拋出所謂的“蘇俄間諜汪聲和、李朋案”，以此作為國民黨投報美國，打壓蘇聯的武器。

大哥大嫂在黎明即將到來之前倒下了， 他們為了理想臨危受命，為此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他們雖然犧牲了，但他們永遠活在親人們的心中，我們永存感念。他們雖死猶生！

 

五、幾經周折，黨和政府追認汪聲和、裴俊為革命烈士

1950年9月8日新華社參考消息（此報刊發行量極少，僅供黨政高級領導內部參閱）刊登了汪聲和和裴俊9月6日在臺北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的消息。

1950年底，在上海公安局工作的二哥汪聲鳴從一個朋友處看到香港《新聞天地》刊登的汪聲和裴俊在臺灣被害的消息。汪聲鳴從1939年起就一直協助汪聲和從事黨的地下工作。他與其兄的感情極深，他不相信這是事實，但經過多方核實，終於相信了這個噩耗。但為了保密，他沒有告訴任何家人。

汪聲達、汪聲光兄妹五人分別先後從港臺報紙和個人組織外調結論中，得知大哥大嫂在臺灣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

1951年陳甫子找到汪聲和的父母，告訴他們：汪聲和夫婦受党的派遣去臺灣做地下黨工作，此事屬黨的機密，不能對外講。今後如家裡成員需要組織證明汪聲和、裴俊的情況時，可由他出具證明。自此以後汪聲和三弟留學蘇聯、四弟汪聲達參加空軍飛行員政審，五弟汪聲光報考解放軍外語學院，二妹到原子彈基地工作全是他出的證明。陳甫子還給我父母家所在派出所出具證明：汪聲和、裴俊是烈士，對外不公開。

文革時，紅衛兵到汪聲和父母家訊問有關去臺灣的人員情況時，告知汪聲和父母他們的兒子兒媳在臺灣已犧牲的消息。汪聲和父親當時年歲已高，耳聾沒聽到這噩耗。母親聽到這噩耗後，心情極度壓抑，沒處傾訴，痛苦萬分，不久就得了癌症，沒多久兩人相繼故去。

1977年初，汪聲光向單位黨組織提出：要求政府追認大哥大嫂汪聲和、裴俊為革命烈士。在以後的追認烈士的過程中，汪聲光得到了享受國務院局級待遇的陳甫子，民航局司長馬伯璜，四川政協副主席田一平，北京體委跳傘學校校長李鑫淼，國務院信訪局蒲朝林等同志的大力幫助，作為烈士家屬我們對他們表示衷心感謝。

(解析: 1977年文革結束後，家屬汪聲光才得以向單位黨組織提出：要求政府追認大哥大嫂汪聲和、裴俊為革命烈士。這已是犧牲27年後了! )

1980年，北京語言大學來思平副教授將汪聲光要求追認大哥大嫂汪聲和、裴俊為革命烈士的信交給了民政部部長程子華。來思平的父親賴若愚，中共八大中央委員，第七屆、第八屆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經民政部部長程子華和中央調查部部長羅青長親自過問，汪聲和、裴俊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1980年10月北京市民政局關於追認汪聲和、裴俊二同志為革命烈士的通知

1990年10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民政部頒發了汪聲和革命烈士證明書。烈士證書頒發時，離大哥大嫂犧牲已經過去了整整40年。

 

六、魂兮歸來，汪聲和裴俊兩烈士遺骸安葬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

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有人告訴汪聲光：汪聲和和裴俊遇害後，屍骨可能被埋在臺北的一個兵營中，因是軍事禁區，所以不能前去尋找。當汪聲光看到了《南方週末》有關汪聲和的報導後，立即決定去臺北尋找大哥大嫂的墓地，並把他倆的遺骸迎回北京安葬。

三去臺灣：

2009年12月15日汪聲光和愛人關秀英來到臺北六張犁第三墓區。在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先生們的幫助下，他們找到了大哥的墓碑，但卻未找到大嫂裴俊的墓碑。

汪聲和烈士墓碑

這裡與其說是墓地還不如說是亂葬崗，大哥的墓碑位於滿目淒涼破敗的墓地中間。在一塊長滿青苔的小石碑上，刻著“汪聲和之墓，歿於民國三十九年九月六日”。我們在大哥的碑前燒紙焚香，寄託哀思。 想到大哥已經客死他鄉半個多世紀了，汪聲光一行不禁潸然淚下，心痛不已。祭拜時，汪聲光告訴大哥：我們兄弟姐妹會儘快讓您魂歸故里。汪聲光一行在大哥墓地周圍仔細尋找，希望能發現大嫂裴俊的墓碑，但無一點蹤影。回到北京後，汪聲光將此事以書面報告的形式遞交給汪聲和生前工作單位某部。

2012年4月9號，汪聲光二次赴台。4月10日，在臺北六張犁第三墓區給大哥汪聲和遷墳。4月15日，汪聲光終於帶著大哥的骨灰坐上了回北京的飛機，不禁淚流滿面，腦海中不由自主地再一次浮現出大哥的面容，那是一張永遠定格在30歲時的年輕俊朗的面容。

