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也有叛徒蔡孝乾

2019-05-13 

作者: 莫邪青鋒 

文章摘自：《同舟共進》。

在台灣共產黨的歷史上，蔡孝乾是一個重要人物。他是土生土長的台灣人，早年參加台共，當選中央常委。曾參加過中央紅軍的長征，抗戰時期曾任八路軍總政治部敵工部長等職。抗戰勝利後，他奉命潛返台灣，擔任中共台灣工委書記。新中國成立初期，蔡孝乾被捕叛變，出賣了台共組織，最終導致整個台共組織被偵破。蔡孝乾變節後長期在國民黨保密局從事「匪情研究」，被授少將軍銜。他的一生可謂跌宕起伏，其經歷至今令人感嘆。

叛徒蔡孝乾

走完長征路的唯一一個「台共」

蔡孝乾1908年出生於台灣彰化縣花壇鄉，6歲進入彰化公學校（台灣人子弟小學）。當時日本統治者強行在台灣學生中推行日語教育，蔡孝乾在公學校學的是所謂的「國語」，即日語。1922年畢業後，留校任代教員一年。1924年春，蔡孝乾考入上海大學社會學系讀書。上海大學社會學系由著名共產黨人鄧中夏創辦。瞿秋白、施存統、彭述之等著名共產黨人曾擔任系主任，蔡和森、惲代英、張太雷、蕭楚女、任弼時、董亦湘、李漢俊等人擔任教員。上海大學學生在瞿秋白等教師的影響下，特別重視社團活動。在這種氣氛的薰陶下，蔡孝乾對馬克思主義理論和革命活動產生濃厚興趣，迅速成為台灣左翼學生中的活躍分子。他積極參與組建各類學生團體，參加各種反對帝國主義和日本殖民統治的活動。

 

1927年7月，共產國際通過布哈林起草的「有關日本共產主義運動的方針」，被日本共產黨當即採用為黨之綱領。其中第十三項「殖民地的完全獨立」中，將朝鮮、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的指導，列為日本共產黨的重要使命。1928年4月15日，在中共中央的幫助下，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等7人在上海法租界舉行了台籍共產黨人第一次代表大會，正式建立台共（當時稱「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彭榮代表中共中央出席並領導這一重要會議，有研究者認為，這個「彭榮」就是當時的中共領導人瞿秋白的化名。4月18日，林木順、林日高和蔡孝乾三人當選為台灣共產黨中央常委，蔡孝乾負責宣傳工作。

 

台共成立後，加強了對工人和農民的組織與領導。童養媳出身的謝雪紅在衝破封建羅網之後，也加入了這個團體。由於台共的艱苦努力，各方面工作都有了很大成就。但是台共內部矛盾重重。1928年4月25日，謝雪紅在上海法租界被駐滬日本總領事館警察逮捕，押回台灣，6月初被釋放。為躲避日本警察的逮捕，1928年8月下旬的一個夜晚，蔡孝乾與其他幾名台共幹部秘密乘船離台，來到福建漳州，在石碼中學、龍溪女中任教。為了生活，蔡孝乾還當過短時期的公路工程處臨時職員。他與中共組織只有橫的聯繫，在工作上直接受設在上海的台共總部領導。

 

1932年4月20日，林彪率紅一軍團東征進入漳州城。4月24日，兩年前曾以「巡視員」身份和蔡孝乾聯繫過的「中華全國總工會中央蘇區執行委員」李文堂找到蔡孝乾。李文堂是海南島人，海員出身，曾參加過1924年省港大罷工。他來找蔡孝乾，邀蔡到中央蘇區工作。軍團政治部主任羅榮桓接見了蔡孝乾，對他說：「歡迎你到紅軍中來工作。我們紅軍和蘇維埃政府非常需要文化工作者。蘇區物質條件差，生活苦，只要能吃點苦，工作是愉快的。」羅榮桓接著告訴蔡，軍團政治部編印的一種刊物《紅色戰士報》，原來由他自己主編，現在要交給蔡負責主編。在羅榮桓的安排下，蔡孝乾進入紅一軍團政治部工作，化名「蔡前」。因工作上的關係，蔡孝乾開始和蕭華、舒同有所接觸。蔡孝乾還對「龍潭三傑」之一的胡底有很好的印象，他後來回憶說：「胡底可稱是一個多才多藝的文化人，以前在上海從事『左聯』戲劇活動。進入蘇區後，紅軍中的戲劇活動都由他領導。」多年後，蔡孝乾在回憶錄中寫道：「紅軍占領漳州，帶給我的是一種根本性的變化。這不僅是屬於實際生活方面的，而且也是屬於意識觀念方面的。從那天起，我就成為所謂『紅色戰士』的一員了。」

