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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怒目少年：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
2025/07/21 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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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rpt：《怒目少年：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
書名：怒目少年：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
作者：王鼎鈞
出版社：爾雅
出版日期：2005/02/20
書名：怒目少年：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
作者：王鼎鈞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18/0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7300
內容簡介
《昨天的雲》裡那位不識愁滋味的少年，到了《怒目少年》那樣的年紀，漸漸知悉世事道理。因為戰爭，離別、勞碌、疾病、飢餓、欺騙甚至死亡交集；因為戰爭，忍耐、鍛鍊、擔當、覺悟與理想，皆於是覺醒。
此為作者回憶錄二部曲，記述一九四二年前往抗戰後方，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為止，少年事猶如血的化身，是作者對中國社會所作的見證。
【Excerpt】
〈出門一步，便是江湖〉
詩人鄭愁予的名句：「出門一步，便是江湖」。離家五百里算是很遠了吧，那想到後來更遠，更遠，……
我一生漂泊無定。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半流亡」，離開家，沒離開鄉。十七歲正式流亡，離開鄉，沒離開國。後來「國」也離開了。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說不完。
現代中國，有個名詞叫流亡學生，它前後有三個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青年入關。第二梯次，七七抗戰開始，沿海各省青年內遷。第三梯次，內戰期間，各地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那時流亡是一種潮流，流亡的青年千萬百萬，流亡很苦，很孤獨，有時也壯烈，危險。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離開家鄉，前往安徽阜陽。一九四二，那是個甚麼樣的年頭？
那年是民國三十一年，我十七歲。
那是中國對日抗戰第六個年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依照歐美人的說法）第三個年頭。那年中日兩軍在浙贛路會戰，在太行山會戰，在湖北宜昌會戰，在湖南長沙第三次會戰。這年中國遠征軍赴緬甸與日軍作戰，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德軍進攻史達林格勒，與蘇聯苦戰。
那時，山東省鐵路公路沿線的據點，腹地重要的城鎭，都駐紮日軍，我們稱爲淪陷區。但日軍以線制面的構想完全失敗，廣大的農村和山區由三種武力分治，那就是：國民政府派出的正規軍，老百姓稱爲中央軍，加上親國民政府的游擊隊，他們的地盤稱爲游擊區；還有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游擊隊，老百姓通稱之爲八路軍，開闢了解放區。今日話當年事，這些名稱先要交代一番。
那時，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國變成日本的屬國，先用暴力侵略，後用懷柔安撫。但是，民族主義是無法溶化的冰。中國人對暴力造成的傷害不忘記，對懷柔施予的恩惠不感激，想加減換算，沒那麼便宜，大家指天爲誓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年輕人，憤懣之情溢於言表，罵「日本鬼子」，唱「中國的青年遍地怒號」。
