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8 暴動瘡疤集》前言之一

民國36年2月28日至3月8日間，臺灣全省各地發生暴動，距今已78年。根 據內政部去（113）年底的人口統計資料，目前全國80歲以上的人口約有83萬 人，扣除金、馬地區以及暴動後從大陸各省來台者，當時參與暴動的現存者和 目擊者應該不會超過80萬人，而且其中有些已失記憶或健康因素而無法再接受 訪談。因此，在此特別要向之前從事口述歷史工作者，以及所有曾接受訪問的 長者，申致衷心的謝忱。因爲你們的奉獻和辛勞，大家才能將現有訪談紀錄加 以拼湊，並看到當年暴動的輪廓和全貌。 

★ 壹、執法過當𦘦禍，遊行抗議失控：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廖進平的三子廖德雄，於民國83年7月19日接受訪問時 說，二月二十七日傍晚，「父親他們在延平北路二段三民書局後的臺灣政治建 設協會緊急集會，決定第二天要遊行抗議。當天晚上十一點多，父親回到家。 說，第二天遊行抗議之事，社團部分都已安排妥當，叫我明天帶學生隊參加。 上午十一點在長官公署東邊等候」（《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七九頁第5行）， 另「當時警總參謀長在事件發生四十多年後所寫的〈臺灣二二八事變之真象〉 一文指出，在28上午他到辦公室上班不久後，臺灣省婦女會理事長謝娥即偕同 該會副理事長李緞前往警總求見，告知其所得到的消息，指有若干不滿分子昨 夜商議將於今天發起抗爭，希望柯氏嚴加防範。隨後糧食調濟委員會總幹事李 連春亦作同樣報告，經柯氏聯絡長官公署後得知署亦接獲此種情報」（《二二 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225頁第一行），從上述二節可知228遊行活 動，確是臺灣省政治建設協會發起；另根據行政長官公署新聞室36年4日30 日編印之《臺灣暴動事件紀實》記述：「暴徒已衝至前門廣場，搶劫衛兵槍 枝，並開槍擊傷衛士一名，衛士至是不得不開槍還擊，以為彈壓，死傷各一， 並當場逮捕暴徒六人」（《臺灣暴動事件紀實》（第二頁第12行），由此可知 二二八事件是参加示威遊行的群眾情緒失控所致。 

★ 貳、擅入電臺廣播，煽惑擴散暴動：

從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廖德雄「看見王添燈帶著蔡子民（原名蔡慶榮，延平 學院教師，目前擔任中共臺灣自治聯盟主席，二二八事件後逃往中國）、潘 欽信、張玉榮（《人民報導》的採訪主任）也來了。王添灯並且進入電臺， 對外廣播」（《臺北都會二二八》第八一頁第5）、「三月三日上午（王添 灯）被推為代表面見陳儀，⋯。下午處委會開會之後，向全臺廣播：『革命 先烈的血不會白流的』，說明改革的要求與決心。」（《王添灯紀念輯》第 11 12 14 頁第11行） 、「處理委員會今天活動，依然活潑，⋯。晩上，王添燈向 全省民眾廣播：今日處委會的經過及向長官提出八項要求和政治改革案的情 形」（《台灣二月革命》第29頁第九行）和「王添灯於下午六時二十分，通過電臺廣播，說明此次民變的原因與經過，朗讀被拒絕的的四十二條文，請求島民的原諒。最後他總結道：『委員會的使命已終了。這次事件光靠處 理委員會來解決是不可能的，一切要靠全島民的團結如何而定。全省同胞 們，請繼續奮鬥吧！』」（《二二八民變 台灣與蔣介石》第98頁第八 行）、臺灣政治建設協會蔣渭川「四日當晚受青年楊文彬、蔣炳任之託，代播（臺灣青年）自治同盟成立消息及口號。六日又在電臺受託代播，呼籲青年出來服務，同時代為召集若櫻會、海友會號召臺籍退伍軍人於中山堂及太平國校集合。」（《重構二二八》第頁283第一行），以及學生聯盟主席郭琇琮「曾在新公園的臺灣廣播電台廣播，他用日語和臺語雙聲說，要科學救 臺灣，打破中國的封建制度，不要貪官汚吏的政府等等⋯。並提到：「用革命的方式，才能推翻陳儀政府。」（《臺北都會二二八》第一一七頁第11 行）等節，可知王添灯、蔣渭川、和郭琮琇等人，擅入當時新公園（已改名 為228和平紀念公園）的臺灣廣播電台廣播，是228暴動迅速擴散全省的主 要原因，尤其是「革命先烈的血不會白流的」、「委員會的使命已終了。這 次事件光靠處理委員會來解決是不可能的，一切要靠全島民的團結如何而定。全省同胞們，請繼續奮鬥吧！」和「用革命的方式，才能推翻陳儀政 府」等語，更具有煽惑群衆的莫大力道！ 