 

1932年6月中旬，蔡孝乾等人抵達長汀。當時長汀是閩西蘇維埃政府所在地，離瑞金僅60華里。時任中共蘇區中央局組織部長的任弼時曾任上海大學俄文教授，給蔡孝乾上過課，有師生之情。到長汀後第三天的清晨，周恩來拿出兩本日文書給蔡孝乾看：一本是列寧的《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和三個組成部分》；另一本是當時日共領導人佐野學的著作《國家論》，這是一本佐野學對列寧著作進行通俗闡釋的書。周恩來請蔡孝乾先把列寧著作譯出，蔡孝乾感到為難，因為身邊沒有日文辭典。周恩來說，到了瑞金葉坪中央教育部可借，那邊正籌建中央圖書館，有大批日文書剛從漳州運來。蔡孝乾愉快地接受了這個任務。

 

在前往江西瑞金的路上，蔡孝乾等人遇見了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毛澤民見蔡孝乾等人走得汗流浹背，氣喘吁吁，便叫蔡孝乾等人輪流騎他的馬。1932年6月23日，中央蘇區召開「反帝總同盟」第一次代表大會，蔡孝乾被選為總同盟主任，張華為總同盟組織部部長，張愛萍為總同盟宣傳部部長，鄧穎超等35人為執行委員。毛澤東的二弟毛澤覃這時也在「反帝總同盟」工作，蔡孝乾和毛澤覃經常聊到深夜。

 

蔡孝乾在中央蘇區工作兩年多，接觸過不少黨政軍領導人，如周恩來、項英、毛澤東、劉伯承等。在回憶錄中，蔡孝乾對當時中央蘇區的土地鬥爭、查田運動、擴紅運動、財經運動、勞動政策、文教工作、肅反工作、合作化運動，以親身經歷與歷史相結合，寫出了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1934年10月，蔡孝乾參加了中央紅軍的長征。穿越草地是長征最為艱苦的階段之一，黨和紅軍幹部在途中大量死亡。憑著毅力，蔡孝乾追隨大部隊，完成長征壯舉，到達陝北。蔡孝乾由此成為唯一一位參加過長征的台共幹部這是他最大的政治資本。長征途中，他與老一代無產階級革命家培養出革命感情，為其後來成為台灣地下黨最高領導埋下伏筆。

 

蔡孝乾後來曾回憶他隨葉劍英指揮的中央縱隊長征的情況。他親眼目睹了紅軍慘烈的渡湘江戰役：「傷員一抬一抬的被送到後面去……到這個時候為止，紅五師已經有一個師參謀長、兩個團長、一個團政委相繼陣亡了，另有兩個團長和一個團政委受傷了，連、營級幹部的傷亡更多……」

 

1937年抗戰爆發後，蔡孝乾隨八路軍總部赴山西抗日前線。1938年任八路軍總部野戰政治部敵工部部長（至1939年），負責管理日俘和對敵宣傳，戰鬥在太行山前線，對日軍和汪偽軍隊進行心戰工作。後因前線形勢嚴重，在黨中央「保存幹部」的政策下，蔡孝乾被調回延安。

 

中共台灣工委的盲目樂觀

1933年，日共被日本政府查禁消滅。原本作為日共一個支部的台共，在中共的協助掩護下，總算得以存活。二戰結束後，台灣重歸中國版圖，台共納入中共黨組織，成為直接受中共領導的省級黨組織。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了「台灣工作委員會」，指定台籍幹部蔡孝乾為負責人。蔡孝乾向組織請調林英傑、洪幼樵和張志忠（台灣嘉義人，時在新四軍工作）等人潛返台灣。

1946年5月，中共台灣工委在台灣正式成立，蔡孝乾任書記，陳澤民任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洪幼樵任宣傳部部長。陳澤民和洪幼樵成了蔡的兩個最重要助手。（抗戰前陳澤民在左翼作家聯盟時就加入了中共，奉命隨蔡來台時，已是有十多年黨齡的老黨員了；洪幼樵抗戰時在福建打過游擊，具有武裝鬥爭的經驗。）7月，蔡孝乾回到台灣，開始全面主持中共台灣工委的工作，地下黨正式在台運作。