……
〈我，一個僞造的人〉
我從阜陽之北來，抄近路，從城外的大堤上直奔西關。回想起來，抗戰期間後方的社會治安眞好，我直奔阜陽，一路上也沒人欺生欺小。一九四四年學校西遷，我隻身橫跨中原，也沒有人摸一下我的口袋，或者搶去我的背包。
在城北大堤上，我看見堤外浩蕩的洪流，穎水的支流泉河。我還在堤上看見城裡那些房屋街巷，地基墊得很高，灰頭土臉的顏色，一片馬不停蹄、風塵僕僕的模樣，然後，出水芙蕖一般，高高的飄揚著幾面鮮明的國旗。
我站在河堤上看了許久。我大約有五年沒看見這面耀眼生輝的旗了。淚眼把那一面一面分布羅列的旗渲染成一片模糊的紅霧。那片刻時光裡，我覺得我把阜陽看清楚了，我想看的都看見了，後來，夢中的阜陽就是灰暗的空中幾抹水氣氤氲的霞色。
通往西關的路上另是一番景況，道路兩旁都是簡陋的野店，它們的顧客就是吱吱扭扭絡繹而過的獨輪車。然後是高粱田，比高粱還矮的茅屋，與茅屋相望的「亂葬」墳場。這種墳場是沒有章法、無人管理的公墓，行刑隊在這裡槍決人犯，有時，子彈穿破頭顱，半個頭顱的屍體倒在農家門外。
二十二中二分校設在西關外的打蛋廠，我入學這天，不巧碰上警備司令部「出紅差」，學校圍牆的牆頭站著一排學生引領而望，一以昭炯戒」的布告貼在牆上。那時，我已知道，這是戰爭，戰爭輕視人命。而且，我知道，戰爭不僅看輕敵人的生命。抗戰是血寫歷史，這血，不僅僅是同志的血，也不僅僅是敵人的血。
我動身離家以後，在高中部讀書的二表姐趕緊到西關打蛋廠去替我報了名，先占住一個名額。我到達打蛋廠時，二表姐算準行程，早已在那裡等候。
第一步手續是到教務處報到，承辦人問我：有沒有僑政府發的良民證？有沒有日本人開給的通行證？本來有一張嶧縣警察局發給的證件，可是在宿州車站又被收回去了。那麼火車票呢，車票也可以當證明文件。我當然連火車票也拿不出來，心情非常緊張。想不到承辦人說：「我給你寫證件遺失。」這才鬆一口氣。
有人眞聰明，他在宿縣下火車，把票根藏起來，謊報遺失，申請補票，來到阜陽，憑票根入學。我也並非一點憑據都沒有，蘭陵小學開給我一張結業證明書，我還記得校長署名是王九三。問答之間，我完全忘記這張文件，等到入學手續辦好才想起來。
流亡學校採證太寬鬆了，辦學的人處處替你設想，你從敵僑佔領區來，經過重重盤查，任何一封信，一張字條，一個印章，都可能使你被捕，你怎麼把那種官樣文章帶出來？今生今世，我很少很少碰見這樣體恤下情的當權派。
承辦人看了我一眼，胸有成竹，自下結論：「你來讀初中，年齢太大了，我只能給你寫十四歲。記住了，你今年十四。」緊接著奇峰突起：「生日是那一天？」
這一問，我無地自容。依故鄉風俗，忘記自己的生日是大不孝，但是我，從小到大沒吃過生日麵，沒收過生日紅包，從來沒人對我說，今天是你的生日。
他馬上替我解圍：
「不知道，我給你寫四月四日，記住了，四月四日，男兒志在四方。」
「要不要改個名字？」這一問，我更是目瞪口呆。
他的效率奇高。看來他處理過許多同樣的案例，他一一幫助那些孩子度過難關。學生想改名換字，他無條件贊成，以為這樣日本鬼子就找不著這個孩子了。好吧，我也換個新名字。說起來他也還是個大孩子，剛剛離開大學，一臉童子軍的表情，不知道世事艱難複雜，所以辦起事來這麼果斷，這麼有擔當。他後來離開學校，到西安去作公務員，我還和他通信。很慚愧，我終於還是忘了他的姓名。有時想起他，也不知官場把他磨圓了沒有。
報到的手續辦完了，旁邊有一位老師，光頭、圓臉，身材矮胖，操著難以聽懂的膠東口音，朝我們開了一砲：「任何學校都要防止學生作弊，惟有咱們這個學校，想盡辦法幫助學生作弊。這眞是教育界的奇談！」
霎時間我幾乎魂不附體。我真怕他這一番話否定了我的入學資格。還好，沒人理他，他並不是這個問題的權威，雖然他的話有理。
十四歲，四月四日生，還有……離開教務處，我不是原來的我，我覺得我是一個被捏造出來的人，一個謠言。
那以後，我隨波逐流，又被捏造幾次。隨機變化個人歷史，在小人物是苟全性命，在大人物就是重塑金身了。
後來發現，有人連家鄉的地址也是假的，他離家前夕，父母反覆叮嚀幾件事，其中包括一個另外捏造的永久通訊處。中國老百姓經歷的患難太多了，他站在地球上，希望別人看不見、找不著。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出中國大陸，學校解散，許多學生滿地奔走，再換一個名字，重新做人。我隔海找人更難，不過，只要你記得他的老家在那一縣、那一鄉，只要寫信到他的老家去打聽，還是能找到他們的下落。我後來作文章，寫出這麼一段話：
