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意「無知」與「懶人包」，多麼可怕！？

──請看關於「嘉南大圳」的真實運作分析

網路上，早就流傳著一篇台大經濟系教授古慧雯與吳聰敏的大作『嘉南大圳的成本收益分析』；根據那樣的大牌文章，衍生出許多修整得很漂亮的懶人包，例如：最近網路上的一篇「日治政府的一句話，從此改變臺灣人民的生活」，應該就是── http://www.storm.mg/lifestyle/137759

本研究強調「真實運作分析」，是一關於政治經濟學的分析，不同於兩位教授「脫離真實情況」的分析，認為他們的分析是「不合實際的」、「虛假的」，但是他們的該論文是在2000年前後當時李扁路線的時勢下，兩大教授同心的扛鼎之作。

以下，本文不想針對該文，僅就不能不論及的部分，與該大圳真實運作問題，分為「真實的時代背景」，「真實的定案與建造過程」，「真實的完工後運作」；外加「結語──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五部分：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當年史實的真相，究竟如何？如果真的大家只看各種各樣的、由寫手到兩大教授們的「懶人包」，大家可能錯到哪裡去了？真是會，我們台灣人自己是怎麼死的，都會不知道啊。。。

其一、關於真實的時代背景

以下，就分為社會經濟、政治經濟與社會控制三部分來認知：

一、社會經濟發展方面：

對於該問題，兩教授大文強調── 「1903年，全台灣灌溉排水面積對耕地面積之比率為28.2%。到了嘉南大圳建設前夕〈1920年〉，灌溉面積比率增加為40.7%。嘉南大圳完成之後，灌溉面積比率在1931年增加為55.5%；1942年更上升至63.8%。由灌溉面積比率長期增加的趨勢，可以看出日治時期水利建設之快速發展。」〈頁4〉 由其所示的「長期增加的趨勢」數據，似乎真是「快速發展」，但是，快慢，是比較性的，他的比較對象是誰？他為何不提及該數據在史實中的真實意義──換言之，由1895年到所及的1903年，知否日據初期的「殺戮攘逐毒策」，使得我島嶼在1897年初，人口由1895年號稱400萬人 ，下降到1897年日人統計的257萬人；就所知，要到1902年，我台社會才逐漸安定；攘逐殺戮下社會大動盪，流離失所者多，水利失修，土地荒蕪是自然結果；1903年的該數據28.2%應該是大荒蕪後，復墾不多的數據；1920年的數據，本應迅速復墾，但時當1915年日人所謂「南部大陰謀」〈噍吧哖事件〉的大殺戮之後，當時台南廳地區農業人口由33萬人下降至11萬人 ，社會動盪極大；荒蕪不少；幸後來遇1916、1917豐收，應促進復墾，故該40.7%的灌溉面積大約僅可恢復清代舊觀而已。至於大圳完工後，當然使灌溉面積增至55.5%，確實有若干增加；但相對於1920年到1931年的人口增加至1.28倍，灌溉面積增加至1.36倍的情況；灌溉面積的增加僅為人口增加的1.063倍而已；日據下，耗資最大的該工程在此期間應該並沒有帶來多麼的「快速發展」可言 。

二、政治經濟方面

通常論者都把嘉南大圳的設計，只聯繫到1918年日本著名的「米騷動」，認為台灣米被視為是當時「工業日本，農業台灣」政策下重要的經濟作物；確實該一說法也有其道理。然而，就所知，1916年，已經開始了在該地區河流探勘的工作，甚至他更是高雄港建港計畫的一部分，故應可說是早有腹案進行；只是那個計畫的內容究竟如何，外人並不知道；但是嘉南地區正是年前發生過「南部大陰謀事件」的區域；官方在這讓他們曾經喪膽的地區，真會那麼仁慈地為我先民進行工程嗎？後起的「米騷動」所造成的需要，促進了該計畫的進行，它是該工程的催生者，但顯然應該絕對不是該工程設計的原始理念。 原來本區主要是被規劃為蔗糖的產地，支援日資糖廠的蓬勃發展是其存在的主要目的；此時，其功能複雜化，在保障糖業外，同時要承受為日本生產稻米的重責大任──殖民當局如何掌控米與糖之間栽種意願可能競爭的問題，這通常有一個專有名詞叫做「米糖相剋」；同時，為了支援日本的工業生產，讓低薪的工人能獲得低價的米糧，我先民只能被迫不符成本地低價賣出；前輩學者周憲文稱為「流血輸出」，以顯示其不合理性；顯然這一經濟事務，受到一政治性決定的影響。所以，這不是一個純粹經濟上市場與原料的問題，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問題。若只是由經濟學的角度進行成本分析是脫離現實的──簡言之，如果沒有警力強制操控與其中，那是不可能完成的運作。