★ 叄、戰後社會失序、經濟蕭條，軍國主義者才是禍首：

國父 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但是軍閥割據，直到北伐成功才告統一。接 著八年抗戰，直到34年抗日勝利，台灣光復，始於35年制定並公布憲法，36 年12月25日才正式施行。可惜，抗戰勝利，還都南京不久，中共發動叛亂， 繼而退守台灣。換言之，民國肇造以來，大陸幾無一日安定，人民也一窮二 白；同樣的，台灣在日本50年高壓統治和軍國主義榨取下，復遭美國空軍嚴重 轟炸，光復後也是一片廢墟。當時因肥料闕如，稻米減產，加上資金不足，技 術短缺，工廠未能立即修復，十數萬臺籍日本軍伕又陸續返鄉，失業人口暴 增，並帶來通貨膨脹，人民生活更加痛苦。戰後爆發經濟敗壞的症狀，禍首自 是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但是，多數臺灣同胞不知不察，只怪罪官 員貪污舞弊和軍人紀律敗壞，致使有心人藉機煽風點火，引發一場暴動。 其實，台灣光復後「物價飛騰，一日三市。官商勾結，米糧大量流往中國大 陸，米糖之鄕的臺灣竟然閙到米糖缺貨」，除了前述肥料闕如，稻米減產，造 成米糧漲價外，「官商勾結，米糧大量流往中國大陸」固然是原因之一，但是商人囤積，哄抬價格，也是重大因素。此外，走私猖獗，從檢察官王育霖「到新竹港的船頭行捉走私，把涉案七、八個人全都關起來。有人送好多錢到我家，拜託王育霖通融、手下留情」［註1］，以及國立臺灣大學學生林麗鏘走 私，「買了一噸米約三百包，裝滿一船運到琉球。沒多久，不知道為什麼，人 跑回來，米卻丟在那邊」［註2］，就可以知道當時走私猖獗和嚴重的情形。綜觀上述各情，便可知道光復之初，不僅經濟蕭條，人民生活困難，甚至道德崩潰、法紀廢弛，社會也已完全失序。

［註1］：〈戰後，臺灣物價飛騰，一日三市。官商勾結，米糧大量流往中國大陸，米糖之鄕的臺灣竟然閙到米糖缺貨。官吏公然貪污，百姓生活困苦。為了追查走私，王育霖到新竹港口的船頭行捉走私，把涉案的七、八個人全都關起來。有人送好多錢來我家，拜託王育霖通融，手下留情。結果王育霖對他們大吼，說：「把錢拿回去，否則我統統扔出去。」⋯。我告訴王育霖說，你不收，要還人家，也好好的講，別這樣吼。王育霖很生氣的說，那些人是託他的小學同學柯賢來的，所以才見他，根本不知道是上門來行賄的。〉（《臺北南 港二二八第一三九頁第2行） 

［註2］：〈寒假時，麗鏘又跟我說，他想運米到琉球賣，賺些錢，不用一直跟我伸手要錢。於是，我先生拿了二十萬元給他，買了一噸米約三百包，裝滿一船運到琉球，沒多久，不知道為什麼，人跑回來，米卻丟在那邊。〉（《臺北都 會二二八》第一四三頁第5行） 