人，不能真正逃出他的故鄉。任你在鄰國邊境的小鎭裡，說著家鄉人聽不懂的語言；任你改了姓名，藏在第一大都市的一千萬人口裡；任你在太湖裡以船為家、與魚蝦為友，都可以從你的家鄉打聽到你的消息。有一個村子，村中原有的居民全部遷移了，流離了，村中換盡與他們素不相識的人家，這些後來的住户竟能說出原有住户的行蹤，原有的住户儘管到了天涯海角，儘管和昔日的歷史新斷了關連，也像有甚麼靈異祟著他、附著他、驅使著他，非向原來生長的地方掛個號、留句話不可。即使那村子已成為一片禾黍，地上的石頭、地下的螻蛄也會對著來此尋親訪友的人自動呼叫起來。
我們這些乘著大撤退的狂風落到臺灣的人，也有人思來想去、覺得再改個名字才安心。新名字像件新衣服，沒能掩藏他，反而惹人注意。大家都是驚弓之鳥，遇人往壞處假設，三番兩次改名字總是太可疑了，可疑也就是危險，對別人危險也就是對自己危險。你看，一代一代從災難中學到的小聰明有甚麼用，危險的事情有時並不簡單。
書名：怒目少年：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
作者：王鼎鈞
出版社：爾雅
出版日期：2005/02/20
書名：怒目少年：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二
作者：王鼎鈞
出版社：印刻
出版日期：2018/05
https://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787300
內容簡介
《昨天的雲》裡那位不識愁滋味的少年，到了《怒目少年》那樣的年紀，漸漸知悉世事道理。因為戰爭，離別、勞碌、疾病、飢餓、欺騙甚至死亡交集；因為戰爭，忍耐、鍛鍊、擔當、覺悟與理想，皆於是覺醒。
此為作者回憶錄二部曲，記述一九四二年前往抗戰後方，到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為止，少年事猶如血的化身，是作者對中國社會所作的見證。
【Excerpt】
〈出門一步，便是江湖〉
詩人鄭愁予的名句：「出門一步，便是江湖」。離家五百里算是很遠了吧，那想到後來更遠，更遠，……
我一生漂泊無定。十四歲的時候開始「半流亡」，離開家，沒離開鄉。十七歲正式流亡，離開鄉，沒離開國。後來「國」也離開了。滾動的石頭不長青苔，一身之外，只有很多很多故事說不完。
現代中國，有個名詞叫流亡學生，它前後有三個梯次：第一梯次，九一八事變發生，東北青年入關。第二梯次，七七抗戰開始，沿海各省青年內遷。第三梯次，內戰期間，各地青年外逃。我是第二梯次，也就是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那時流亡是一種潮流，流亡的青年千萬百萬，流亡很苦，很孤獨，有時也壯烈，危險。
我在一九四二年夏天離開家鄉，前往安徽阜陽。一九四二，那是個甚麼樣的年頭？
那年是民國三十一年，我十七歲。
那是中國對日抗戰第六個年頭，第二次世界大戰（依照歐美人的說法）第三個年頭。那年中日兩軍在浙贛路會戰，在太行山會戰，在湖北宜昌會戰，在湖南長沙第三次會戰。這年中國遠征軍赴緬甸與日軍作戰，英美聯軍在北非登陸，德軍進攻史達林格勒，與蘇聯苦戰。
那時，山東省鐵路公路沿線的據點，腹地重要的城鎭，都駐紮日軍，我們稱爲淪陷區。但日軍以線制面的構想完全失敗，廣大的農村和山區由三種武力分治，那就是：國民政府派出的正規軍，老百姓稱爲中央軍，加上親國民政府的游擊隊，他們的地盤稱爲游擊區；還有中國共產黨組織的游擊隊，老百姓通稱之爲八路軍，開闢了解放區。今日話當年事，這些名稱先要交代一番。
那時，日本的打算是把全中國變成日本的屬國，先用暴力侵略，後用懷柔安撫。但是，民族主義是無法溶化的冰。中國人對暴力造成的傷害不忘記，對懷柔施予的恩惠不感激，想加減換算，沒那麼便宜，大家指天爲誓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尤其是年輕人，憤懣之情溢於言表，罵「日本鬼子」，唱「中國的青年遍地怒號」。
……
〈我，一個僞造的人〉
我從阜陽之北來，抄近路，從城外的大堤上直奔西關。回想起來，抗戰期間後方的社會治安眞好，我直奔阜陽，一路上也沒人欺生欺小。一九四四年學校西遷，我隻身橫跨中原，也沒有人摸一下我的口袋，或者搶去我的背包。
在城北大堤上，我看見堤外浩蕩的洪流，穎水的支流泉河。我還在堤上看見城裡那些房屋街巷，地基墊得很高，灰頭土臉的顏色，一片馬不停蹄、風塵僕僕的模樣，然後，出水芙蕖一般，高高的飄揚著幾面鮮明的國旗。
我站在河堤上看了許久。我大約有五年沒看見這面耀眼生輝的旗了。淚眼把那一面一面分布羅列的旗渲染成一片模糊的紅霧。那片刻時光裡，我覺得我把阜陽看清楚了，我想看的都看見了，後來，夢中的阜陽就是灰暗的空中幾抹水氣氤氲的霞色。
