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一個新時代的開展 ──溝通、論辯、批判與自我批判而達到大和解

我只是一個公民教師；但個人深深相信我們社會對於公民的理想是可能實現的；

在當前各方高度關注的時局中，看到野黨鄭主席已決意親自負責該黨的革實院，雖然還不知道其計畫如何，然由她競選黨主席以來的種種表現，可以想見她應該是已經有了相當積極的籌畫；

作為一個對於社會發展有高度期待的公民教師當然是樂見其成的──各方對於該主席的反應，負評者不少，但其競選以來的種種作為在提振各方精神，以共同動員關心且面對殘酷處境的意義上，應該已具有相當深刻的價值。

不過，公民教師對於當前的情況，根據自身的認知，至少有如下三點應該重視。

一、不可過分重視選票問題

蔡老師所強調的「選票問題」，在選舉民主的體制下，那確實是個必須重視的問題；但是個人以為那不是我們社會當前最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應該是如何避免跨入美日與西方國家所設計的「烏克蘭悲劇」陷阱？無論AIT如何威脅利誘，日本如何表示「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我們必須有自身和平的抉擇；否則我們不僅將無法面對子孫萬代，且必會永受世人無盡的嘲笑與辱罵。 我們應該知道，選舉對於選民大多只是一時的現實，政治可說就是一場爭權奪利的過程，確實大家都想贏；但是，時局來到關鍵時刻，選票只能是努力兼顧的對象，但是主次的關係，絕對不可逾越──因為這是我們在為子孫萬代下決定的時刻。

二、不要怕「各打五十大板」，逼近實況

當前是個很動盪的時刻，社會各方面都會感受到自身受到了衝擊，因而各方依據自身的感受會發出自己的主張；可能此時也是平常不太蠢動的中間選民的觀點最容易出現的時刻；中間選民總是朝野所要爭取的重要對象，誰能獲得最多中間選民的青睞，誰就能獲得選戰中最大的贏面；他們為了自身習慣的立場，難免會發出「各打五十大板」的高見；例如，最近台大周教授以史學教授之地位，對於白色恐怖強調「互屠」的說法，該說法好像沒錯，應該可以屬之。

不過，將吳石案、陳儀案與多年後對岸的劉連昆案，相提並論，引發了「正義」或「利誘」之論辯；可能會是更有意義的一類發展。。。 因為它可幫助我們注意到歷史發展的義理所在───

吳石或陳儀應該不是受到利誘；而對岸所宣布的劉某案情固然可能有片面性，但是由近年瑪斯克所揭發的美國國際開發總署與索羅斯開放社會基金會那遍在世界各地的美金蠱惑，讓我們不能不想像由天安門事件到劉連昆事件可能都有其施展的空間？ 我們真是應該藉此機會檢討各方面，無需急於定論地，尋求我們社會內部在此時代中應該有的對於長期內戰的種種探討。

三、如何充分激盪各種其來有自的認知與其潛力

作為一個關切社會發展的公民，面對當前的緊迫時局，可說已經沒有太多可以迴旋的時間與空間；我們不能不枯思竭慮地蒐集前人所有的經驗來幫助我們自身做出合理的判斷，這可能是一個史無前例的巨大壓力的過程；在現實的大環境中，公民們應該如何儘量無私無偏地做出最利於社會整體的判斷？以個人言，我可提出給朋友們參考的可能有以下五點──

一〉關於1926年，蔣中正誓師北伐──四一二內戰之前──

當時孫先生已去世，蔣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發布宣言，曾批吳佩孚稱──

「其尤不可恕者，則利用國人之專制傳統思想，日倡復古。反抗潮流，造謠赤禍，以防民眾，託偶像以樹威權，藉名教以濟奸詐，欲造成一系天下……而吳賊所資為號召者厥為討赤，夫討赤，乃帝國主義所用以對抗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破壞全世界革命聯合戰線之口號也；赤為何義，蘇俄之赤黨與赤軍，以赤幟表示其革命；民眾之赤化，換保其國家獨立自由之代價也，解放人類之痛苦，保障人民之利益，以民眾為基礎，而推翻其帝制之白黨。反對國際帝國主義實行廢除國際不平等條約，而為世界十二萬萬五千萬被壓迫人類，謀解放者也……」〈「在長沙重申出師義義宣言」，收入「蔣主席名著全集」，復興出版社，頁869~871。〉

