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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勒內·基拉爾（René Girard）的《藝術的轉向》
2026/01/01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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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勒內·基拉爾（René Girard）的《藝術的轉向》
以下摘要分享本書其中的一篇〈小說的轉向：從主人公到作家〉，普魯斯特的作品在這裡頭有相當多的討論。
書名：藝術的轉向
作者：勒內·基拉爾（René Girard）
譯者：曹丹紅等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9
本書是以一部訪談紀錄片《歷史感》的攝製為契機編撰的文集。文集以“藝術應該加劇時代的焦慮”為起點，收錄了法國人類學家、法蘭西院士基拉爾寫於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末的文章，從其獨特的人類學視角出發，對馬爾羅、普魯斯特、聖-瓊·佩斯、司湯達、瓦萊里、尼采、瓦格納等藝術家進行了再解讀，主要探討了摹仿慾望及其在藝術作品中的體現，以及對這一慾望的書寫與表達帶來的小說與藝術形式的轉變，並思考了藝術在當今時代的人類學價值，以及現代精神的未來出路。本書前五篇文章是作者早期離開歐洲時的作品，它們尤其揭示了基拉爾著名的摹仿理論的起源，呈現了基拉爾從文藝批評逐漸走向人類學研究的理論進路。
【Excerpt】
〈小說的轉向：從主人公到作家〉
我不久前所說的“小說的轉向”是我的學術和精神之旅的核心。許多年前，我從研究文學和神話學開始，隨後轉向《聖經》和基督教文本。但正是文學將我引向基督教。這條路徑並不是我的原創，自基督教誕生之初，人們就一直遵從這條路徑。當然，奧古斯丁也是，和他一起的還有許多偉大的聖徒，比如阿西西的方濟各和阿維拉的特蕾莎。和堂·吉訶德一樣，他們最初都被騎士小說吸引。
但丁是這種轉向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在《神曲》裡，維吉爾象徵這種經歷。但丁有很多理由讓他扮演這一角色。在《埃涅阿斯紀》中，這位拉丁詩人帶領他的英雄埃涅阿斯遊歷地獄。維吉爾在中世紀還被認為是基督的先知。最後且最重要的是，但丁狂熱地愛著這位作家，他在但丁走向基督教的路上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要理解維吉爾的角色，就必須明白陪伴某人去地獄的字面意思。《埃涅阿斯紀》描繪了一個充滿地獄暴力的世界。但丁賦予了世俗文學引導我們穿越地獄和煉獄的任務。這就是維吉爾對他的影響，而且是成功的，因為生活在地獄裡是痛苦的，它不是一個旅遊目的地。當我們身處此地時，如果我們尚存一絲理智，就會試圖逃離，這是出於非常利己的原因。
人類的理智和利己可以成為優點。這就是浪子回頭的寓言教給我們的東西。為什麼浪子真的回到了他父親的身邊？這並不是出於什麼神秘的原因，甚至不是為了平息他的悔恨。當他意識到自從他離開父親的居所後，就連父親最低級的僕人的處境都勝過了他，他就決定回歸。當他身處地獄時，他仍然存有足夠的理智和利己來認出地獄，並想要逃離。他比今天的許多人都要聰明。
就我而言，指引我穿過地獄的既不是維吉爾，也不是但丁，而是我在第一本書中談論的五位小說家：塞萬提斯、司湯達、福樓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魯斯特。小說越具有現代性，我們就越深陷地獄的循環，這種地獄既可以用但丁筆下的神學術語來定義，也可以用世俗術語定義——用來描述當我們與他人的關係被彼此的慾望支配，且他人之間的關係同樣被他們和我們的慾望左右時，我們所遭遇的一切。因為我們的慾望總是具有摹仿性，尤其是當我們夢想自主和自足時，這些慾望將我們變成摹仿對象的對手，隨後變成對手的摹仿對象，由此我們的關係成為相同的慾望和敵對的慾望的混雜，糾纏不清，將我們導向無盡的挫敗。
