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1日，已是台灣報禁解嚴20周年了，但身為媒體工作者，回顧媒體的發展，除了汗顏，更該堅定信念：該努力的空間實在非常、非常大！

自由民主的社會，人民應該能透過新聞媒體的自由報導，知悉公共領域的真相與全貌，同時能在自由的空間中，進行意見的表達與溝通。

台灣雖然號稱民主自由，但媒體的功能、角色，卻常受人質疑，何以致之？

1987年2月，當時行政院長俞國華正式指令新聞局，重新檢討政府一向實施的「限制報紙登記政策」，即是一般通稱之「報禁」，台灣開始邁入了所謂「自由媒體」多元結構之發展。

自1988年1月1日正式解除報禁後，至今20年，台灣歷經了廣播媒體開放、有線電視台開放、網路傳播之興起，在體制上，新聞媒體似乎已在民主化進程中，得以從政治力支配的受制結構中掙脫，提昇了自主性地位。

實際運作上，新聞媒體依然對於推動社會進步顯得力有未逮，甚至經常落後在社會進步的腳跟後，對於民主多元理性空間的創造，並無明顯的成效，更反而經常帶頭鼓譟，挑起社會激情。在「藍／綠」惡鬥的環境中，媒體更常常成為「祭品」，或成為「替罪羔羊」，報禁解嚴20年，台灣媒體依然體質孱弱。

在歷史的脈絡中，也許，可找到問題之癥結。

在國民黨威權統治時期，新聞媒體集中在少數人手上，新聞內容與意見的予奪，掌握在新聞媒體體制外的外在力量，如新聞局、警備總部和國民黨文工會，致使公共資訊在臨淵履冰的情境中，小心翼翼地主動過濾新聞、自動裁減意見，以求能通過政治力量所容忍限度之窄門，人民僅能得到片斷的資訊與片面的意見。

公共領域的堅督上，威權體系時代的媒體在大多數領域，顯得疲軟無力，更常常扮演著操縱人心或扭曲民意的角色。這樣的歷史基因，民主化後仍根深蒂固。不同的政黨主政，永遠有不同的媒體自動入列，當所謂的「御用媒體」，且樂此不疲。

何以在民主體制之下，媒體結構與功能和威權體系時仍頗有一致？論者往往從媒體從業者之「素質」加以評斷，從業者自當自省與自勉。

但從結構上、從實務經驗中，更關鍵因素依然是「外力掌控」媒體的本質，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之中並未真正改變，頂多改變的是這個外力的來源，結合資本主義後，和政治力量進行了更多元的結盟關係，更綿密地操控了媒體。

媒體結構的掌控體制在20年間，有幾個階段的演變過程：

一、平面報紙供應過度期：

威權體制時代，除了國民黨營之中央日報外，中國時報和聯合報兩大報報老闆余紀忠和王惕吾可擔任國民黨中常委，擠身權力核心的「盛況」，造成了政商人士對解除報禁有了過度之期望，紛紛搶買報紙執照，箇中最有名例子，就是聯邦集團董事長林榮三買下自由時報的個案，當時各經濟領域人士想要趁機買媒體的還有台塑集團的王永慶對聯合報有興趣、富邦集團的蔡明忠曾對中國時報有興趣，再加上台北市地方派系的陳政忠買下自立報系，以及後來王永慶買下台灣日報等發展，資本家掌控媒體的企圖一向就很具體。

最大的影響，是資本家想藉由報紙替自己掌握輿論權，為了增加廣告收入，各報不約而同的大量增張，從原本的三大張十二版，迅速擴增到四十多版，需求大量內容之下，報紙大量擴張人事，以數倍的人事規模大量招考記者，馬上產生的影響就是記者在報社中的地位划落和專業訓練之不足。

原本在三大報中，記者編制並不大，不過幾十人，都是報老闆余紀忠、王惕吾親自招選，在報社中，採訪編輯部由於「直達天聽」，和其它印務、發行和經營部門相較，明顯高了一階。

但在幾個月內大量擴增到不含各地方記者，純報設本部就達記者加編輯數百人的規模，報老闆和編輯部的互動，變成僅和主管有互動，記者不必直接和報老闆接觸，參與報社編輯的程度逐漸「零件化」。而在經理部門，則以「人力資源」的角度看待，尊重的程度開始遞減。

二、廣電媒體大量擴增：

開放報禁之後，1990年，新聞局開放了有線電視，電視新聞臺大量擴增，由於電視設備昂貴，媒體結構進入「勞力密集」且「資本密集」階段，其中，以某集團為最典型之代表，形成另一種新的媒體向政治操控的結構模式。

以公元2004年台灣總統大選為例，該集團除了已有兩個頻道外，又幕後協助老三台的前主管，想主導另一家遲遲經營不起來的新聞台，加上該集團有廣播網，以及買下了南台灣發行的一平面日報，該集團在選舉期間，頻頻傳出以「套裝」模式，「買一送五」的方式向政治陣營進行交涉，並且爭取資金貸款等等運作，在這模式之中，新聞報導很容易被視為可能是「衍生性商品」，新聞主體外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內容走向，當然，閱聽眾對媒體更加不信任。

    三、媒體專業度的快速「淺碟化」

新聞從業主體，記者，在這二十年的發展中，本身的「淺碟化」發展結構，又進一步助長了外部力量控制媒體的結構，在未開放的威權時代，媒體本身有一整套嚴謹的記者養成步驟，如聯合報系的新進記者，前幾年祇能是「助理記者」，要經過「學徒式」訓練，才能獨立跑線成為正式之「記者」，老三台之記者，也一定要經過實地跑新聞數年歷練，才有資格坐上主播台。