這應該是今天很少人讀過的，但也是很重要的史料。

當年的悲劇，今日當然難以挽回，但是我們研究當前的兩岸問題，這是否一件重要的史料？

二〉興中會時代要角尤列，對於四一二事件的檢討──

當年與孫中山同輩的四大寇之一的尤列先生，對於早期1927年清黨時期的冤仇。是如何看待的？他一面稱「但能自知討赤，則中國尚有生機」，另一面稱──

「君子與人為善，斷不能以政見不同，阻人為善之路，…今粵方各路多有肅清共黨之報告，事誠可喜。但論其實際，未知為肅清共黨，毋寧謂之暫挫其鋒，…今各地數以槍斃共產黨聞，列以為殊非善策。蓋此能殺之，則彼之結合之力愈堅，其勢然也。例如我革命同志，自朱、邱、陸、程，以致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經一度之殺戮，必增一度熱烈之進行，共產黨亦如是耳。」（〈尤少紈民十六對時局宣言〉收入在《革命先烈先進傳》，506頁）。

因而，數十年後，藍營是否能公開替蔣介石檢討當年的作為──如尤列先生認為「討赤」可能合理，但仍應接受檢討。如果兩岸都能公開檢討，是否能降低兩岸之間的爾虞我詐、算計到最低程度，然後才可能「開誠心布公道」地真實和解，共謀民族發展的大業？

三〉陳儀與吳石，他們的那個時代

陳儀是當年留日學生中官費留學的大前輩，1902年曾與魯迅、許壽裳同船赴日而結交；1904年，參加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秋瑾等的光復會；1905年，該會隨同盟會的成立，與同盟會合流。由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回國，後在我陸軍部由底層幹起，至陸軍小學堂監督。1924年，孫傳芳任其為第一師師長，是他帶兵之始；1925年奉令攻奉軍得勝，因戰功被升為五省聯軍徐州總司令。1926年，蔣軍北伐，陳儀因參謀長葛敬恩聯絡蔣，而轉入國民革命軍。陳似無貪腐的紀錄。

吳石的變節，也未聞有這方面的問題。相對的，連年內戰與長期抗戰之後，再起內戰，以及當時除了有接收時惡質的「五子登科」問題外；1946年，東北的內戰中更傳出名記者陳嘉驥的回憶錄「白山黑水的悲歌」中，提到「東北之敗乃至全國之敗，絕非敗在前線戰士，乃敗在高級將領的爭權奪利，敗在經濟紊亂，敗在封疆大吏的腐敗」之說；〈該書，頁157〉。。。該書是當年中山學術文化基金會出版，應該不會亂說。

另外一本漢威書局出版，也是該記者的大作「東北狼煙──隨國軍出關記」，其中更有如此的描述──「筆者在瀋陽曾到過好幾個將領家中，多半是太太遠在平津、京滬各地，而其瀋陽寓所中則日本美女如雲，」，另有一段是「東北行轅、東北保安司令長官部的各處室主管，陪著喜歡跳舞的新聞記者們在跳舞‧‧‧筆者‧‧‧悄悄地問趙家驤說，杜長官呢？他怎麼沒有來」。趙說他不再瀋陽到長春去了」‧‧‧趙碰了我一下，表示有人來了，於是趙過去與來人打哈哈。不久，香檳酒起滿場飛！這支最易腐蝕人心的曲子又高奏起來，男男女女互相垮著胳膊摟著腰肢排成一排一排的，按著音樂節奏跳了起來！事後筆者才打聽起來，林彪就揀十一月十六日這天，‧‧‧過江‧‧‧」〈該書，頁131。〉；