挫敗是不可避免的，但可能有兩種類型的挫敗。如果摹仿對象阻礙我們獲得共同渴望的對象，被剝奪感會使我們的慾望在痛苦中不斷累積。反之，如果我們得到了慾望的對象，摹仿對象就會失去魅力，慾望因此衰退，因被滿足而消亡。這一挫敗比前一種更加嚴重，它促使我們為自己的慾望尋找另一個摹仿對象，但或許在幾次類似的經歷過後，我們會徹底祛魅，再也無法找到新的摹仿對象，這是最嚴重的挫敗，我們周圍的人稱之為“後現代”慾望和“後基督主義”慾望，甚至可能是“後摹仿”慾望。
慾望的死亡與終結，是我們世界真正的癥結，它從家庭結構開始破壞，直到動搖最根本的制度。我們的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理論都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對弗洛伊德來說，慾望永恆不滅，因為人類只會渴望父母的替代品，無法停止，弗洛伊德不探討慾望的消亡，只有偉大的文學作品才會論及這一主題。
……
一旦我們完全被困在慾望的循環中，要想出去就要經歷這種劇烈的改變，信徒們稱之為“皈依”（conversion），根據傳統的觀念，皈依不是自發的，而是上帝對我們生命的干預。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最強烈的經歷就是在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作用下成為信徒，這種力量無法從自身產生，只能來自上帝。對於那些經歷過的人（同樣還有沒有經歷過的人）來說，這場皈依的迷人之處在於，這是一種十分罕見的與上帝的接近，它顛覆了我們的生活。
……
然而，我們用來描述這種體驗的詞——conversion本身或者希臘語詞metanoia——存在問題。根據我的詞典，奧古斯丁首次在基督教意義上使用了拉丁詞彙conversio，有趣的是，在追溯他本人的皈依過程的《懺悔錄》中，這個詞並沒有出現，而是出現在了《上帝之城》（La Cité de Dieu）中（VII, 33），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現，用來指撒旦努力阻止我們皈依真神。
……
基督教的皈依對我們的觸動如此之深，以至於一下就將我們徹底改變，可以說是讓我們“重生”。這種現象有著如此強大的力量，讓我們不可能回頭，哪怕是原路返回，或者轉一整圈。對於我們其他的西方人來說，原地踏步是一種比死亡更糟糕的命運。因此，這種皈依的理念不僅僅是回歸（retour）美德、悔改（repentance）、恢復（regain）精力、再生（régénération）、變革（révolution），或是其他一切以“再”（re）開頭的詞，這些詞指回到先前的狀態，從而將我們限縮在一種對生命和經歷的循環的看法上。基督教皈依包含著一種有效的改變，讓我們能夠走出循環。
……
我的文學觀念與這種對皈依的絕對看法是一致的，因為我認為最卓越的文學創作形式，不只是才華或文學創作天賦的結果，哪怕天賦確實存在。它們同樣也不是技巧熟練的結果，儘管任何作家如果技術達不到一定水平，就無法真正出色。
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作家不會認為他們的“才華”是與生俱來的天賦，而認為是後天獲得的，是個人轉變的結果，這種轉變不是他們自發的，而類似皈依。在研究文學與基督教的關係時，我驚訝於某種文學創作的形式和基督教皈依之間的相似性。讓我看到這種相似性的是馬塞爾·普魯斯特。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和作家顯然是一個人，但不處在同一時間。如果說在一開始，我們跟隨的是主人公，那麼在小說的結尾，出現的就是作家。由於一種斷裂，或是一場小說家經歷的深刻改變，主人公成為了作家。但這種斷裂不由小說家自己造成。他認為使他發生轉變的事件並不是自己造成的。
