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身世疑雲未歇，但在公眾認同上均被歸類為蔣家第四代的蔣友柏與台北市長蔣萬安，在面對家族血脈與歷史創傷時，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態度與應對邏輯。蔣友柏近日接受專訪時再度強調，父親蔣孝勇生前特別叮嚀「不要負了這個姓」，因此他多年來堅持不利用「蔣」姓獲取任何好處或利益，並坦言曾祖父輩並未留下龐大資產，家族成員至今皆須靠自身努力生存。相較之下，蔣萬安在政治場域中對蔣姓光環的選擇性運用，以及執政後處理二二八紀念活動的作為，則持續引發社會檢視。

在對待家族身分上，蔣友柏選擇遠離政治圈，在商業與設計領域靠個人能力闖出一片天，並公開表達「不靠姓氏走捷徑」的原則。而蔣萬安在2022年競選台北市長期間，面對身世疑雲與家族歷史質疑時，拋出「姓章姓蔣不重要，愛台灣就是我的DNA」的去政治化口號。然而，政壇評論普遍指出，蔣萬安在選舉實務中從未放棄「蔣家第四代」對傳統藍營選民的號召力，精準收割了政治遺產與血緣紅利；但在面對歷史罪責或DNA科學檢驗等質疑時，卻又選擇性以「身分不重要」或「每次選舉都要問」進行迴避。

兩人在面對二二八事件與歷史創傷的態度上，更顯現出鮮明的反差。蔣友柏過去以民間企業家立場受訪時，曾坦然表示興建中正紀念堂並不適合，對歷史創傷保持低調與個人化的反省態度，不企圖替家族進行政治洗白。

反觀身為台北市長的蔣萬安，主持二二八紀念活動時，致詞內容多將二二八簡化為無加害主體的「時代悲劇」，並嚴格將致歉限制於「台北市長」的行政身分，拒絕以蔣家後代身分承擔道德與歷史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