 

由於蔡孝乾離台已有十八載，家鄉人事全非。他對戰後初期台灣的政治和社會情況頗為生疏，因此只好側重於聯絡老台共黨員以發展組織，但成效並不顯著。據國民黨情報治安部門公開出版的資料顯示，遲至1947年台灣「二二八」起義爆發前夕，台灣工委所招收的黨員不過70餘人，在起義中起不了多大作用。但此後組織發展迅速。截至1949年底，所屬黨員已達1300多人。1949年時，以蔡孝乾為領導的中共台灣工委一面採用合法的統一戰線的路線，將組織滲透到國民黨政府各機關裡面去，發動工潮和學潮，引起台灣社會秩序的動盪，以孤立國民黨的統治；一面想採取游擊戰術，利用台灣人民的反蔣情緒，在各地建立武裝組織，即成立「武裝工作隊」發動起義，奪取政權，來達到推翻國民黨統治的目的；同時在黨的建設方面，積極發展組織，藉以壯大隊伍。

 

隨著1949年4月解放軍橫渡長江，解放台灣的工作提上了議事日程。1949年春，中共台灣工委向各級地下黨同志下達了工作方針：「各級黨的組織，必須將每個黨員、積極分子動員起來，在一切為了配合解放軍作戰的總口號下，立即轉入戰時體制，建立必要的戰時機構。」中共台灣工委曾向中共中央提出《攻台建議書》：「如果我們的攻台計劃，需要考慮季節風勢的話，則攻台日期應以明年（1950）4月最為適當。」1949年12月，中共台灣工委又發出了題為「怎樣配合解放軍作戰」的指示，指出：「台灣的解放更接近了，台灣的解放是肯定的，而且為期是不遠的。台灣的解放主要依靠人民解放軍從外面打進來……台灣組織的任務是很迅速很切實地來準備力量配合解放軍作戰。」

 

「老鄭」第一次被捕，記事本暴露「吳次長」

 

但是局勢很快急轉直下。1949年12月，台灣當局建立「國防部總政治部」，由蔣經國出任主任，國民黨軍警對中共地下黨組織展開有效破壞。從1950年1月起，軍警相繼逮捕殺害多名台共地下黨員。

1949年7月，有人撿到一份台共刊物《光明報》，轉交國民黨台灣主席陳誠。蔣介石大為震怒，限期破案。台北警察局很快抓到4名持有《光明報》的台大學生，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約談4名學生。學生戴傳李承認，報紙是從妹妹戴芷芳處所得，而戴芷芳的上線是基隆中學校長、台共基隆工委書記鍾浩東。《光明報》就是基隆市工委的宣傳刊物。谷正文馬上逮捕了鍾浩東，並搜出《光明報》的印刷器材及宣傳資料。鍾浩東被捕後自知一死，慷慨地說：「這次我們失敗了，我們難逃一死，但是，我們能為偉大的祖國、偉大的黨在台灣流第一滴血，我們將光榮的死去！」夜以繼日的訊問，讓鍾浩東瀕臨崩潰，恍惚間，他反問審問他的保密局偵防組組長谷正文：「老鄭怎麼樣？」這句話猶如導火索，引發了另外44名地下黨員的被捕。鍾浩東及部屬羅卓才、方弢、張奕明等7人在台北被槍決。

 

「老鄭」就是蔡孝乾，但鍾浩東並未透露誰是「老鄭」。這引起了谷正文的警覺，意識到「老鄭」是個大人物。很快，台共高雄市工委負責工運的黨員李汾被保密局特務抓捕。谷正文為了「釣大魚」，故意釋放了李汾。1949年10月中旬，為求自保的李汾悄悄回到保密局高雄站送情報。李汾告訴谷正文，他的上級和他約好，10月31日在高雄市農會前碰面。這樣，中共台灣工委副書記陳澤民被捕。特務在陳澤民身上搜出記事本，裡面又出現了「老鄭」的名字。陳澤民不願意供出老鄭是何許人，只說他見過老鄭幾面。特務刑訊逼供，陳澤民熬不住，被迫說出了老鄭落腳處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26號。保密局立刻派出一組人員在屋內外隱秘處輪班守候，埋伏了整整一個多月沒有任何結果。

