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看「芳華」這部電影，是在電影院。

第二次是在飛機上。

前兩天，我第三次看了這部電影。可能因為這兩年在實務工作中累積了新的經驗，加上生活上的轉變，這一次，我有了一些不同的觸動。

我見過許多劉峰。他們未必經歷過那樣的時代，卻同樣背負著一種沉重的、名為「善良」的十字架。

馮小剛的鏡頭是耽溺而溫柔的，他用一層暖黃色的懷舊濾鏡，將文工團打造成一個青春的伊甸園。而在這個伊甸園裡，劉峰是唯一的聖人。他那雙手，似乎是為了解決他人的麻煩而生的——修手錶、包餃子、打沙發，甚至把進修的機會拱手讓人。

劉峰宛如會行走的 AI，像一個完美的、永不疲倦的能量供給站，所有人都理所當然地從他身上汲取，卻從未想過這能量從何而來，又將流向何方。

這種「善良」，在我看來，可能是一種深刻的病理。

精神分析的語言或許會將其稱為「道德性受虐」（moral masochism），一種無意識地尋求苦難與自我犧牲，以此來償還內心那份莫須有的罪惡感的行為。

更通俗地說，這是一種「被父母化的孩子」（parentified child）的宿命。

在許多家庭裡，特別是那些功能失調的家庭，總有那麼一個孩子，被迫提早結束童年，成為父母的情緒配偶，或是弟妹的代理父母。

他學到的第一條生存法則是：我的價值，在於我對他人的用處；我的需求，無關緊要。

於是，他那份助人的熱情，與其說是愛，不如說是一種停不下來的強迫性重複，他要在所有關係裡，不斷重演那個「有用的好孩子」的劇本，以此換取一絲可憐的存在感。

這就是劉峰的無情之處。

他從未真正「看見」過任何人。他的目光像一台高度精密的雷達，只對「困難」與「不幸」發出訊號。他看見的是林丁丁的嬌弱，何小萍的被排擠，戰友破損的物件，以及那個集體中所有匱乏的總和。

他看不見一個完整的、活生生的人。

這也註定了那場毀滅性的「觸摸事件」必然發生。當他終於鼓起勇氣，向林丁丁表白並笨拙地擁抱她時，他並不是在向一個獨立的個體示愛；他是在向他長久以來投射、建構、並賴以為生的「需要被拯救的對象」進行一次最終的確認。

他無法理解一個健康、無病無災、甚至有些自私和虛榮的林丁丁。他只能理解一個需要他這份崇高愛意來「完整」的林丁丁。

所以，當林丁丁用驚恐的尖叫拒絕了這個被強加的角色時，她不僅是拒絕了一次擁抱，更是摧毀了劉峰用以定義自身存在的全部邏輯。

林丁丁的拒絕，或許喚起了劉峰的童年創傷。

曾經，父母用他超齡的付出，作為施予愛的代幣。我想在那一刻，劉峰遭受的打擊夾帶著一種被父母否定、推開的痛苦，驚慌失措想著：「爸爸媽媽，你們不是說只要我當個乖孩子，你們就會愛我嗎？」

類似劉峰的悲劇，今天仍以各種形式大規模地上演著。

我見過太多被稱為「扶弟魔」的女性，她們在重男輕女的家庭結構中長大，被權威型孝道的文化腳本所綁架，無止盡地犧牲自己的婚姻、事業與人生，去填補原生家庭那個永遠填不滿的洞。

她們就像是性轉版的劉峰，她們的「善良」，同樣是對早期家庭創傷的一種絕望的重複與補償。

我也見過許多職場上的「老好人」，他們誰也不得罪，永遠在和稀泥，他們用表面的和諧，掩蓋了所有真實的問題，最終讓整個團隊陷入平庸的泥潭。他們和劉峰一樣，都在處理自己的心結，卻誤以為這是在愛別人。