在我寫有關普魯斯特的文章時，流行的說法認為馬塞爾，即敘述者，完全是小說家創造出來的，作家的藝術和他本人的生活完全無關。這顯然是荒謬的。小說哪怕完全沒有基督教色彩，也會在它的虔誠、它的道德、它的形而上的方面構成審美甚至精神的自傳，它植根於個人的轉變中，有著與基督徒皈依的經歷完全相同的結構。
在最後一卷《重現的時光》的開頭，主人公重病纏身，深陷嚴重的抑鬱。他放棄了有朝一日成為偉大作家的想法。正是在這時，在這沮喪乃至絕望的時刻，有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走在蓋爾芒特家花園雜亂的石子路上，重溫過去的經歷。這種模糊的回憶激發了一種審美和精神上的感悟，驚擾了馬塞爾的心神。這一微小的事件為他的小說提供了所有素材，讓他能夠為寫出著作付出必要的努力，尤其為他提供了良好的視角——他第一次完全擺脫慾望的強迫，得以投入到人生大作中去。
普魯斯特為整套書和最後一卷（也是實際上的第一卷，因為他是在追溯自己的創作經歷）選擇的書名絕對意味深長。小說被命名為《追憶逝水年華》，我們應當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這個題目。
最後一卷題為《重現的時光》，實際上是最先被構思並寫出的一卷，至少從大綱上看是這樣，在這裡我們可以找到我剛剛談到的，這場精神死亡和重生的故事。這是普魯斯特創作時期的起點。
那麼，我們面前有兩種視角，無論是在普魯斯特的作品中，還是在有“小說的轉向”發生的其他小說裡。第一種視角是具有迷惑性的，它維持了主人公可以通過慾望而自我實現的幻覺。多年來，正是這種視角將作者困在一種徒勞的追求中，不斷地被從一種受挫的慾望發配到另一種。所有敘述者得不到的，都是他所渴望的；所有他得到的，他便立刻不再渴望，直至他深陷一種倦怠，這種倦怠可以被稱為後摹仿失範。
第二種視角出現在小說結尾，從轉向的終點開始，這對應著走出慾望。這種視角讓小說家能夠打破他的主人公的幻覺，並為他提供寫小說需要的創造力。這一視角重新對第一種視角提出了徹底的質疑，卻並不引起怨恨。儘管普魯斯特從來不使用罪惡這個詞，罪惡的概念卻隱含其中。對過去的發掘很像真正的懺悔。逝去的時光充滿偶像崇拜、嫉妒、渴望和附庸風雅；這一切都導向一種巨大的空洞感。
轉向（conversion）這個詞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普魯斯特以非常真誠的方式描繪了這場他生命中的巨變，以及讓他成為偉大作家的創造力的飛躍，這是他從前不可能做到的。普魯斯特的生命和他的傳奇中的一切，都可以對應轉向模式。他走進文學，就像一些人走進宗教。在他的敘述中，有些近似於修行的東西，既是神話，又是現實，普魯斯特在夜半醒來寫起小說，好像修道士誦唱經文，他就這樣度過了與世隔絕的晚年。
我們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許多這種激烈轉變的跡象。研究普魯斯特手稿的人已經證實，我們不能將轉向前後的寫作混同起來，《追憶逝水年華》完全是在那之後寫成的。普魯斯特作品的第一批評論家，尤其是雅克·里維埃（Jacques Rivière），已經將他的偉大著作解釋為轉向的結果。我做的所有工作就是回到這一理論，用更多的文本素材來支持它，如《讓·桑德伊》，當然還有普魯斯特同時期寫下卻又放棄的全部文本。《讓·桑德伊》和最終的傑作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普魯斯特在創作前者時並沒有意識到自身的摹仿慾望。
我並不是說普魯斯特在轉向之後成為了一個聖人，更不是說他經歷了宗教上的皈依。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那一刻，也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他對基督教產生了興趣，他認為這或許與他的轉變有關。他尋求指引，而由於他在這方面是個入門者，他產生了一個奇怪的想法，在所有人中找到了安德烈·紀德，這是一位早已不再從事宗教活動的新教徒，他阻止了普魯斯特在這個問題上的深入探索。
