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台北市警方四月時逮捕了一名慣竊，既然是慣竊，他就沒什麼好隱瞞的，該認不該認的都一一認了，有報案沒報案的全都招了，赫然發現當時新上任的總統府秘書長蘇貞昌是受害人，他苴车在蘇貞昌台北市住處竊得一百八十餘萬元，但蘇貞昌當時只是口頭「告知」當時的「屬下」台北縣警局局長劉勤章，他護照在家裡被偷了。他為何沒說除護照外還有180萬失竊，則不得而知，但是既然沒報就等於是不知，所以如果那慣竊不說，也就沒有人知道蘇貞昌被人黑吃黑偷走180萬，當然沒報案也就不會有找不找得回來這回事，但事實上確實是有的，但蘇貞昌失去裝作沒回事，所以那180萬等於沒有失去，也就不會找回來。

1991年李登輝主導下召開了國領會，製訂了國統綱領。1992年，兩岸得到了兩岸共同發展，並謀求統一的共識，當時台灣的GDP是10778美元，大陸同期的是423美元，兩岸貿易台灣享有197億貿易順差！我們假設滄海計畫與亞太貿易中心順利執行，李登輝在1997年沒有「戒急用忍」，兩岸全面合作一直到現在，台灣的經濟會是什麼情形？

台灣1997年當年的GDP是13,904美元，比照大陸快速成長，我們保守點估計，假設台灣也有大約8%的年成長，來到2017年，台灣的GDP是75,500美元以上！全球排名第三，與挪威的75990美元應該是並駕齊驅！當我們知道這些本來是屬於我們可能可以得到的事物，被李登輝做掉，我們才知道我們損失了什麼？要找回什麼。陳文茜被李敖誇為台灣最聰明的女性認為高雄的發展是被蔡英文擔擱的，原則上老仙認為她是故意扣蔡英文帽子，告訴蔡英文她有責任將台灣人失去的東西，不要再次阻擋我們拿回來！

如果說過去20年，台灣人知道自己失去了GDP世界第三的機會，別說有人會悲哀，連日本也會埋怨我們，因為如果台灣與大陸關經濟依存性高且衝上了GDP世界第三強，日本透過與台灣關係進入大陸市場輕而易舉，則我們說老二，日本人也不敢輕易的說自己是老大！回頭來看我們的高雄人又失去了什麼？如果再來拿世界第三有錢人說高雄市，那是沒有意義的。我們只看高雄市氣爆受害人為何失去提國賠的時效，誰該負責？整件事情就是失誤在高雄市政府替高雄市民找律師做代位求償上，律師費是從善款裡支付的，所以當事人應該是災民。這些律師受委託幫災民打官司，卻沒有維護到災民的基本權益，失職的應該是這些律師，這與高雄市府的有心或無心的錯誤政策無關。災民應該拿到四項賠償才算是得到公平待遇：一、高雄市政府40%，二、李長榮化工30%，三、華運30%，以及四、善款。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受災自救會請律師對高雄市求償，賠償金額照比例給付。如今出了缺口，善款拿去當做少數委員的喜好使用，這些不管，單就針對律師群因業務過失導致40%的賠款求償無門，他們收律師費的應該負責，“無那個卡撐，就不要吃那個瀉藥仔(台語：不知量力)”！

如果我們都像蘇貞昌一樣，大方的選擇忘了消失的180萬，台灣落到如今的魯蛇社會，我們除不值外，對不起自己，對不起台灣3G，更對不起千禧年前後出生的台灣4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