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餘年來的台灣民主史，實際上就是一部民主淪為民粹、內耗持續不斷、統獨爭議的突出紀錄。這種鋪天蓋地的政治內鬥，再由反對黨、媒體、利益團體擴大與扭曲，造成了….公部門決策不敢大翻轉，大企業不敢大投資、老百姓不敢有安身立命的大規劃。….產業結構調整太慢、企業創新研發不夠、出口市場太集中、法令過時等等困境…..。

……經濟「搞不好」是因為政治「搞不定」；政治「搞不定」是因為政治信念及從政風格「搞不對」。

以馬總統的清廉性格，我們希望「三好」同時出現：除了做人好，還是要先理好政治，才能夠搞好經濟】。

以上見遠見天下董事長高希均在聯合報文章的近作「為何三位總統都搞不好經濟」？

整個文章均指向政治決定經濟，這是一輩子研究經濟的高教授的結論。然而這是幾乎只要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會明白的道理，你即便翻來覆去的講也是沒有用處的。20多年來，這種說法也早已盡人皆知。然而，問題有解決嗎？

高希望馬能夠三好同時出現，這顯然是一廂情願的。已經做了6年總統，從事公職已經33年，還能希望他改變嗎？現在馬唯一的指望就寄託在金師父身上。所以高盼望馬「除了做人好，還是要先理好政治，才能夠搞好經濟」。是不切實際的。

主要在高掉入一個以倫理治天下的儒家舊窠臼。我在本格一再說明，道德修養與治國是兩碼事的，或至少不相關的。美國前總統柯林頓的狗屁倒灶的桃花爛事如何呢？但美國人因他的政治治理強，所以第二任還是選了他。卡特的道德強，但美國人民卻在第二任時選擇捨棄他。

蓋倫理修養是私領域的事，治理國家是公領域的事，絕不可拿私領域的思維來套用到公領域上。這已是現代政治哲學的常識，也是中國人始終搞不清楚的事。中國人之所以五千年下來，亂多於治，真正原因就是種因於此，也就是公私不分。因為四書五經中沒有公民公德的規範，而規範公民公德的事，就是法律。中國的法律是沒有權利義務的說法的。

中國人過去常說半部倫語治天下，我是嗤之以鼻的。因為儒家學說中間充滿了自相矛盾的講法。按：孔子殺少正卯，就是一個有名的例子。居然以五點沒有証據的理由就殺了一個人，所以儒學中是沒有丁點法律概念的(它包括公民、公眾、公德彼此之關係及權利、義務之規範)。

另外，孔子對忠的強調造成中國千古以來的忠字當道，最後形成了「無事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的現象。又如過份強調孝字當頭，造成中國幾千年的泛孝文化氾濫，凡事只認輩份、年資，強調論資排輩，年青人被壓得出不了頭。

總之，經濟學教授由於只懂專業內的學問，以致稍一跨行就走了樣。其實這種希聖希賢的心態，坦白說，正是阻礙了中國五千年不進步文明的主因。因為，它是與民主精神違背的。期盼聖王再世的心理，是民主的逆流，在民主時代是不來這一套的。無論那個政黨有本事治理國家，那個政黨就上台執政。沒有個人英雄主義的幹法。聖王是天寶年間的盛事，現代的民主國家，是不興這一套的，是反動落伍的。

高教授希望馬的三好，除了做人好之外，另兩好則是理好政治，搞好經濟，這只能說是一個虛幻的期待。蓋馬若能搞好政治及經濟，還會有今天11%的爛民調嗎？需知治理國家它不是如同星雲大師所推動的「做好事、說好話、存好心」三好運動一般，請問馬是星雲大師的代理人嗎？抑或是中華道德重整協會理事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