三、社會控制方面

對於本區的社會，不久以前才發生過震動全台的「噍吧哖事件」，要把它轉化為一個易於操控的巨大生產基地，需要有怎樣的布局？否則如何能夠保障未來東京當局需要低價調度糧食時，總督府就能夠完美達成任務？以1915年剛發生過「南部大陰謀事件」言，幾年後，誰能保證我們剛受過殘酷屠殺的先民就能夠產生那樣的「愛國心」？──顯然不可能，而以一代新人言，至少要三十年吧。 對於我們言，這可能是個大難題；但對於每位日本人，卻由他們先祖的歷史中卻都早已胸有成竹了──原來日本歷史中，早有「幕藩領主……因灌溉系統關係……控制用水系統內之農村」 與「民至無知…居家只知以農耕桑麻為事，三時皆無餘暇，心無他用，更無從以生巧思。唯盡勞苦，以納於上，而委其生死於上之政令，此民之至可愛也。」 的社會控制傳統；並且，德川幕府除了在1649年發布「慶安御觸書」大力統制農民後，對於「上至年貢繳納，下至農民思想及日常生活皆有受嚴格之限制，……又徹底執行節約與勸農，搜刮農民之剩餘生產品與勞動力」 ；以致於當時其農民都長期處於「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死なぬ樣に生ぬ樣に〉」 的生活型態；如此的控制力，直到二戰時的美國學者還因德川幕府兩百五十年間，社會相對安定而其人口竟然能夠控制得幾乎不變，感到驚訝 ；因而，在本區該大圳之設計當然就絕不只是一項經濟建設，內部潛藏著這種強烈「社會控制」的意義。

其二、關於真實的「定案」與「建造過程」

一、關於真實的「定案過程」

該案的敲定是在明石總督來台後才完成的；1918年，日本發生明治維新以來最嚴重的暴亂事件──米騷動；當時的藩閥內閣因此而搖搖欲墜；明石總督在1918年6月6日，獲得內閣任命；當時內閣首相是明石總督的提拔者前朝鮮總督寺內正毅，明石認定這大圳工程案是報答寺內，支持島嶼發展的機會，也是他由外人「敬而遠之」的情治高官轉入政界的重要機會；因而，它迅速推動該案；其過程是以1917年官方放出有意建設水利，「荒地將變綠洲」的美妙風聲；然後由各地警察催動街庄保甲為該「美好前景」而向官方積極請願 ──沒人知道那會是一個「三年才能得一季水」的水利計畫；時在「噍吧哖事件」大屠殺的直後，民間怎敢不配合呼應？一時各地函件如雪片飛來，儘管該案的連署人數，並沒有達到法律上原本所需要的人數，但該案就在民間「似乎」高度支持與盼望的情況下，獲得官方的接受 ；最後雖然探勘者於1919年曾提出關於「官佃溪之地微有土砂崩潰之虞」與「由於埋沒及地形變更結果」的警語，但是在明石總督的裁定下，仍決定開工進行實際作業。

二、真實的「建造過程」

該案的定案確實相當順利；不過，該案的進行並不順利；設計者兼施工者的八田與一只是1910年自東京帝大畢業、有「吹牛大王」之綽號的年輕人，並沒有什麼工程的真實經驗；只是稍前桃園大圳工程的設計與施工上，它有參與，但是由於桃園大圳尚未完工，他就被要求轉而負責嘉南大圳的工程，所以它缺乏建設水庫工程的完整經驗。在其督工的十年期間，該工程至少發生過以下的嚴重情況：

一〉 烏山頭隧道倒塌慘案

1922年，該工程開工不久，就發生了此一慘劇；五十多位工人在隧道中被掩埋其中而犧牲；當時的情況是隧道內出現石油與石油氣，工人竟不知道那是極危險的信號，反而只想找容器收集回去，以致於石油氣因遇到火花而造成隧道內的可怕爆炸；五十多條人命就這樣犧牲了，顯然這是該隧道工程開工前，沒有對工人進行極基本的職前教育而造成的悲劇；這樣的犧牲，多麼不必要，不值得。據稱，八田還責怪工人怎麼沒有把隧道內的情況，馬上告訴他。