 

在高雄逮獲陳澤民以後，保密局又把矛頭指向中共台灣工委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1949年12月29日，張志忠在台北萬華區老松公園被捕。1950年1月29日，化名「老鄭」的蔡孝乾被捕。「老鄭」只報了假名字和假身份，卻要求提供美餐。被稱為軍統「活閻王」的谷正文晚年曾撰寫《蔡孝乾吳石系列潛匪案偵破始末》一文，在文中他回憶第一次審訊：「當時，蔡孝乾是一個相當自負的中年男子，在他心裡，總認為共產黨很快就會將奄奄一息的國民黨趕入海中。而在解放台灣的任務上，居功最大的，無疑地便將是蔡孝乾本人。他一直無法相信自己竟會落入國民黨手中這件事。」谷正文承認：「我並不期望這種友誼攻勢很快就能收買蔡孝乾，因為我了解，他和台大四名學生不同，他的黨齡很深，黨性很強，在我找出他的真正弱點之前，友誼攻勢的效果是有限的。不過，我並不心急，我直覺他若不是台共的頭號領導人，至少也是領導人的左右副手，只要他在我手中，肅諜的工作很快就會結束了。」

 

谷正文認為，「老鄭」有追求享受的弱點，便天天給他買餃子。一周後，「老鄭」終於說出「想著牛排的味道都快想瘋了」的話，並指定要到台北最高檔的波麗露西餐廳買。吃完後，「老鄭」又說：為表示感謝，可帶他們找共產黨的一個據點。立功心切的3個小特務便讓「老鄭」帶路，結果走進一個黑暗廠房時，「老鄭」突然跑掉。

 

蔡孝乾被捕時，公文包裏記事本上的一串名單中有「吳次長」三字，「國防部」中將參謀次長吳石直接暴露。由於吳石身居高位，又與保定軍校同學時任參謀總長的周至柔是莫逆之交，保密局並未輕舉妄動。蔡孝乾叛變後，保密局還在他身上一張拾元的新台幣鈔票上發現了兩個電話號碼，其中一個便是他直接聯繫的華東局特派員朱楓。1950年2月底，保密局特務闖進吳石寓所，稱有人指控他是共產黨，請他去隊部問話。吳石當面駁斥，特務搜查後帶走其夫人王碧奎。經訊問，王碧奎承認「老鄭」曾多次到吳家，吳石的地下黨身份暴露。1950年3月1日，保密局正式逮捕吳石。

 

吳石是如何潛伏進國民黨高層的呢？1947年至1948年間，國防部史政局局長吳石中將因不滿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傾向革命。同鄉好友、地下黨員吳仲禧介紹吳石參加進步組織「民聯」，直接受中共地下黨員何遂（建國後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司法部長）領導，單線聯繫。1948年6月淮海戰役前夕，吳仲禧改任國防部中將部員，被派往「徐州剿匪總指揮部」。吳石親筆寫信給他的學生、「剿總」參謀長李樹正，請李多加關照，給予方便。吳仲禧到任時，出來接待的李樹正見信格外客氣，親自帶他到總部的機要室看作戰地圖。吳仲禧暗中把部隊駐地、番號、兵種及主要部署記錄下來，託病回後方就醫，趕到上海把情報向潘漢年匯報。

 

1948年秋，白崇禧、陳誠指示將國民黨國防部史政局保存的500箱重要軍事機要檔案運送台灣，吳石對此表示反對，建議暫移福州，理由是福州有「進則返京容易，退則轉台便捷」之利。吳石當時已知自己將出任福州綏靖公署副主任，打算一旦時機成熟就發動起義，將這批絕密資料悉數獻給新中國。於是吳石派隨從參謀王強等人押送，於1948年12月下旬將機要檔案運抵福州，保存在於山戚公祠大殿內。1949年5月吳石正式到任後，國民黨高層又電促速將福州存放的軍事機要檔案運台。吳石以「軍運緊，調船難」為藉口，僅以百餘箱參考資料、軍事圖書充數運台交差。同時，他又下達緊急命令，將絕密檔案全部轉移到位於倉前山的福建省研究院書庫藏匿。

 