甚至，假設陳、吳兩位都真是「罪有應得」，不是「迷途知返」；如此的內戰，真值得延續下去嗎？

四〉文化大革命的悲劇與大陸的自我批判

作為一個努力要求自己無偏無私的公民教師，在此，我要談的是對岸文革大悲劇的問題；很遺憾的，我原本也以為可以讓我的深藍朋友們滿意的，然而，我的研究竟然讓我找到了似乎可以讓大陸當局減罪的史實。 那是研究中，我在西方著名的「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裡，發現了兩段重要的史述，

一是1946年前後，中共竟然把當時黨內幹部不足的情況，透漏給了美國記者；如，周恩來預計中共要經過長達二十年的鬥爭才能取得最後的勝利；只是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共，其實力相對弱小。〈可見於該書，頁75〉。

一是1956年，在中共的全代會上，鄧小平曾如此描述了當年該黨的處境── 『在全國解放前後的兩年內，黨的組織的發展過分迅速，而在有些地區這種發展幾乎是沒有領導、沒有計畫的……』

據稱，當年的情況是「在短短的1948到1950年底，中共黨員數也由280萬人暴增到580萬人」；更嚴重的問題是──不僅僅──

「由於黨員數目的增長失去了控制，由於缺乏系統的訓練，大多數農民新黨員往往連最淺顯的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都不懂，並缺乏最基礎的讀寫技能」

更加上──

『大多數的新黨員都是在革命顯然就要取得成功時入黨的，結果黨的領導不能斷定這些人的加入，是出自於真誠的信仰，或是投機。』〈以上所引為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49~1965〉頁75~76之中譯本原文〉

配合上我們人人知道的，上述兩事務間，1949年發生了美國發表把中國動盪的責任甩鍋給國府的「美中關係白皮書」。 三者依序排列，就出現了1947年前後美方知曉了共軍南下，取勝不難，但缺乏治理的幹部；這就給與美國可以甩鍋給國府，而共軍難以接收治理，美國將必有從亂中獲利的機會。

換言之，文革十年，對於中國的破壞是巨大的，當年的主政者當然是不能免責的；但是如果以美國當年陰狠的算計上看，這個悲劇並非單純的政策錯誤所致，而如果其後不是美國支持國府，使得中共擔心自身可能被裡應外合而傾覆，他們還會採取那樣暴力的方式應對新時局？

此外，對於「文革十年」，關於當局者應該也必須負責起他們的責任；如所周知，「革命者」雖然其目的是建設，但是必然同時帶來破壞；它們自身是如何面對那場大破壞的？他們是如何在破壞的崩塌效應中，重行立定腳步而開始建設的？很高興，對此問題已看到網上有年輕的林明正先生提出了對岸當年對於自身歷史錯誤的檢討問題，給與藍營參考；我只是曾在舊書攤買到過1985年出版的「高等學校整黨工作經驗選編」的史料，其中有多篇類似「認真進行徹底否定文革教育」的文章，在此我就不另贅述。個人認為應該歡迎各方面提出自身有相當根據的看法；彼此激盪，力求逼近史實。應該會有利於我們對於各方大和解的認知與判斷。

五〉有容乃大，「道德情操論」的深入社會

最後，個人要提出的，是一「敝帚自珍」的發現，所見可能不值得方家一笑，但是願意在此提出，希望或能有益於增加我們社會當前大論辯、大批判的深度與廣度，從而更能讓我們找到此時此刻自身可行與應行的道路。