二〉 離奇的「劣幣驅逐良幣」的決策

這是1923年發生東京大地震後，日本經濟受到極大的打擊，損失極重；因而官方對於各種工程經費都緊縮；台灣總督府自然也不能不努力樽節；這時嘉南大圳的工程首當其衝，奉命必須裁減半數員工，以縮小其規模，減少開支；八田身為工程設計與施工的負責人，面對此一應該「汰弱留強」的命令，其反應極為離奇，竟然將平常能力佳，表現優異的員工列為去職之對象；而能力不足，表現不佳的員工反而留任；其提出的理由竟然是由於能力佳且平常表現好的人，離職後將容易找到新工作，相對的，能力不佳且平常表現差的人，離職後可能很難找到新工作；他竟在這時候，出現這樣離奇的思考方式──只是為了照顧同為「出外人」的日本人嗎，並且這樣的思考，真的成為他當時的實際決策──他似乎完全沒有考慮到，大圳工程是否可能因此而難以保證其品質，以及這樣的「護短」，若是造成了工程的嚴重問題，將使我們非其神裔的台灣人嚴重受害，他八田將如何自處？

三〉 排斥美國工程專家事件

這是1924年的一專業性事件；那是隧道崩塌的悲劇發生後，官方似乎沒有究責於八田與一；但是，當初該工程的定案，在總督府內也有反對者；該崩塌悲劇的犧牲者中也有日本人，當局自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況且，當局應該也聽到了1923年八田竟在裁減半數員工的問題上，採取了「汰強留弱」的離奇政策；為了安全的緣故，他們就特別請來美國該種水庫工程工法──半水成填充式工法 ──的權威專家來考察該工程的各方面；但是年輕的八田竟然以個人或國家的「面子問題」高度拒斥當局這種「亡羊補牢」的謹慎態度；根據日人的紀錄，當時的情況是： 一開始時就是「憤怒極了。」「有需要嗎？是不是不信任我的設計？」 然後，該專家於十月中旬來台，考察後，寫一關於水庫堰堤的意見書交給總督府。該意見書全面批判八田與一的設計。認為 「中心的混凝土核不夠高」「可能浸水量過多，致使堰堤有崩壞之虞。」但是，八田拒絕接受；

其理由是

「如果賈斯汀的意見被總督府採用，而自己被迫作出大更動時，不但自己的信用一夜之間消失殆盡，也永遠不能自立於日本土木界，……為了日本土木界絕不能讓步！」 。

結果，據稱，總督府數次檢討的結果，終於決定仍照八田的設計實施。日人紀錄中說，他們的爭論是八田獲勝了；然而，翻看日人全書資料絕對沒有提到後來報紙上大大刊出的關於1930年底該水庫的兩次震損大事。。。〈可見於後〉

四〉建造期間

本區農民的哀訴 該大圳建造工期，長達十年，本區農民的哀聲不斷；首先是渠道所經過的土地都無償占用，土地上的作物沒有補償；其次是原來全年有水之農家，不但變成了「三年才得一次給水」的惡劣農業條件，並且還要繳出高額的水租；以至於不僅一般地主大大的受苦，既使是有名的大地主也感到過大的壓力；在當時的新聞紙上，因此竟出現像「大圳咬人」之類的新聞。

當時代表我台人輿論的「台灣民報」與「台灣新民報」裡，由於大圳的濁水幹道在1925年先行通水，就在其時出現了指摘該工程的多項報導：例如，「嘉南大圳的灌溉問題」〈1925/10//18〉、「嘉南大圳的工事問題」〈1925/12//27〉、「小農民十大苦況」〈 1925/12/27〉嘉南大圳所留的災禍（1930-02-15）等：

由當年大圳工程「完工前」的這些輿論，我們可以想見當時，官方是如何向我農民宣告的，其原來的美好說詞根本沒有實現；農民卻從此失去耕作上的自由，被迫接受袒護日資糖業的「三年輪作」，那是往往兩年無水可耕，又必須負擔高利息與它們因日式連坐制度而必須付出高度無償勞役 的悲哀。