1949年6月，蔣介石親自在福州召開軍事會議，提出固守福州、協防台灣。吳石成功阻止了蔣介石提出的在福州修築半永久性城防工事的方案，使市民免遭勞役之苦。他通過謝筱廼送出許多重要情報。1949年7月，吳石經廣州輾轉香港，找到吳仲禧，告知：他已被調任台灣「國防部」參謀次長。吳仲禧曾請他考慮，如果不去，可就此留下轉赴解放區。吳石堅決表示：自己的決心已經下得太晚了，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現在既然還有機會，個人風險算不了什麼。為了避免嫌疑，他將攜夫人王碧奎和兩個小兒女一同去台，留下大兒子韶成、大女兒蘭成在大陸。1949年8月17日福州解放，保存無損的298箱軍事絕密檔案呈獻給解放軍第十兵團司令部。

 

在筆記中用真姓實職記錄重要聯絡人，這是隱蔽戰線的大忌。作為老資格台共領導人的蔡孝乾，是不應該犯如此低級的錯誤的，他的這一低級錯誤，讓壯志未酬的吳石付出了血的代價。

 

不久，谷正文得知逃跑的蔡孝乾躲在嘉義農村，便派看押過他的特務去查找。特務們換上農民服裝，到當地後便在鄉間路上看到一個穿西裝的人。特務一看，正是「老鄭」。原來蔡孝乾在鄉下躲藏兩月清苦難耐，想到鎮上西餐館解饞。1950年3月中旬，蔡孝乾第二次被捕，馬上叛變，願交代所有地下組織。他只提出一個條件，即讓已同他姘居兩年的16歲的妻妹馬雯娟來監獄同住。谷正文滿口答應。

 

第二次被捕，供出特派員朱楓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後，供出了分布島內各地的地下黨員名單，其中包括華東局特派員朱楓。那麼，朱楓是如何來台的呢？

 

1949年10月24日，解放軍三野十兵團攻擊金門古寧頭，由於情報失準，戰鬥連連失利。11月5日，三野七兵團進攻舟山群島中的登步島，也因情報失準而嚴重受挫。連續兩次失利，使中共高層領導決定，儘快派人赴台搜集重要軍事情報，為解放台灣做好準備。華東局社會部對於派誰去台灣執行這一任務頗費心思。女情報員朱楓成了第一號理想人選。朱楓忠誠、機警、成熟，她的繼女陳蓮芳和女婿段承愈住在台灣，而且段承愈又是保密局電訊處處長，他們一直不知道朱楓的真實身份。但華東局社會部有關領導卻對此猶豫了好一會兒。因為他們深深了解朱楓十餘年來在敵人心臟出生入死的經歷在她即將從香港調回上海，實現一家人團聚的時候，又讓她擔此風險，於心不忍。但也確實沒有別的合適人選。組織經過慎重考慮，終於找她談話，並徵求她的意見。朱楓毫不猶豫地表示服從組織決定。1949年10月，朱楓給丈夫朱曉光寫信：「我常想念你們，只要腦子一有空，無論在船上、車裡，或在夜深人靜時，都念念不已……我徹底體驗到『人非木石』這句話的真義。」去台灣執行潛伏任務前，她以「兄」的口吻寫信向朱曉光告別：「兄尚須去菊處小住，須兩月方與妹聚首……個人的事暫勿放在心上。」

 

朱楓到台灣後，住在女兒女婿的基隆家中。第二天，蔡孝乾到基隆與朱楓見面。幾天後，朱楓又見到了吳石。在台期間，朱楓與吳石前後7次秘密會面，吳石將《台灣戰區戰略防禦圖》，舟山群島、大小金門《海防前線陣地兵力、火器配置圖》，各防區的《敵我態勢圖》，台灣海峽、台灣海區的海流資料，台灣島各戰略登陸點的地理資料分析，現有海軍基地並艦隻部署、分布情況，空軍機場並機群種類、飛機架數等絕密情報拍成微縮膠捲交給朱楓。朱楓又按約定把這些情報交到中共華東局社會部特別交通員定期往返香港基隆間的「安福號」海輪上一位大副手中，順利轉到了華東局社會部和總參作戰部。40多天後，任務完成了。此時，朱楓接到上級指示，命她速回。她買好了回香港的船票，還托好友給上海的家人帶去一封即將返回的信。不料，這封信竟成了朱楓的絕筆。