在我們大家苦苦尋找了半個多世紀後，終於盼到了迎接大哥汪聲和魂歸故里的這一天。 為了這一天，我們全家人曾經無數次地在各地奔波；為了這一天，家人曾經大海撈針地查閱成堆的資料，就是為了找尋汪聲和生前留下的絲絲痕跡，再將這些痕跡拼湊起來，讓家人瞭解他為建立新中國所做出的貢獻，同時這也是家人能夠告慰汪聲和在天之靈唯一的方法了。

2012年4月24日農曆四月初四，汪聲和的遺骸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革命烈士骨灰堂烈西二室0002號的位置。這天，老天爺似乎也為英烈所感動，一直在“流淚”，小雨從早上七點多鐘，一直下到傍晚五點多鐘。

因為汪聲光兩次臺灣行，都沒有找到大嫂裴俊的墓，這成為他心中一個最大的遺憾。為此，“臺灣地區戒嚴時期政治事件處理協會”的先生們在他走後，做了大量工作。臺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臺北分會秘書長李坤龍先生，千方百計地去尋找裴俊的墓碑。每當臺北大雨過後，李坤龍先生都會去墳場，看有沒有被水沖出的烈士墓碑。他又請臺灣清華大學提供幫助，租用學校的探地雷達，根據當年掩埋烈士的概略位置圖，終於在2012年11月10日在臺北六張犁第三墓區，汪聲和墓正下方五至六米處，地下一尺餘，尋到了裴俊的墓碑。

裴俊烈士墓碑

2014年10月19日，汪聲達、汪聲光等一行六人第三次來到了臺北六張犁，給大嫂裴俊遷墳。臺北殯儀館師傅在起墳時，發現了裴俊的不少遺骨，其中有半個頭蓋骨、牙齒、衣服銅扣等。根據臺灣風俗，牙齒是不能帶回北京的，師傅把它留在了原地。在遷墳現場，汪聲達、汪聲光一行六人在裴俊墓前舉行了一個小儀式。汪聲達代表全家在遷墳儀式上講了話。

10月26日，汪聲達、汪聲光一行六人離開臺北前往北京。 10月27日，某部派一位局長、兩位處長等四人，在八寶山革命烈士骨灰堂迎接裴俊回家。

11月28日，我們大家在八寶山革命公墓烈士骨灰堂西一室四八九號的位置，為哥嫂汪聲和、裴俊兩位烈士舉行了合葬儀式。經過了六十四年，大哥大嫂終於魂歸故里。

2019年6月30日，大哥汪聲和大嫂裴俊兩烈士骨灰盒遷往新落成的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烈士陵園裡，永遠安葬在那裡。

ˊ原

汪聲和裴俊兩烈士合葬墓碑

青山埋忠骨，碧血染紅旗；魂魄托日月，肝膽照後人。我們緬懷大哥大嫂汪聲和、裴俊烈士，他們為了偉大的信仰，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他們為了崇高的理想，在那崢嶸歲月裡，為黨的地下工作和崇高事業獻出了自己寶貴的年輕生命，卻沒有留下子嗣。 他們的地下工作革命歷史，將永遠成為黨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激勵後人學習英烈的高貴品質。他們的英魂與日同暉，與青山常在，輝煌業績萬古流芳。他們的高風亮節將始終激勵我們兄弟姐妹全家和後人，不忘他們為之流血犧牲的偉大理想和振興中華的初心，我們將沿著他們的足跡，為建設祖國貢獻自己的力量。

(解析: 李朋與汪聲和蘇俄間諜案已得到台灣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的平反，他們作為為信仰犧牲的烈士，我們實不忍苛責，但是還原真相遠比胡亂平反

更重要，海峽對岸在解密後公布的白色恐怖時期資料，對於臺灣的轉型正義

與冤案除罪紀錄其實有重要參考價值，如果海峽對岸已經列入人民共和國英雄烈士等級的人物，臺灣這邊就請別再胡亂平反吧 !

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簡稱促轉會）曾是中華民國行政院屬下任務型編制的二級獨立機關，負責有關轉型正義的事項。其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授權成立，主要針對過去的威權獨裁統治時期，規劃和推動還原歷史真相、開放政治檔案、平復司法不公、促進社會和解、不當黨產的處理及運用等工作。

2017年12月5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促進轉型正義條例》。到了2018年5月31日，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正式掛牌成立，辦公室位址則位在臺北市大安區安和路。依據《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促轉會為任務型機關，任期2年，必要時經行政院長同意可延期，成立之後已延期2次。

2022年5月30日，以階段性任務完成為由而結束運作，依《促進轉型正義條例》規定解散之後，由行政院另成立「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與「行政院推動轉型正義會報」，會報由行政院長擔任召集人，並增訂六大部會承接應辦理的轉型正義事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