三、「完工後的真實運作」

上述的大圳工程興築期間，問題那麼多；1930年，完工後，可能就變得如設計者當初所「吹噓」的嗎？

不過，最離奇的事件應該是完工當年底，大圳遭遇兩次中型地震〈根據「漢文台灣日日新報」，昭和五年十二月十日，第四版；其標題「地震雖非甚大，島人家屋相當倒壞 寺本台北測候所長談」；其內文，則「本島人家屋，多用土角，建築樣式亦殊。雖屬強震之弱者，亦有相當損害」〉，新建完工的烏山頭水庫立刻竟即崩塌達五百坪，並損壞360餘尺，使水庫下游大淹水，造成「數十甲宛如魚塭，今後若在五六日繼續排水，恐形勢重大變化，警察當局頗憂慮」 ，就是一顯例。

該次事件，報載稱「這回的損害，頗有關乎該大圳的生死關頭」 ──先後兩次，第二次在該月21日，被稱為「與前回同一個所，再大崩落」 ──幸好在枯水期！──這是怎樣不幸中的大幸；因當年報章有載，自然應該各方皆知。然而，妙哉，所有學者書中都避載此兩次攸關我先民生死的大事。

同時，完工後，比起興築時，我們更可在報章上看到農民的許多怨訴── 「北港產物賤租稅多民苦痛難言〈1930.6.14〉」「不負責任的水利組合」〈8.16.〉「嘉南大圳沒有給水也要徵收水租」〈9.27〉 「嘉南大圳區域內，地主七倒八苦」〈1930/11/1〉「因受嘉南大圳的強迫，貧困地主賣子納水租 無理的受剝 何等悲哀呢？」〈11/1〉「台灣二大工事，南圳水量不足，月潭電力有餘」〈11/1〉「嘉南大圳當事者計畫陰謀」〈1931/5.30〉「台南州下的特別負擔太重，大地主既然如是，小作農更不待言」〈8/8〉「台南州地主會呼籲，救救餓死線上的農民」〈8/15〉「台灣財政危機，住民不堪重稅，行政須大整理」〈8/22〉「世傳的窮鄉，永遠沒有出路，老幼日夜勤勞，終得不到溫飽」〈8/22〉之類。 難怪在1931年十月，竟導致鳳山大寮附近的小地主與貧農反對擴張水圳，其舉出的理由就是以嘉南大圳為一失敗： 「若改為水田，水租、地租、戶稅及分擔金等負擔恐怕要陷於桃園大圳、嘉南大圳等之覆轍……」 甚至也有本區外的消息是直批八田與一與嘉南大圳的： 「利用岡山郡的二層行溪灌溉兩萬甲的看天田之計畫，……據傳是由過去八田技師所計畫作成……地主與農民表示絕對反對。……不希望該計畫成為第二個嘉南大圳。」

至1937年，完工僅七年的該水庫，不僅當初曾被中級地震震破，又發現了其淤積情況嚴重，蓄水量已減少一成 ；以至於使得該工程的耐用年限堪虞，必須及早於附近尋找蓄水之新壩址；這是國府接收後不能不儘速興建「曾文水庫」進行補救的主要背景。此外，日人自身盛讚的「三年輪作」的真相是── 「日據時代台灣農地也必須遵照輪耕的政策嚴格執行。不管田地實際種植的是其他任何更為有利的作物，只要指定的輪作期一到，管區的製糖會社就會調派深耕犁過來，將田地犁深，以利種植甘蔗。台灣的良田，……一旦被強制輪作，使用深耕犁深耕者，必定對田戶造成相當的損失 。可是即使田戶們內心再有不甘，也只能含淚屈從。」

至1945年日人紀錄的「台灣統治提要」中，仍提及我農民負擔繼續加重而該工程完工後才不斷發現需要改善的情況。 「該公會自昭和十二年起，提高徵收水租，投入原有設備及構造物之改善維修工作。為今後仍有河川治理、排水設施整頓、排水利用、烏山頭放水路設施、濁幹線排水設施等多項改善工程待辦。……大圳於昭和五年開始全域灌溉……以一甲土地一年徵收8元之水租作為財源，昭和十一年度以後，為加強各項既設構造物之修補改善工程……至昭和十七年已調高至一甲土地年徵收水租14元。」 更不要說到戰後修復大圳工程時，我們才發現的大圳底部竟然沒有敷水泥；以至於該工程，自竣工以來，每年滲漏的水量應在總供水量的四成以上，那是怎樣可以預知，不難防止而竟不將之解決的可怕浪費？──這是為了殖民當局仍然設計著等待傳說中的日本移民計畫實現，才要敷水泥的嗎。