 

蔡孝乾被捕後，供出朱楓特派員的身份。這時，朱楓已憑藉吳石簽署的特別通行證，潛回舟山。毛人鳳立刻致電保密局駐舟山蘇浙情報站站長沈之岳，立即逮捕朱楓，押解回台灣。保密局對朱楓實行「生活上優待、談話上安慰、接觸上溫和，用感情去征服」的勸降方針，但朱楓始終不曾屈服。保密局的報告在提及朱楓時這樣寫道：「……共匪運用黨性堅強、學能優良之女匪幹，擔任交通聯絡工作，極易減少外界注意與達成所負任務；朱匪於被捕瞬間吞金企圖自殺，證明其應付事變，早做準備。匪幹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個人生命的紀律與精神，誠有可效法之處……」

 

據不完全統計，蔡孝乾投靠國民黨後，共有400多人以「匪諜」罪名被抓捕，造成中共台灣工委成立以來的毀滅性打擊，組織幾乎全部瓦解。1950年春夏，中共台灣工委重要幹部幾乎被一網打盡。蔡孝乾、張志忠、林英傑、計梅真等，全部被關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裏。此後，中共台灣工委下屬組織全部破壞，共抓捕1800餘人，不肯屈服者都遭處決。

 

1952年4月25日，重整後的台灣共產黨在苗栗山區遭到破壞，400餘人被捕。從此，中共在台灣的活動轉入低潮。同時，中共台灣工委在台灣建立的武裝基地也遭到破壞。最後一個「鹿窟武裝基地」隱蔽堅持到1952年，在保密局特務會同軍警的進攻下也被摧毀。

 

監獄裡對蔡孝乾展開「批判」，為時已晚

 

中共台灣工委之所以遭受如此大破壞，有對解放軍渡海時間估計過於樂觀和島上迴旋餘地小等客觀因素，但主觀指導失當及領導者個人品質是主要原因。保密局檔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對本案綜合檢討」說：「……共匪各級組織與忠實程度均不夠，一經破壞追捕，即全面動搖，終至瓦解……台共與匪中央缺乏直接聯繫，與匪華東局聯繫時，亦時斷時續，迄『台灣工委會』破獲時止，其電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見。而軍事幹部缺乏，部隊又未經政治教育，工農群眾毫無鬥爭經驗，均屬失敗之主要因素。」

蔡孝乾從艱苦的延安返台後，因台灣當地的經濟水平遠高於大陸，他開始痴迷於生活享樂，熱衷於聯絡台灣當地上層工商人士。妻子去世後，蔡孝乾便同14歲的妻妹馬雯娟同居，錢不夠花時便挪用組織經費。1949年，蔡孝乾竟向台灣一些富人透露自己的真實身份，聲稱讚助經費的話台灣解放後必予關照。谷正文在回憶中還提到了蔡孝乾被捕後的情況。他說，陳澤民、張志忠、洪幼樵等幾名地下黨幹部被捕之後，曾在牢房中集體批鬥蔡孝乾。張志忠指著蔡孝乾破口大罵，指責他生活腐敗，引誘14歲的小姨子；侵吞一萬元美金工作經費，天天上波麗露西餐廳吃早點，中午和晚上在山水亭餐廳吃山珍海味，吃過晚飯上永樂町看戲……完全是一副資產階級的嘴臉，竟然還敢到處張揚他是共產黨在台灣的領導人。

 

谷正文在評論蔡孝乾時說：「一個人說話是不是誠懇，從他的雙眼大致上可以看得出來。而蔡孝乾被捕後的最初幾天，應訊雖然大方，但是眼神卻閃爍不定，所說的內容大抵不著邊際，這點，我暫時不與他計較。從第一眼印象，我便假定他很注重物質生活，這種人，如果能充分滿足他的物質欲求，慢慢地，就可以主宰他，到那個時候，他什麼話都會說。」谷正文在評價台共失敗原因時說：「我認為，共產黨在台灣的地下工作之所以失敗，除了組織成員過於樂觀，以致行跡過於暴露之外，它的領導人蔡孝乾的浮奢個性更是一個嚴重的致命傷。假如當初共產黨派來台灣領導地下活動的人有幾分周恩來或羅榮桓的才氣，那麼，歷史的演變恐怕就大不相同了。」

 