從中，我們方能理解專業領域，無論教師或諮商師，他們的職業有著對倫理與設定的堅守。

因為那條看似冷冰冰的界線，恰恰是保護彼此最溫暖的屏障。倫理與設定，是一個神聖的「容器」，它確保諮商師自身的議題，不會像放射性物質一樣洩漏，汙染來訪者的內心世界。

堅守它，遠比因為不忍心、不好意思而打破它，要困難得多。

它要求我們這些助人者，必須先處理好自己的焦慮，而不是為了緩解自身的不適，就輕易地跨越那條保護彼此的界線。

劉峰的文工團，就是一個沒有「設定」的諮商室，他與所有人的關係都是模糊的「多重關係」，這使得他的善意，最終成為一把沒有刀鞘的利刃，傷害了他人，也摧毀了自己。

劉峰的殞落，是從失去那隻手臂開始的。

被集體拋棄，在戰場上斷臂求死而不得，這場徹底的「喪失」，弔詭地，竟成為對他唯一的救贖。

哲學家凱瑟琳・瑪麗・希金斯（Kathleen Marie Higgins）在她的著作《哀悼與悼亡的美學》中，提出了一個深刻的觀點：「悲傷是一種恐怖，它本就該如此。」（Grief is a horror, and it’s supposed to be.）

悲傷不只是情緒，它是一種存在的「失序感」（disorientation），一種你所熟悉的世界徹底崩塌的體驗。

劉峰失去的，不僅是一條手臂，更是他賴以為生的整個意義世界。

正是這份恐怖，這份徹底的失序，才給了他一個機會，去進行一場尼采式的「價值的重估」。

過去，他所信奉的最高價值是「為集體奉獻」，而這價值體系最終將他輾碎。在廢墟之上，他被迫去面對一個更根本的問題。

這也呼應了存在主義哲學家海德格爾的「向死而生」（Being-towards-death）。

那場戰爭，那次斷臂，就是他社會性生命的死亡。正是這次死亡，讓他從那個虛假的、由他人定義的「活雷鋒」身份中解脫出來，第一次，他必須獨自面對自己赤裸的存在。

進而，從我熟悉的存在心理學視角，劉峰前半生所擁有的，是一種危險的「無知」（innocence），一種刻意剝離自身權力與慾望，以換取道德優越感的偽裝。

他拒絕承認自己內心對認可、對愛的欲求，這種壓抑最終以一種笨拙而具侵略性的方式（觸摸事件）爆發。

劉峰的「命運」，即那些他無法選擇的限制，像是他的出身、他被植入的價值觀，與他的「自由」，即他如何回應這些限制的能力，始終處於一種緊張的關係中。

斷臂，是命運給予的最殘酷一擊，但也正是在這極致的限制中，他才獲得了另一種更為本質的自由：一種從「必須有用」的詛咒中解脫出來的自由。

所以，當我們看到電影的結尾，年老的劉峰與何小萍依偎在長椅上，那份平靜才顯得如此珍貴。那不是一場悲劇的落幕，而是一種遲來的慈悲。

他終於不再需要去拯救任何人了。他只需要和那個唯一看見過他、而非他「困難」的何小萍，靜靜地待著。

他們的關係，不是拯救與被拯救，而是兩個破碎靈魂的相互取暖。

這份在哀悼之後重建的、樸素的連結，本身就是一種深刻的「美學實踐」，一種希金斯所描述的，在失序之後尋找「再連結」（reconnecting）的努力。

作為成年人，我們能做些什麼，來避免我們的孩子成為下一個劉峰？

首先，請允許你的孩子說「不」。

教導他們建立健康的邊界，讓他們明白，拒絕不合理的要求，不是自私，而是自尊。

其次，請幫助他們認識並接納自己所有的情緒，尤其是憤怒。

告訴他們，憤怒是正常的，它像一個警報器，提醒我們有些重要的東西被侵犯了。我們要做的，不是掐掉警報，而是去看看究竟發生了什麼。

然後，請讚美他們的「存在」，而不僅僅是他們的「作為」。

讓他們知道，他們被愛，不是因為他們考了第一，不是因為他們幫了你的忙，而僅僅因為他們是他們自己。這份無條件的愛，才是建立內在自我價值的基石，是他們未來面對人生風雨時，最堅固的錨。

對於那些已經在生活中扮演著「劉峰」角色的人們，我想說，你們有權利去哀悼那個從未被好好對待過的童年，有權利去感受那份遲來的憤怒。

放下拯救全世界的念頭吧！那不是你的責任。

你真正要做的，是轉過身，去擁抱那個一直被你忽略的、內心的小孩。這不是自私，這是你走向真正的善良與愛的，唯一道路。

作者：高浩容。哲學博士、台灣哲學諮商學會（TPCA）監事。著有《小腦袋裝的大哲學》、《心靈馴獸師》等書。課程、講座或其他合作邀約，請來信詳談：studiomowen@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