我其實認為普魯斯特的創作經歷在很多方面可以與宗教皈依相比較，儘管其創作轉向僅有審美上的效果，從未達成嚴格意義上的宗教皈依，我們也不能說它是失敗的。然而這種轉向與宗教皈依相似，我們必須關注到《重現的時光》時期的大量手稿（現已出版）中作者自己的聲音。
在這場巨大的轉變之前，普魯斯特是個有才華的業餘愛好者，他的轉向讓他成為了一個天才。當安德烈·紀德為他的出版社閱讀普魯斯特第一卷的手稿時，他立刻拒絕了。在他看來，作者是個無足輕重的知識分子，在許多沙龍裡周旋，無法在一朝一夕之間變成大作家。這種轉變確實罕見，從統計學的意義上，紀德不相信他是對的，他是一位非常忙碌的出版人。但這次他錯了。
轉向這個詞無法取悅所有人，我堅持使用這個詞，就像用紅披風挑逗公牛。在我的第一本書中，我不是挑逗了一個，而是五個，因為我不僅將這個概念用在了普魯斯特身上，還用在了塞萬提斯、司湯達、福樓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以堂·吉訶德為例，他臨死前躺在床上悔悟了，他說後悔沒有時間讀些好書，而不是讀了讓他變得瘋狂的騎士故事，變成了活生生的傀儡，被甚至不存在的阿馬迪斯·德·高拉操縱。以《紅與黑》中即將被送上斷頭台的於連·索雷爾，和服下致死的砒霜時的包法利夫人為例，福樓拜已經變得與普魯斯特足夠相似，不僅說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還補充道，當他寫下女主人公的死亡時，嘴裡瀰漫著砒霜的味道。換言之，他分享了創造出的女主人公的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中流放西伯利亞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同樣如此。
我感到所有這些作者都有一部核心著作，一本實現轉向的小說：對司湯達來說是《紅與黑》，對福樓拜來說是《包法利夫人》，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是《罪與罰》。我在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找到了一種雙重視角，這正是我在偉大的普魯斯特那裡發現的，轉向之後的視角糾正了之前的視角，而後者總是一種盲目的形式。
在我的“小說的轉向”概念的形成中，普魯斯特帶給我很大的幫助。在《重現的時光》相關的大量手稿中，其中一份將這部未完成的偉大小說的最後一卷與過去許多偉大小說的結局，與一些非小說作品的結局進行了比較。其中包括塞萬提斯、司湯達和福樓拜，但同樣還有其他我沒有引用到的小說家，比如喬治·艾略特。
轉向的概念賦予了作品過去和未來，以及一種時間深度，這是沒有轉向的作品所不具備的。第二種視角讓作者與他所講述的經歷拉開距離。因此，偉大的小說都是同時從兩頭寫起，第一種視角是盲目的主人公的視角，第二種是在終點處回顧以往的視角。
……
以下摘要分享本書其中的一篇〈小說的轉向：從主人公到作家〉，普魯斯特的作品在這裡頭有相當多的討論。
書名：藝術的轉向
作者：勒內·基拉爾（René Girard）
譯者：曹丹紅等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5/09
本書是以一部訪談紀錄片《歷史感》的攝製為契機編撰的文集。文集以“藝術應該加劇時代的焦慮”為起點，收錄了法國人類學家、法蘭西院士基拉爾寫於1950年代到1980年代末的文章，從其獨特的人類學視角出發，對馬爾羅、普魯斯特、聖-瓊·佩斯、司湯達、瓦萊里、尼采、瓦格納等藝術家進行了再解讀，主要探討了摹仿慾望及其在藝術作品中的體現，以及對這一慾望的書寫與表達帶來的小說與藝術形式的轉變，並思考了藝術在當今時代的人類學價值，以及現代精神的未來出路。本書前五篇文章是作者早期離開歐洲時的作品，它們尤其揭示了基拉爾著名的摹仿理論的起源，呈現了基拉爾從文藝批評逐漸走向人類學研究的理論進路。
【Excerpt】
〈小說的轉向：從主人公到作家〉