以隱蔽戰線最基本的常識判斷，蔡孝乾的作為確實存在多項致命的缺點。按照陳澤民、張志忠等人對蔡孝乾的指控，蔡孝乾不僅沒有資格領導地下黨隱蔽戰線的工作，他甚至連當一個共產黨員都不夠格。1950年6月1日，蔡孝乾在報紙發表了一份公開自首聲明，並在電台廣播。蔡孝乾叛變後，任職於「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情報局等情報單位，授予少將銜，上級交付其任務為專事寫作及研究分析工作。1982年10月，蔡孝乾因病在台北病逝，終年74歲。

 

除了蔡孝乾的個人品質，中共台灣工委對形勢估計錯誤造成指導方針偏差也是招致大破壞的原因。毛澤東在抗戰期間曾提出過黨的地下工作的十六字方針，即「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周恩來在總結中共南方工委1942年遭破壞的教訓時也強調，地下黨不能同時兼搞武裝鬥爭，因為二者的指導方針是矛盾的。眾多實踐都證明，搞武裝鬥爭需要廣泛發動群眾，勢必不能隱蔽組織和領導者，而中共台灣工委違背隱蔽方針，急於建立武裝訓練基地，在工人學生中不經嚴格審查大力發展黨員，恰恰為敵特提供了機會。

 

張志忠：谷正文眼中「唯一的硬漢」

 

中共台灣工委武裝工作部部長張志忠被捕後，堅貞不屈。一次，蔣經國親自到監獄裡勸降張志忠：「張先生，你有什麼困難需要我幫助的嗎?」張志忠乾脆地回答：「你如果想幫助我，就讓我快死！」原台灣地下黨台北學委會書記吳克泰，在「二二八」事變後前往大陸，擔任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他在回憶文章中也認定張志忠是台灣地下黨的鐵漢。1954年3月16日，張志忠在台北市馬場町刑場英勇就義。中共中央組織部經過長期調查核實，於1999年l月將張志忠和夫人季澐定為烈士。谷正文對張志忠的評價甚高，他在回憶文章中說：「在我與這些人的交手經驗裏，蔡孝乾的人品最令我不滿；而張志忠後來雖然被判死刑，但是我對他的評價卻最高；至於洪幼樵則是一個溫和的書生；而原籍廈門的陳澤民，則給我深刻的好印象。」

 

谷正文認為，在台共黨員兩千餘人中，張志忠可稱唯一硬漢：「蔡孝乾久經中共長征及對日抗戰，吃盡苦頭，故返台後即生活腐化，思想動搖，失去領導能力。張則堅持其武裝鬥爭作風，搜羅前『二二八』逃亡人士，成立多處武裝基地。此作法為中共中央所否決，認為台省山林不深廣，交通又方便，不宜游擊戰。張與蔡不和，四人先後被捕後，蔡、陳、洪皆投降，唯張一人不降，雖多方誘導，但堅持一死。後蔡、陳、洪全為保密局聘為『匪情研究室』研究員，張則未供一人，未供一事……在台共黨員二千餘人中，可稱唯一硬漢。」

 

1950年6月10日，吳石、朱楓以及「聯勤總部第四兵站總監」陳寶倉中將、親信隨員聶曦上校四人在台北近郊馬場町英勇就義。吳石遙望大陸，深情地說：「台灣大陸都是一家人，這是血脈民心。幾十年後，我會回到故里的。」臨刑前，吳石寫下了一首絕筆詩，後半部分為：「五十七年一夢中，聲名志業總成空。憑將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對我翁。」1973年，根據周恩來的建議，民政部追認吳石為革命烈士。朱楓就義時，身上穿的是一件淡綠色碎花雙縐旗袍，外罩深藍色毛線上衣。她的頸上和肩頭，是一道道勒緊的繩索。臨刑前，朱楓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新中國萬歲！」身中7彈，英勇就義，時年45歲。這一案件是國民黨退守台灣後的第一大案，震動了整個台灣島。

 

1951年7月，上海市人民政府向朱楓家屬頒發了《革命烈士光榮證書》。由於多種原因，朱楓烈士的骨灰長期流落台灣。2010年12月，在國家有關部門的協助和台灣有關方面的配合下，朱楓烈士的骨灰終被迎回大陸，寄放於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2011年7月12日被送回寧波鎮海革命烈士陵園內的朱楓烈士靈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