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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你們、他們
2006/12/28 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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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紀的這種煽動家一直延續,終於在二十世紀的納粹德國時達到顛峰。納粹德國以對猶太人的恨為營養,哺育出一整代的好戰德國人,他們強烈的自鳴正義,並塑造出一種雙重標準,合理化了自己的一切行為。煽動家是靠語言暴力維生的人物,而終究有一天,這種原本將藏在語言中的暴力會脫控而出,成為實體暴力。煽動家這種型態的領袖,不止出現在政治發展的初期,也在民主素質下降的歐美國家跨代遺傳出現。比如說『美國』,布希動輒以『國家安全』剝削者美國人民的恐懼心理,合理化自己一切的作為,包括違法違憲的作為在內,將政治不透明化,於是說謊、貪腐、濫權等都有了新的空間。煽動家不具有道德意識,只有剝削者過去痛苦的回憶,只會造就未來的惡果。由於每個社會總是存在者階級、族群、地域等方面的矛盾,因而煽動家總是不缺乏表演的舞台,他們藉著劃分『我們、你們』這種認同的遊戲,把別人排除在外,並把『我們』當成的廉價箭靶。『認同』是個乍聽起來堂皇的觀念和口號,但事實上,卻是把複雜問題簡化成了分類問題。這也是人們對於動輒玩弄『認同』遊戲者要提高警覺的原因。『認同』是一個藉著分類而製造代罪羔羊的語言論述策略,他在團結『我們』時,把非我談論的『他者』變成敵人。 當代主要歷史學家 Peter Gay在他的名著 『仇恨的養成』即指出,19世紀歐洲,幾乎每個國家第一波登場的政治人物全部都是煽動家,他們以色情式的煽動語言挑撥社會的各種矛盾,以追求自己最大的利益。
台灣的政治正如南方朔在『調停者的力量』書中的序一般,也深刻的描寫著我身旁的朋友。在只有三五個人的小團體,出現了習慣性的領導者與所謂的代理人。外界把小團體中愛說話的人當作領導,願意傾聽的當追隨者….原本以為那是:『外界的誤解』。甚至到後期外界要求我要透過『代理人』來溝通,直到後來當我聽到『我把人交給你帶領』這樣的對話內容,猛然驚覺這樣下去不行!我聽不到真話、無法與外界溝通、變的遲緩。因為我不是個獨立的個體,一旦我擺脫領導殘酷的報復動作就接踵而來。 於是當那熟悉的面孔脫口而出:『不要接近我的朋友』,轉述者『敵對陣營攻擊對手的話語』。那個對付政敵的方式又再次展現,只是對象換成了我。她開始回憶起我所有的缺點與說錯做錯過的所有事。於是乎,我開始有了機會聽到有關於她的過去的描述只是靜靜的聽沒有說,雖然那樣的內容彷彿跟我認識的她是那樣的符合。
我開始反省那個我過去曾經認為是同伴朋友的人,是否當初在他攻擊他人的時候我有勇敢的站出來要求對話?或是任憑他的攻擊讓伙伴受傷?那時的我只選擇了私底下的呢喃,沒有阻止這樣狀況一再發生,如今這樣情形發生在我身上時也難有人為我說話。
一如德國牧師Martin Niemoller在二次大戰後那段文字
 
 
 
 
 
起初他們(德國納粹黨)追殺共產主義者,我不是共產主義者,我不說話;接著他們追殺猶太人,我不是猶太人,我不說話;後來他們追殺工會成員,我不是工會成員,我繼續不說話;
此後他們追殺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還是不說話;
最後,他們奔向我來,再也沒有人站起來為我說話了。

這段話用在TVBS在追求新聞自由的時候,呼籲其他新聞同業起來;同樣的在我們平日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時候,是否能保持者個人的正義感。維繫者你的周朝環境是否向下沈淪。一如當初我看到人民力量組織 孤獨無劍 刪除不歡迎名單時我不說話,現在輪到我了。只有少數有正義感的網友提出質疑。這個城市的墮落雖然不算什麼,只希望有更多人警惕身邊的事情從小處做起。不要等到壞人猖狂到無可抵抗的地步,那時整各社會要付出的代價真的太大了。就如現在陳水扁政權一般,我們長時間以來不關心政治,不關心體制。所以這麼長時間的選舉下來,政府的權利依然龐大,政府依舊像各黑盒子。我們現在需要的是對於體制跟法律跟多的關心,不是選舉時那些激烈的語言這樣,所有在這個國度的人民才有一個民主法治的自由環境可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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