我不久前所說的“小說的轉向”是我的學術和精神之旅的核心。許多年前，我從研究文學和神話學開始，隨後轉向《聖經》和基督教文本。但正是文學將我引向基督教。這條路徑並不是我的原創，自基督教誕生之初，人們就一直遵從這條路徑。當然，奧古斯丁也是，和他一起的還有許多偉大的聖徒，比如阿西西的方濟各和阿維拉的特蕾莎。和堂·吉訶德一樣，他們最初都被騎士小說吸引。
但丁是這種轉向最典型的例子之一。在《神曲》裡，維吉爾象徵這種經歷。但丁有很多理由讓他扮演這一角色。在《埃涅阿斯紀》中，這位拉丁詩人帶領他的英雄埃涅阿斯遊歷地獄。維吉爾在中世紀還被認為是基督的先知。最後且最重要的是，但丁狂熱地愛著這位作家，他在但丁走向基督教的路上發揮了顯著的作用。
要理解維吉爾的角色，就必須明白陪伴某人去地獄的字面意思。《埃涅阿斯紀》描繪了一個充滿地獄暴力的世界。但丁賦予了世俗文學引導我們穿越地獄和煉獄的任務。這就是維吉爾對他的影響，而且是成功的，因為生活在地獄裡是痛苦的，它不是一個旅遊目的地。當我們身處此地時，如果我們尚存一絲理智，就會試圖逃離，這是出於非常利己的原因。
人類的理智和利己可以成為優點。這就是浪子回頭的寓言教給我們的東西。為什麼浪子真的回到了他父親的身邊？這並不是出於什麼神秘的原因，甚至不是為了平息他的悔恨。當他意識到自從他離開父親的居所後，就連父親最低級的僕人的處境都勝過了他，他就決定回歸。當他身處地獄時，他仍然存有足夠的理智和利己來認出地獄，並想要逃離。他比今天的許多人都要聰明。
就我而言，指引我穿過地獄的既不是維吉爾，也不是但丁，而是我在第一本書中談論的五位小說家：塞萬提斯、司湯達、福樓拜、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普魯斯特。小說越具有現代性，我們就越深陷地獄的循環，這種地獄既可以用但丁筆下的神學術語來定義，也可以用世俗術語定義——用來描述當我們與他人的關係被彼此的慾望支配，且他人之間的關係同樣被他們和我們的慾望左右時，我們所遭遇的一切。因為我們的慾望總是具有摹仿性，尤其是當我們夢想自主和自足時，這些慾望將我們變成摹仿對象的對手，隨後變成對手的摹仿對象，由此我們的關係成為相同的慾望和敵對的慾望的混雜，糾纏不清，將我們導向無盡的挫敗。
挫敗是不可避免的，但可能有兩種類型的挫敗。如果摹仿對象阻礙我們獲得共同渴望的對象，被剝奪感會使我們的慾望在痛苦中不斷累積。反之，如果我們得到了慾望的對象，摹仿對象就會失去魅力，慾望因此衰退，因被滿足而消亡。這一挫敗比前一種更加嚴重，它促使我們為自己的慾望尋找另一個摹仿對象，但或許在幾次類似的經歷過後，我們會徹底祛魅，再也無法找到新的摹仿對象，這是最嚴重的挫敗，我們周圍的人稱之為“後現代”慾望和“後基督主義”慾望，甚至可能是“後摹仿”慾望。
慾望的死亡與終結，是我們世界真正的癥結，它從家庭結構開始破壞，直到動搖最根本的制度。我們的心理學和精神分析理論都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對弗洛伊德來說，慾望永恆不滅，因為人類只會渴望父母的替代品，無法停止，弗洛伊德不探討慾望的消亡，只有偉大的文學作品才會論及這一主題。
……
一旦我們完全被困在慾望的循環中，要想出去就要經歷這種劇烈的改變，信徒們稱之為“皈依”（conversion），根據傳統的觀念，皈依不是自發的，而是上帝對我們生命的干預。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最強烈的經歷就是在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作用下成為信徒，這種力量無法從自身產生，只能來自上帝。對於那些經歷過的人（同樣還有沒有經歷過的人）來說，這場皈依的迷人之處在於，這是一種十分罕見的與上帝的接近，它顛覆了我們的生活。
……
然而，我們用來描述這種體驗的詞——conversion本身或者希臘語詞metanoia——存在問題。根據我的詞典，奧古斯丁首次在基督教意義上使用了拉丁詞彙conversio，有趣的是，在追溯他本人的皈依過程的《懺悔錄》中，這個詞並沒有出現，而是出現在了《上帝之城》（La Cité de Dieu）中（VII, 33），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出現，用來指撒旦努力阻止我們皈依真神。