「有容乃大」，是我們民間很普通的一句話，過去顯然我們島上很少有人能夠同時容納蔣、毛兩人，使其不拘於衝突地位；未來我們是否應該將兩人並列，雖然其中可能有困難，因為，對岸似乎已經定位毛在三七開之內，而此岸則依然有深藍的認為蔣神聖不可侵犯？這可能是個人性上，很難處理的問題；因為作為一個公民教師，我確知情感與理性原本就不是那麼容易調和的。

很湊巧的，在我關切這個問題的同時，我在對岸發現一個很特殊的情況；那是發生在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也就是文革後，對岸除了進行前述的「徹底否定文革十年」的工作之外，他們還進行了一項外人難以想像的重要計畫──它們翻譯了西方許多思想性的經典，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那本個人早年聞名，但在我島上從來不曾見面的「道德情操論」。 該書的作者是資本主義大宗師亞當斯密，等於是共產主義大宗師馬克思的對頭；該書是斯密在英國格拉斯哥大學擔任「道德哲學講座」後的兩大傑作之一；

該兩著作，一是1759年發表的「道德情操論」，強調「公民幸福生活」必須建立在「同情心」之上；另一是著名的「國富論」，強調富國與裕民可建立在「利己心」之上，發表於1776年，那也就是後來資本主義肆無忌憚發展的原理；而斯密去世前該兩書已各修訂幾次印行；1786年，「國富論」最後一版出版；1789年，該「道德情操論」最後一版才完稿；隔年，斯密死前幾個月才出版。

在強調社會主義的對岸，該書不僅被嚴謹地翻譯並且獲得刊行與推廣；更重要的，是它們拒絕將斯密的兩著作的觀點對立起來；認為它們本質上是一致的，也就是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德國歷史學派的經濟學家強調兩書相互矛盾的問題，被指為「誤讀」；也就是，「同情與憐憫」其實也是一種本能，可導向「公民的幸福生活」，但是過去被西方「誤讀」，因誤以為與「利己心」不僅對立且是割裂的而被「否棄」了。 然而卻在一個以共產革命成立的國家，因發現了這本經典的正解而取得了如虎添翼的辯證能力。

根據網路所見，該書自自從1980年代中，該書中譯本開始內部發行；1990年代正式對外發行。該書先後中譯本至少有二十個以上；已知如，商務印書館、北京理工大學、譯林出版、中國致公出版社、廣西師範大學、石油工業、上海三聯書店、清華大學、西苑出版、中國商業，中華工商聯合、華夏出版社、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出版、中央編譯出版社、人民文學、光明日報出版社、華中師範大學、江西教育出版社、浙江大學、哈爾濱出版、山西經濟、華中科技大學、安徽教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九州出版社、三峽出版社、北京華齡出版社、經濟管理出版社、中國文聯出版社等等都各有自身的譯本。。。尤其，最後的這個中國文聯出版社印行的是青少年版，將亞當斯密的這兩本書名著都並列在該出版社的青少年文學書目中，讓我們可以想像其讀者群應該早已向下延伸。 而上述最後第二譯本，是以工商經營者為對象，其廣告詞為「若想贏得更幸福的人生，道德情操論至少值得我們每人讀三遍──『在步入社會之前，在結婚成家之前，在生養孩子之前』──讓我們可想見那是儘量通俗化、滲入社會基底的意義。

此外，據網路資料，在2004~2011年間，對岸的溫家寶總理任上曾經公開推薦該書五次；同時，還曾經攜帶該書出訪較具社會市場經濟色彩的歐洲各國；這一切都應該是對岸中國真實的發展吧？為何在我們島上沒有引起相關的深入報導？

這些應該都是我們應該充分認知、深入思考的問題吧。 以上，應該都是我們島上當前應該關注的問題，沒想到拉雜寫來文章太長了；但是相信還有很多是我沒有見到或疏漏掉的；此文就此打住。

讓我們一起昂揚地迎接當前我們這個最黑暗、最悲慘，也是最光明、最昂揚的時代──一個大溝通、大論辯、大思考與大和解的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