四、結語──嘉南大圳與八田與一

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經過以上的，如此一番研究，是否讀者會與我一樣佩服殖民者與其代表人物八田與一呢？真是一樁細膩的、完全能夠「包藏禍心」的曠世傑作，真是難怪能夠成為世上的先進國家，又能擁有我們男女老幼的許多哈日族啊。 不過，仍然應該指出的，是以下的幾項史實：

其一、當1936年，在台灣總督府自吹自贊的治台四十週年的紀念史──「台灣治績志」〈中譯本「日據下的台政」〉──中，歷數各任總督豐功偉業，當其不能忘卻嘉南大圳時，該書提及了各位早期探勘者，卻獨拋棄了身為設計者兼監造人的八田與一。或許是當時離開上述的史實未久，其可恥的往事，歷歷在目，不可能迅速忘卻；因此撰述該書者，很難歌功頌德？或者是就像所有的社會一樣，正值其反對者把持朝政呢。

其二、得意於自身曾為日本人的李前總統曾如此讚美該大圳工程的規模很大：「灌溉水道總長度一萬公里，排水道六千公里，主護岸與堤防長度二二八公里。……嘉南大圳規模比愛知灌溉系統大十倍！」 ，然而，「規模大」，很重要麼？一定是好事嗎？如果記得那兩句最早的關於「官佃溪之地微有土砂崩潰之虞」「由於埋沒及地形變更結果」的警語，其中所明示的地質與地震問題──若他真是一位一流的工程師怎能不注意這些巨大數字下的沉重涵意！過長，坡度不足造成淤積與震災將使維護中小水路的義務勢必成為我們農民嚴重的每日負擔；是那樣的例行工作與前述遞增的租稅所形成的巨大負擔，才會使1930年代的台灣雖然綠色革命成功，產業真的進步，但我台先民平均死亡年齡卻在下降後竟然盤旋不進的悲慘結果。

其三、關於嘉南大圳的功績，究竟有多大？日本官方所公開的數據中有多少是虛假的？這是個它們極力宣傳的數據；通常他們是把它區分為土地價值與農產價值兩部分；在前者強調過去是「看天田」，自從改為「三年輪作」後，就值錢了；其實，所謂「三年輪作」，不過只是「三年可獲得一次給水」而已，其他兩年仍是「看天田」；土地增值多少，沒有經過交易，都只是紙上的財富；更何況當年我先民曾留下這樣的感嘆：「嘉南大圳區域內的小水路組合費，每一甲計要二十餘元，本年度的工事費與水租，本年度計有要二十三元之多。以外，如地租戶稅等的課稅，一甲土地需要繳八十元左右。在嘉南大圳區域內，多是看天田，每年一甲的收入，有的不過三、五十元，因所入不敷所出，所以不得不拋棄土地，‧‧‧於是土地價格暴落」〈台灣民報 1930.2.15〉；所以，這部分的成績不太值得注意；值得重視的是農產價值的部分；當時本區的史實是由大部分地區是「看天田」，少部分是「全年有水」的水田；自從大圳完工後，一律成為「三年獲得一次給水」的「三年輪作區」；它對於社會實在是一次均產的重分配；它是政治經濟學的，是官方透過給水而深入控制了農村。 至於，真正能夠增產多少，對原本屬於「看天田」的農戶雖是收獲增加，對比於「年年有水」的收穫，應屬有限；相對的，過去「年年有水」的地區，大圳完工後，反而變成「三年輪作」，絕對收穫大減；不過，由於少數人的損失不及於多數人的增產，純就嘉南大圳對於整個農民經濟的提振，應該可說雖有虛偽，確實頗有些增產的；但經由冷靜的考察，本期產量增進的真正原因，應該不是來自大圳，而來自1930年前後的農技改良，才可能接近那樣高的產量；