……
基督教的皈依對我們的觸動如此之深，以至於一下就將我們徹底改變，可以說是讓我們“重生”。這種現象有著如此強大的力量，讓我們不可能回頭，哪怕是原路返回，或者轉一整圈。對於我們其他的西方人來說，原地踏步是一種比死亡更糟糕的命運。因此，這種皈依的理念不僅僅是回歸（retour）美德、悔改（repentance）、恢復（regain）精力、再生（régénération）、變革（révolution），或是其他一切以“再”（re）開頭的詞，這些詞指回到先前的狀態，從而將我們限縮在一種對生命和經歷的循環的看法上。基督教皈依包含著一種有效的改變，讓我們能夠走出循環。
……
我的文學觀念與這種對皈依的絕對看法是一致的，因為我認為最卓越的文學創作形式，不只是才華或文學創作天賦的結果，哪怕天賦確實存在。它們同樣也不是技巧熟練的結果，儘管任何作家如果技術達不到一定水平，就無法真正出色。
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作家不會認為他們的“才華”是與生俱來的天賦，而認為是後天獲得的，是個人轉變的結果，這種轉變不是他們自發的，而類似皈依。在研究文學與基督教的關係時，我驚訝於某種文學創作的形式和基督教皈依之間的相似性。讓我看到這種相似性的是馬塞爾·普魯斯特。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和作家顯然是一個人，但不處在同一時間。如果說在一開始，我們跟隨的是主人公，那麼在小說的結尾，出現的就是作家。由於一種斷裂，或是一場小說家經歷的深刻改變，主人公成為了作家。但這種斷裂不由小說家自己造成。他認為使他發生轉變的事件並不是自己造成的。
在我寫有關普魯斯特的文章時，流行的說法認為馬塞爾，即敘述者，完全是小說家創造出來的，作家的藝術和他本人的生活完全無關。這顯然是荒謬的。小說哪怕完全沒有基督教色彩，也會在它的虔誠、它的道德、它的形而上的方面構成審美甚至精神的自傳，它植根於個人的轉變中，有著與基督徒皈依的經歷完全相同的結構。
在最後一卷《重現的時光》的開頭，主人公重病纏身，深陷嚴重的抑鬱。他放棄了有朝一日成為偉大作家的想法。正是在這時，在這沮喪乃至絕望的時刻，有些微不足道的事情發生在他身上：走在蓋爾芒特家花園雜亂的石子路上，重溫過去的經歷。這種模糊的回憶激發了一種審美和精神上的感悟，驚擾了馬塞爾的心神。這一微小的事件為他的小說提供了所有素材，讓他能夠為寫出著作付出必要的努力，尤其為他提供了良好的視角——他第一次完全擺脫慾望的強迫，得以投入到人生大作中去。
普魯斯特為整套書和最後一卷（也是實際上的第一卷，因為他是在追溯自己的創作經歷）選擇的書名絕對意味深長。小說被命名為《追憶逝水年華》，我們應當從字面意義上來理解這個題目。
最後一卷題為《重現的時光》，實際上是最先被構思並寫出的一卷，至少從大綱上看是這樣，在這裡我們可以找到我剛剛談到的，這場精神死亡和重生的故事。這是普魯斯特創作時期的起點。
那麼，我們面前有兩種視角，無論是在普魯斯特的作品中，還是在有“小說的轉向”發生的其他小說裡。第一種視角是具有迷惑性的，它維持了主人公可以通過慾望而自我實現的幻覺。多年來，正是這種視角將作者困在一種徒勞的追求中，不斷地被從一種受挫的慾望發配到另一種。所有敘述者得不到的，都是他所渴望的；所有他得到的，他便立刻不再渴望，直至他深陷一種倦怠，這種倦怠可以被稱為後摹仿失範。
第二種視角出現在小說結尾，從轉向的終點開始，這對應著走出慾望。這種視角讓小說家能夠打破他的主人公的幻覺，並為他提供寫小說需要的創造力。這一視角重新對第一種視角提出了徹底的質疑，卻並不引起怨恨。儘管普魯斯特從來不使用罪惡這個詞，罪惡的概念卻隱含其中。對過去的發掘很像真正的懺悔。逝去的時光充滿偶像崇拜、嫉妒、渴望和附庸風雅；這一切都導向一種巨大的空洞感。
