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魏思源

近日，改編自一九八〇年林宅血案的電影《世紀血案》引發外界強烈批評。該片不僅未取得被害者家屬同意便進行拍攝，事後若僅以不知情作為理由推卸責任，實不足以說服大眾，更無法回應社會對於創作倫理的質疑，種種行徑皆顯示其在影視專業與文化倫理上的極度失格。然而，若我們僅將其視為一場公關災難，恐低估背後更深層的政治意圖，亦即這是一場披著藝術自由外衣，實則針對台灣集體記憶的認知作戰。

影像不只是藝術，更是重塑歷史認知的戰場。當《世紀血案》導演與劇組選擇在當事人林義雄先生尚在世、真相仍未明下，採取隱瞞家屬、規避社會審查的製片手段，其目的顯然已非追求真相，而是試圖建立一套足以亂真的偽史觀。面對這段至今仍令台灣社會隱隱作痛的真實集體創傷，任何有良知的公民都無法以輕鬆的娛樂心態視之，更難以理解創作者何以能如此戲謔且不嚴肅地解構這段沉重的血淚。

從該片的資金背景來看，其製作取向與特定的政治意識形態有著難以切割的關聯。這類資本在影視市場的操作，往往呈現出一種歷史虛無主義的傾向，也就是透過將威權體制的國家暴力，簡化為個人層次的刑事懸疑案，進而解構台灣民主運動的正當性。最令人不安的是，該劇本竟影射台獨先驅史明先生為兇手。這種劇情的設計，邏輯與當年情治單位散布的假情報如出一轍，意圖將威權政府的體制化國家暴力，轉化為民主陣營內部的派系鬥爭。

這種分化式的歷史改寫，正是典型認知作戰的劇本。它試圖告訴大眾，威權體制並非唯一的惡，民主陣營內部同樣嗜血。一旦這種觀點被社會默認，台灣反思威權歷史的道德高度將被瓦解，轉型正義的基石亦將隨之崩塌。

在法治層面上，雖然法律並未賦予任何人壟斷歷史詮釋的權力，但創作者對受難者的基本尊重是文明社會的底線。我們必須警覺，當影視作品淪為特定政治目的的傳聲筒時，銀幕上的每一格畫面，都是在消解歷史真相的防線。

台灣社會若對此類文化滲透保持沉默，就是將歷史詮釋權拱手讓人。呼籲文化部應審慎評估此類具有特定政治偏見、且有扭曲事實之虞的作品是否應享有公帑補助。同時，身為公民，我們應意識到集體記憶本身就是防衛民主的武器。拒看這部片，不只是保護家屬免於二次傷害，更是為了守護我們真實的、不容被惡意竄改的歷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