媒體新聞主管的訓練更是有嚴格之過程，如政治新聞之主管，非要跑過國會數年，或是歷練內政部、外交部等兩部會後，才會調跑總統府、行政院至少數年，才會成為政治組採訪主任，財經主管也一定是要歷練經濟部或財政部數年以上，加上跑產業線一到兩年，最後到經建會歷練一年以上，才能成為財經新聞操盤者。

媒體突然大量擴增，各新興媒體面臨專業主管缺人荒，原本三大報及老三台的記者，才兩、三年資歷就被新興媒體張羅成為主管著比比皆是，更傷害專精神的是資本部門的偏愛人選空降直接指導新聞部，如某一無線台曾發生重量級立委透過助理幕後掌握新聞部，某綜合電視台老闆的的妻子在電視台內居有絕對主控地位，以及自稱「本土」的報老闆找了在官場時代採訪他，互動良好的記者，擢昇任該報副總編輯‧‧‧新聞媒體的專業升遷倫理常被資本部門的「喜好」而可以破壞之。

四、記者向政經部門「爭寵」風潮

既然在媒體裡的升遷發展，專業表現不能保障在體制中有發展，加上1997年後，台灣的媒體過剩現象浮現，金融風暴之後，台灣的整體經濟表現，除了高科技產業繼續成長外，台灣多數產業都走向緊縮與外移之風潮，因此先前一年約1000億元的媒體文宣總預算，開始萎縮到800億元，到了2000年更減少到500億元不到。

在廣告主的立場上，預算緊縮更注重收視率與銷售率的指標，但台灣對媒體發行的審核結構卻未建立，沒有具有公信力的發行量徵信機構，於是在新聞學上備受「DATA POOL」有偏差質疑的收視率成了電視台惟一指標，而平面媒體上，祇有統一超商和金石堂有零售指數，各廣告主偏愛依此三大指標作為下廣告預算的依據，而且有集中化之趨勢，如電視台集中到收視率前三名的新聞台，報紙集中給前三大報，雜誌集中給發行量號稱超過十五萬份的前兩大發行周刊，其它媒體幾乎是分不到廣告預算，苦撐經營。

所以，行政院的「置入性行銷」，十幾億元成了重要資源，就可以用納稅人的血汗錢，以資金控制手段，對一些媒體更進一步掌控，讓表面上是「民間」的媒體，變相「御用化」，更惡劣的發展是，這些「御用媒體人和媒體」還惡人先告狀，把堅守監督當權者「天職」的媒體和記者，惡意扭曲是政治陣營代言人。

魚目混珠中，台灣媒體的自由評論空間快速萎縮，媒體批判當權者，原本是天職，卻被政商力量的操控中，被強加一頂又一頂的「各色帽子」，甚至是似是而非的「各打五十大板」的「藍／綠」假平衡論點。刻意縱放當權者，扭曲媒體是「永遠的在野者」的天賦使命。

於是，「祇問立場，不論是非」，甚至學習納粹之「謊話講一百遍就是真話」的「笑話」與「鬼話」，結合了執政當局刻意放縱之「地下電台」，讓台灣的公共言論更污濁與是非不分。

生存危機加上是非難明的無力感下，雪上加霜的是各媒體大量緊縮人力，記者不安於位，找出路的情況下，記者變成透過新聞關係鋪後路的風潮漸起，更嚴重的問題是，堅守職份的媒體苦哈哈，長有斷炊之苦，效忠政商力量的記者，衣食溫飽。更造成媒體的使命者成了「獃子」。

例如，政黨輪替後，一些跑勞工線的記者成了前勞委會主委陳菊的新聞公關；文教線也有記者成了游錫堃與杜勝正之機要，某晚報國會資深記者成了前交通部長林陵三的機要，還可以去接航空公司董事長。也有當了部長、官員機要後，又回籠當記者；也有記者成了馬英九等重量級政治領袖的發言人。

財經圈內，某大報系二十多年的財經記者成了前第一金控代董事長之公關經理、老三台的主播成了台灣大哥大的公關協理、五十年歷史大報的資深科技新聞主管成了科技產業的董事長特助、財經專業報報的記者涉入替勁永炒作股票「禿鷹案」，被偵辦中‧‧‧

許多對媒體使命感不夠堅定的記者，近些年來，為了自己的出路和採訪者成了命運共同體，自覺或不自覺地接受外在力量控制，而這種外在力量的控制，已經從過去的單一政治力，變成是多元的外在控制力，但媒體結構的欠缺自主性體制，仍然存在，又欠缺獨立的民間力量支援及工會組織，匯聚不了改革制衡力道，因此也無法積極發揮在民主化進程中的更多正面力量。

解除報禁匆匆已過20年，台灣媒體面對的挑戰，卻不輸於解嚴之前，在媒體社會整體觀感並不佳的當下，從業者，還是關心媒體正常發展的人，都必需在這樣的歷史性時空中，捫心自問，自我，還需要多少自律和努力的空間？更必需自我策勵：努力，努力、再努力！

因為，在各種主客觀結構困局中，媒體要追求「主體性」，正如同台灣不成熟的民主中，人民主權的「主體性」確立，以及在國際強權鬥爭下的台灣「主體性」等等問題都一樣，很困難！但為了台灣的未來，永遠都不該放棄希望和嘗試突破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