然而，史實的不幸，是「三年輪作」的給水之年，農民必須接受官方指定種植的甘蔗，往後就不能種水稻，這是失去了自由選擇的權利，被迫種甘蔗的越來越多。而當時的情況是 「因為原料區域制度的限制，買者只有一個，就是完全的購買獨佔。在這條件之下，買者可以指定價格，價格當然離去成本原理而低於生產成本……據前台灣製糖會社1930~42年在高雄一帶之調查，每甲甘蔗生產成本每年平均582日圓。……這十二年間有八年是收入不敷成本，而剩有盈益的只有四年……」

在這樣的情況下，於是我們就發現到嘉南大圳那麼大的工程，當然可以促進農業的增產，但是其真正的意義是什麼？應該是透過水資源的控制，保障了日資糖廠的利益，同時把殖民者宰制與剝削的毒手伸進了我們的農村，而我們先民在嘉南大圳完工的1930年後，儘管社會產值增加，財富應該也增加了，但是我先民的平均死亡年齡卻只能由1908年的27.2歲下降到1930年的23歲上下徘徊，而無力上升吧。

其四、如前所及，日據下的『嘉南大圳』，不是那戰後被發現圳底部敷水泥，滲漏高達總供水量四成的嘉南大圳，並且，更不是1960年代的嘉南大圳；但是關於『嘉南大圳』的話語權，長期落在有皇民化背景的一代的手中，被他們壟斷，例如，幾年前去世，從小由教科書中憧憬大圳幾十年，進入大圳組合工作，其人對於嘉南大圳的認知完全缺乏批判性思考；據稱其一生撰文上萬篇的「烏山頭水庫通」陳正美先生，就是。

它們當中，最理想的嘉南大圳，應是戰後日據時期的苛捐雜稅廢除與戰爭中破壞的大圳修復，到1960年大圳底部敷上水泥，每年大圳因不再大量滲漏而增加四成供水量後，那個大圳早已經不是八田與一那「包藏禍心」的嘉南大圳了。 不過，偶然裡，查閱歷史資料，還可見到這樣的歷史線索──

「嘉南農田水利會，五十一年五月中旬，開放麥寮水庫之水，解除嘉義、雲林、台南三縣缺水現象，據農林廳調查，其中若干田地，係由於甘蔗田改為稻田，以致缺水。」

用控制水資源，強迫我農民種植無法提高價格的甘蔗，以及把我農民綁在維護坡度極小、易於淤積毀損的小水路的「無償勞動」裡的，那才是『八田與一的嘉南大圳』啊──那是讓我們先民只能「流淚屈從」的『八田與一的嘉南大圳』。 尤其，如前所及，戰後我們發現大圳工程竟然沒有在其底部敷水泥，這是設計時應該就知道──圳底敷水泥才能避免大滲漏──是不難避免，也應該避免的；更讓我們對於富有盛名的設計人兼督造者的八田感到深刻的不滿。

其五、許多作者，感情豐沛，由於學校教師明示或暗示要求寫作心得；限於年齡幼小或社會經驗不足，無力探究上述的史實；於是他們可以由八田的妻子最後的自殺，想成淒美的殉情，也有人由今天美好的大圳風景或烏山頭那引人的空照圖，大發思古的幽情；然而八田先生究竟是怎樣一個人？真是如日本作家與島上學者，甚至我們那位李前總統或馬前總統所曾描述的，那樣偉大的人物嗎？

我們前面已經談了不少，也提及了當年我先民的感受，像甚至前述旁觀者岡山農民「公開拒絕八田技師的第二個嘉南大圳」等；在此不想再談；不過，卻願意提供網友們兩個資料，一是日人古川勝三在其暢銷書「嘉南大圳之父──八田與一」中說的，另一是我們台先民所留下的真實印象，作為您們判斷的參考：

日人古川勝三在該在我們島上暢銷的書中這樣描述八田與我台人的互動： 「為了工程的事而煩惱在深思時，若有人叫他，會招來斥罵。在烏山頭的工作人員，尤其是台灣的勞動者絕不會對此有所反感。被斥罵後反而更振奮……」

強調我台人的溫順與屈從；斷言我台人「絕不會對此有所反感。……反而更……」。

在我台人早年的傳述中，我們所見到的則是：

「八田……，唯性稍急…督導工人工作，偶因工程遲緩，則厲聲斥責工人，聞者起悚。」

我台人廖欽福先生，應該是當年唯一有資格被獲准住進烏山頭員工宿舍區 的台灣人 ；他曾如此回顧當年身為「技手補」的自己，其處境與自身的感受──頗離奇的，該回憶錄全書中談到八田的片段，都顯得呆版，與其他書的口氣近，像不是真實的回憶文字；但這裡的一段，雖與八田無關，但是頗為生動，似乎值得參考──