通往西關的路上另是一番景況，道路兩旁都是簡陋的野店，它們的顧客就是吱吱扭扭絡繹而過的獨輪車。然後是高粱田，比高粱還矮的茅屋，與茅屋相望的「亂葬」墳場。這種墳場是沒有章法、無人管理的公墓，行刑隊在這裡槍決人犯，有時，子彈穿破頭顱，半個頭顱的屍體倒在農家門外。
二十二中二分校設在西關外的打蛋廠，我入學這天，不巧碰上警備司令部「出紅差」，學校圍牆的牆頭站著一排學生引領而望，一以昭炯戒」的布告貼在牆上。那時，我已知道，這是戰爭，戰爭輕視人命。而且，我知道，戰爭不僅看輕敵人的生命。抗戰是血寫歷史，這血，不僅僅是同志的血，也不僅僅是敵人的血。
我動身離家以後，在高中部讀書的二表姐趕緊到西關打蛋廠去替我報了名，先占住一個名額。我到達打蛋廠時，二表姐算準行程，早已在那裡等候。
第一步手續是到教務處報到，承辦人問我：有沒有僑政府發的良民證？有沒有日本人開給的通行證？本來有一張嶧縣警察局發給的證件，可是在宿州車站又被收回去了。那麼火車票呢，車票也可以當證明文件。我當然連火車票也拿不出來，心情非常緊張。想不到承辦人說：「我給你寫證件遺失。」這才鬆一口氣。
有人眞聰明，他在宿縣下火車，把票根藏起來，謊報遺失，申請補票，來到阜陽，憑票根入學。我也並非一點憑據都沒有，蘭陵小學開給我一張結業證明書，我還記得校長署名是王九三。問答之間，我完全忘記這張文件，等到入學手續辦好才想起來。
流亡學校採證太寬鬆了，辦學的人處處替你設想，你從敵僑佔領區來，經過重重盤查，任何一封信，一張字條，一個印章，都可能使你被捕，你怎麼把那種官樣文章帶出來？今生今世，我很少很少碰見這樣體恤下情的當權派。
承辦人看了我一眼，胸有成竹，自下結論：「你來讀初中，年齢太大了，我只能給你寫十四歲。記住了，你今年十四。」緊接著奇峰突起：「生日是那一天？」
這一問，我無地自容。依故鄉風俗，忘記自己的生日是大不孝，但是我，從小到大沒吃過生日麵，沒收過生日紅包，從來沒人對我說，今天是你的生日。
他馬上替我解圍：
「不知道，我給你寫四月四日，記住了，四月四日，男兒志在四方。」
「要不要改個名字？」這一問，我更是目瞪口呆。
他的效率奇高。看來他處理過許多同樣的案例，他一一幫助那些孩子度過難關。學生想改名換字，他無條件贊成，以為這樣日本鬼子就找不著這個孩子了。好吧，我也換個新名字。說起來他也還是個大孩子，剛剛離開大學，一臉童子軍的表情，不知道世事艱難複雜，所以辦起事來這麼果斷，這麼有擔當。他後來離開學校，到西安去作公務員，我還和他通信。很慚愧，我終於還是忘了他的姓名。有時想起他，也不知官場把他磨圓了沒有。
報到的手續辦完了，旁邊有一位老師，光頭、圓臉，身材矮胖，操著難以聽懂的膠東口音，朝我們開了一砲：「任何學校都要防止學生作弊，惟有咱們這個學校，想盡辦法幫助學生作弊。這眞是教育界的奇談！」
霎時間我幾乎魂不附體。我真怕他這一番話否定了我的入學資格。還好，沒人理他，他並不是這個問題的權威，雖然他的話有理。
十四歲，四月四日生，還有……離開教務處，我不是原來的我，我覺得我是一個被捏造出來的人，一個謠言。
那以後，我隨波逐流，又被捏造幾次。隨機變化個人歷史，在小人物是苟全性命，在大人物就是重塑金身了。
後來發現，有人連家鄉的地址也是假的，他離家前夕，父母反覆叮嚀幾件事，其中包括一個另外捏造的永久通訊處。中國老百姓經歷的患難太多了，他站在地球上，希望別人看不見、找不著。
一九四九年，國民政府退出中國大陸，學校解散，許多學生滿地奔走，再換一個名字，重新做人。我隔海找人更難，不過，只要你記得他的老家在那一縣、那一鄉，只要寫信到他的老家去打聽，還是能找到他們的下落。我後來作文章，寫出這麼一段話：
人，不能真正逃出他的故鄉。任你在鄰國邊境的小鎭裡，說著家鄉人聽不懂的語言；任你改了姓名，藏在第一大都市的一千萬人口裡；任你在太湖裡以船為家、與魚蝦為友，都可以從你的家鄉打聽到你的消息。有一個村子，村中原有的居民全部遷移了，流離了，村中換盡與他們素不相識的人家，這些後來的住户竟能說出原有住户的行蹤，原有的住户儘管到了天涯海角，儘管和昔日的歷史新斷了關連，也像有甚麼靈異祟著他、附著他、驅使著他，非向原來生長的地方掛個號、留句話不可。即使那村子已成為一片禾黍，地上的石頭、地下的螻蛄也會對著來此尋親訪友的人自動呼叫起來。
我們這些乘著大撤退的狂風落到臺灣的人，也有人思來想去、覺得再改個名字才安心。新名字像件新衣服，沒能掩藏他，反而惹人注意。大家都是驚弓之鳥，遇人往壞處假設，三番兩次改名字總是太可疑了，可疑也就是危險，對別人危險也就是對自己危險。你看，一代一代從災難中學到的小聰明有甚麼用，危險的事情有時並不簡單。
自訂分類：Selected & Extra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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