轉向（conversion）這個詞是不可或缺的，因為普魯斯特以非常真誠的方式描繪了這場他生命中的巨變，以及讓他成為偉大作家的創造力的飛躍，這是他從前不可能做到的。普魯斯特的生命和他的傳奇中的一切，都可以對應轉向模式。他走進文學，就像一些人走進宗教。在他的敘述中，有些近似於修行的東西，既是神話，又是現實，普魯斯特在夜半醒來寫起小說，好像修道士誦唱經文，他就這樣度過了與世隔絕的晚年。
我們可以在他身上找到許多這種激烈轉變的跡象。研究普魯斯特手稿的人已經證實，我們不能將轉向前後的寫作混同起來，《追憶逝水年華》完全是在那之後寫成的。普魯斯特作品的第一批評論家，尤其是雅克·里維埃（Jacques Rivière），已經將他的偉大著作解釋為轉向的結果。我做的所有工作就是回到這一理論，用更多的文本素材來支持它，如《讓·桑德伊》，當然還有普魯斯特同時期寫下卻又放棄的全部文本。《讓·桑德伊》和最終的傑作之間的主要區別在於普魯斯特在創作前者時並沒有意識到自身的摹仿慾望。
我並不是說普魯斯特在轉向之後成為了一個聖人，更不是說他經歷了宗教上的皈依。但不可否認的是，在那一刻，也是他生命中唯一的一次，他對基督教產生了興趣，他認為這或許與他的轉變有關。他尋求指引，而由於他在這方面是個入門者，他產生了一個奇怪的想法，在所有人中找到了安德烈·紀德，這是一位早已不再從事宗教活動的新教徒，他阻止了普魯斯特在這個問題上的深入探索。
我其實認為普魯斯特的創作經歷在很多方面可以與宗教皈依相比較，儘管其創作轉向僅有審美上的效果，從未達成嚴格意義上的宗教皈依，我們也不能說它是失敗的。然而這種轉向與宗教皈依相似，我們必須關注到《重現的時光》時期的大量手稿（現已出版）中作者自己的聲音。
在這場巨大的轉變之前，普魯斯特是個有才華的業餘愛好者，他的轉向讓他成為了一個天才。當安德烈·紀德為他的出版社閱讀普魯斯特第一卷的手稿時，他立刻拒絕了。在他看來，作者是個無足輕重的知識分子，在許多沙龍裡周旋，無法在一朝一夕之間變成大作家。這種轉變確實罕見，從統計學的意義上，紀德不相信他是對的，他是一位非常忙碌的出版人。但這次他錯了。
轉向這個詞無法取悅所有人，我堅持使用這個詞，就像用紅披風挑逗公牛。在我的第一本書中，我不是挑逗了一個，而是五個，因為我不僅將這個概念用在了普魯斯特身上，還用在了塞萬提斯、司湯達、福樓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以堂·吉訶德為例，他臨死前躺在床上悔悟了，他說後悔沒有時間讀些好書，而不是讀了讓他變得瘋狂的騎士故事，變成了活生生的傀儡，被甚至不存在的阿馬迪斯·德·高拉操縱。以《紅與黑》中即將被送上斷頭台的於連·索雷爾，和服下致死的砒霜時的包法利夫人為例，福樓拜已經變得與普魯斯特足夠相似，不僅說出“包法利夫人，就是我”，還補充道，當他寫下女主人公的死亡時，嘴裡瀰漫著砒霜的味道。換言之，他分享了創造出的女主人公的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罪與罰》中流放西伯利亞的拉斯柯爾尼科夫同樣如此。
我感到所有這些作者都有一部核心著作，一本實現轉向的小說：對司湯達來說是《紅與黑》，對福樓拜來說是《包法利夫人》，對陀思妥耶夫斯基來說是《罪與罰》。我在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找到了一種雙重視角，這正是我在偉大的普魯斯特那裡發現的，轉向之後的視角糾正了之前的視角，而後者總是一種盲目的形式。
在我的“小說的轉向”概念的形成中，普魯斯特帶給我很大的幫助。在《重現的時光》相關的大量手稿中，其中一份將這部未完成的偉大小說的最後一卷與過去許多偉大小說的結局，與一些非小說作品的結局進行了比較。其中包括塞萬提斯、司湯達和福樓拜，但同樣還有其他我沒有引用到的小說家，比如喬治·艾略特。
轉向的概念賦予了作品過去和未來，以及一種時間深度，這是沒有轉向的作品所不具備的。第二種視角讓作者與他所講述的經歷拉開距離。因此，偉大的小說都是同時從兩頭寫起，第一種視角是盲目的主人公的視角，第二種是在終點處回顧以往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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