「當時日本人是會歧視台灣人的，但因為推薦我的土肥老師背景好，加上我有桃園大圳工作的經驗，工作又很認真……我的直屬上司就很看重我，……我一提到我是土肥老師的學生，他不僅不敢欺負我，而且還很照顧我。」

廖先生此處表達的感受，讓我想起另一位著名的先民朱江淮先生，1930年，他以優異的成績由日本京都帝大電氣工程科畢業，他的老師把他介紹給「台電」的社長，因而進了「台電」任「技手」；但是，不僅薪水不及日人，並且不准他接觸重要的工程事務，只把他視為一「工人」，放在營業單位；他曾憤怒地請假赴日找老師申訴；那位教授給他的回答──

「在台灣服務的日本人不是真正要為台灣服務，……真正能為台灣的電氣事業服務，而有所貢獻的是你們，即使待遇不好和有差別待遇，這皆要靠你們去打破……」

上述我台先民如此地回憶著當年的歲月，是否能幫助網友們對於八田氏的認知？ 本文，整理過去的研究，對於當年僅三十多歲的八田，貿然挑起這樣重大的工程，實在已沒什麼好說的；不過，我們稚幼的島人與那些似乎一心投靠日本的學者專家如吳文星者，喜歡強調八田在大圳完工後主持「台灣水利會」，到1940年提出了「土地改良事業十一年計畫」，強調因而他應該是多麼愛台灣的人物！

最後，根據獨立思考與批判，本研究想指出兩關鍵點：

其一是該計畫的動機如何形成；其二是成果，擬訂計畫容易，如何進行與其實效如何？

首先，全台灣耗資最大的建設工程在前述他那「以劣幣驅逐良幣」的手中，在他拒斥美國權威專家指導的心中，在總督府內部不乏反對者的處境裡，當1930年年底兩次震損之後，他應該如何自處？

有責任感的專業人員，誰敢承擔他這個「始作俑者」的事業──曾經兩度破損的水庫，會不會有第三次？如果在「滿水期」崩潰，將是如何的悲劇？誰願接手？如果沒人願接，他在該事件之後，他能作什麼──是不是？

其次，1930年到1940年，十年的時間；不談如果態度積極的話，一個計劃真的需要十年嗎？來到大戰數年後才編列預算，推出十年計劃，是否只是聊備一格？或者，也不談該計畫只是與前面提及的大圳底部敷水泥相同，都是我先民當年所感受到殖民當局將把台人移往南洋，讓日人大批移民來台計畫 的一個子計畫部分？

此讓我們看看他到戰敗投降前的實際獲得的效果：

「農業水利工程……至少有一半以上的工程費，是由農民負擔，故是很大的經濟問題……從英國購入深耕機，在糖廠的農場中開始……改良後的看天田不能維持過久，經數年後，往往又構成硬的地盤，又要重行深耕。在該一期間，實施改良的經費每甲平均為73.61元。犁的運費佔55.02元……其後，蒸氣犁和曳引機的器材，不易入手，於是改良看天田乃改用客土法……自1939年起，農民自費進行，但其面積不大。」

在以上的情況下，顯然八田所勉力提出的該土地改良計畫，並不是一個真實易行的方案，當然，被指為「吹牛大王」的他，已經看不到這份日本學者打他臉的該報告了；因而，「雄才大略」的他，還是可以一直沉醉在其同胞終將大舉移民我們島嶼的美夢中；倒確實是關於所謂「有夢最美，希望相隨」的另一個真實的註腳。

最最後，關於「嘉南大圳」，或許就像家中曾經為大家代步的那一台斑駁的腳踏車，大家舊情綿綿地面對它，本是人人都可以很浪漫的各自詮釋自己的故事，能否把它與它的製造者切開，它是「飛利浦」的，它是「富士霸王」的，它是「伍順」的，把它與製造者分開，它就是它，它永遠都是與我們曾經一起流汗趕路與逍遙，甚至使我們摔得狗吃屎的它，與那位八田與一分開來一樣，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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譽孚敬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