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世昌

最低工資連十一年調漲，月薪破三萬元幾乎已無懸念。值得關注的是今年最低工資審議會該如何決定調幅？在台灣經濟受到明顯K型衝擊之下，不同產業景氣冷熱懸殊，如何讓勞工共享經濟成果，同時顧及企業承受能力，恐怕才是考驗。

近年最低工資持續調升，背後有其必要性。物價上漲、房租與生活成本增加，若最低工資長期停滯，最基層勞工的實質所得勢必受到壓縮。經濟成長若只反映在企業獲利與資本市場，卻沒有轉化成一般勞工的收入增加，這樣的經濟成長，對多數勞工也未必有切身感受。

問題在於，整體經濟的成長，並不代表各產業都能受惠。半導體與部分出口產業受惠於AI產業快速擴張，成長動能強勁；但傳統製造、零售、餐飲及部分內需服務業，面對的卻是人力短缺、成本上升與消費力有限等多重壓力。大型企業與中小企業的體質，也同樣存在明顯差距。

如果只用整體經濟成長率作為調薪依據，容易忽略這些產業落差。對獲利能力強的企業而言尚可吸收；但對利潤微薄的中小企業來說，最低工資調升可能直接增加營運負擔，甚至影響聘僱意願。若企業再將部分成本反映在商品與服務價格上，勞工增加的收入也可能被物價上漲抵銷。

因此，審議應放在更完整的經濟指標，包括物價、經濟成長與不同產業的經營狀況。調幅應反映台灣產業景氣差異並搭配配套措施，避免薪資政策成為中小企業難以消化的負擔。

最低工資三萬元只是新起點，值得思考的是在K型衝擊下，如何讓經濟成長逐步轉化為更多勞工的所得成長。最低工資審議不只是決定數字，更是在考驗如何在提高勞工所得與維持產業競爭力之間取得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