★ 䦉、貪污舞弊是誇大醜化：

台灣著名文學作家吳濁流的大作《無花果》和《台灣連翹》，是最早述及228 事件的兩本書籍，內容全是吳氏個人的「主觀」看法，並非完全事實，但是一 直以來被視為是記述二二八事件的經典之作，常被引述並據以詆毀陳儀政府官 員「貪污腐化」和軍人「紀律敗壞」。 其實，貪婪是人性通病，古今中外皆然。有人認為36年228暴動是「官逼民反」，並說官員「貪污腐化」和軍人「纪律敗壞」是主因。其實，當時官員貪 污腐化，以專賣局長任維鈞、貿易局長于百溪、臺北市專賣分局長李卓芝和台 北縣長陸桂祥等人涉及貪污，以及警備總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在事件中趁機 敲詐勒索、上下其手」等案，傳聞最廣，也最為轟動，但事後都以證據不足未起訴或停職改調結案，比起現代的「海角七億」、「土地開發弊案收賄」，以及「違背土地容積獎勵，受賄並圖利廠商」等，都只是小巫見大巫。至指公務人員「缺乏法律觀念」、「沒有衛生習慣」、「貪污腐化」、「自私 自利」、「排斥台灣人」等，皆因政權青黃不接、時局紛亂，或有人混水摸 魚，但是多數都是道聽塗說，甚至惡意中傷或渲染。當時公教人員和軍人大多隻身來台，指控他們「牽親引戚」，不僅言過其實，更多是「張冠李戴」，甚至「以訛傳訛」。當時台中地方法院院長饒維岳（苗栗竹南人），其「近戚遠親二十餘人，皆在該法院任職，占全院職員五十人之半數以上」，以及高雄工 業專科學校校長劉某，「以親族充數，目不識丁岳父充任教員」，都是「牽親引戚」的真實例證。 228暴動發生的因果，不論是政府官員「貪污舞弊」或軍人「紀律敗壞」，乃至於臺灣地痞流氓為非作歹、士紳平民霸佔日產、從事走私或行賄，甚至於緝菸事件發生後，憤而「武裝抗爭」，「毆打無辜外省同胞」、「侵佔政府機關倉庫」、「攻擊軍事基地要塞」，以及「搶奪軍警槍械彈藥」等，都是不法的行為，也都是因「法治教育」不足，並對「民主」欠缺了解與認識所致。政府 播遷來臺至今已七十又六年，在臺同胞何其有幸享受自由、民主和富裕的生 活，並經歷三度政黨輪替，政權都能順利轉移，期間雖曾發生「中壢事件」、 「高雄美麗島事件」和「太陽花事件」（包括霸佔立法院和侵入行政院）等不法的情事，所幸最後都能冷却平息。因此，至盼所有愛好自由並追求民主的同胞兄弟姊妹，務必隨時惕勵自己，確實養成「守法習慣」，切勿重蹈「228暴動」覆轍，並進而洗刷台灣是「貪婪之島」、「行人地獄」和「詐騙王國」等惡名。 綜觀上述，縱說官員「貪污腐化」、軍人「紀律敗壞」，導致「官逼民反」， 但是在日本統治50年下，自詡「已養成奉公守法的習性」、「做人處事攏是規規矩矩」的臺灣同胞，在光復僅只一年四個月後，竟渾然忘卻「守法」的習性，不僅有地痞流氓看霸王戲、白吃白喝，欺壓日僑並魚肉鄉民，更有不少地方士紳霸佔日產，著名的文學家吳濁流曾坦承「接收」過二間日產房屋（《無花果》第171頁第8行和第187頁第9行），他的學生余君也「接收」一間店舖（《無花果》第182頁第八行）；台南縣參議員吳新榮則「對五藤郡守接收 國民道場的財產」（《二二八事件回憶集》第042頁第一一行）；三民主義青 年團嘉義分團主任陳復志「接收房子（當）公家用」，「其中一棟是（國大代表）劉傳來占的」（《嘉義驛前二二八》第二四頁第1行）；花蓮縣議長張七郎涉嫌「說他侵佔政府財產」（《花蓮鳳林二二八》第二六二頁第15行）。又 台北市一些人強佔日產房子後再向政府租用者，則「要求以適當的價格賣與或長期租與現住用戶」，不得出售，並於2月27日發動遊行示威抗議」（《二二 八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第193頁第9行）。由此可知當時「劫收」日產者比比 皆是並非只是外省人的專利，以及日產接收的困難與混亂。 放眼今日政壇，「安插自己人在公家機關任職而圖謀私利」，「上公家機關辦事要送紅包」等弊案，仍然連緜不絕，每年都有數百人，甚至上千人涉案，從法務部廉政署歷年公布的涉貪案件統計資料，便可印證不偽，進而了解貪婪是 千古難絕的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