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民亂對唐末之影響：
一、裘甫之亂的影響：
1.江淮盜賊原先僅具騷擾性，危害的只是點，裘甫之亂則以縣為根據地，占領到鄰近州縣，危害已由「點」擴及到「面」。
2.江淮盜賊本屬小型盜賊，最多百人，裘甫之亂黨徒擴及數萬人，是晚唐第一樁大規模的動亂。
3.江淮盜賊對當時法律，多少尚存有畏懼之感，搶劫財物並不敢在城市出售，而到茶山去出售，然後恢復善良百姓的身分。裘甫之亂其黨徒搶劫財物之後並不解散，也不恢復平民身分表示對當時法律已失去畏懼之心。
4.江淮盜賊之目的僅在於經濟性的掠奪，而裘甫之亂除了經濟性的掠奪以外，並具有政治性，如其建年號「羅平」，又欲以石頭城為京師，顯然可見企圖，比一般盜賊更為震撼人心。以上參閱，王壽南著，《隋唐史》、高明士等合著，《隋唐史》、《中國歷代戰爭史》。
二、龐勛之亂的影響：
裘甫之亂與龐勛之亂的明顯差異：
1.首先是裘甫之亂其規模聲勢均遠不能和龐勛之亂相比擬，桂林戍卒之亂有朝向全國性發展的趨勢，是黃巢之亂的先聲。
2.其次裘甫之亂或屬兵變或屬民亂，而桂林戍卒之亂則是兵變與民變了合流，軍民共同叛變。不但顯示叛亂力量強大，也顯示全國上下普遍對於唐王室的不滿，此種軍民共亂之模式，成為日後黃巢之亂的先聲。
3.由於唐王室對於引發桂林戍卒之亂的政治腐敗、官吏無能、軍紀不良、社會不安、經濟及社會問題，未能深入檢討改進，遂使政局糜爛如昔，龐勛餘黨尚多，散居各地，伺機而動，潛伏著不定時炸彈，所謂「黃巢之寇起於徐方之餘」，正說明著此一現象。
4.由於沙陀精騎在靖難戰役中，表現突出，故亂平之後，唐王室以其酋長朱邪赤心為大同軍節度使，並賜名李國昌。開啟沙陀民族入主河東之機，進而形成晚唐五代時期沙陀勢力能夠左右中原政局之遠因。以上參閱，王壽南著，《隋唐史》、高明士等合著，《隋唐史》、《中國歷代戰爭史》。
三、黃巢之亂的影響：
唐朝從唐昭宗李曄文德元年（888）滅了秦宗權開始算，至朱溫廢唐哀帝李柷篡唐止（907）。期間勉強維持了十九年的國祚。黃巢禍延十餘省，直接切斷唐室江南運河的經濟命脈，沉重地打擊了唐王朝的統治。這點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外二種）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182，中有提到。『寅恪案：……除文化勢力外，僅恃東南八道財賦之供給。至黃巢之亂既將此東南區域之經濟幾全加破壞，復斷絕汴路、運河之交通，……』
唐代主要之交通運輸：財賦主要來源，既在東南，而京師在長安，自東南至長安之交通運輸至為重要。以下例可以看出其重要性。
1. 自江淮入汴入河至長安之運到：
新唐書卷五十三‧志第四十三‧食貨三載：「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含嘉倉，以車或馱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嘗十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傭錢千。民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褚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鈲於胸，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渡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
《資治通鑑》卷第二百三十二‧唐紀四十八載：「關中倉廩竭，禁軍或自脫巾呼於道曰：「拘吾於軍而不給糧，吾罪人也！」上憂之甚，會韓滉運米三萬斛至陝，李泌卽奏之。上喜，遽至東宮，謂太子曰：「米已至陝，吾父子得生矣！」時禁中不釀，命於坊市取酒為樂。又遣中使諭神策六軍，軍士皆呼萬歲。」
2. 江漢運道：
肅宗初在鳳翔，江淮租賦自江漢至南鄭，轉輸以濟軍國之用，新唐書卷五十三‧志第四十三‧食貨三載：「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泝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繇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
四、影響沙陀部落之興起：
在陳寅恪著，《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外二種）之（唐代政治史述論稿）》，頁311，中提到『寅恪案：唐中央政府戰勝龐勛、黃巢，實賴沙陀部落之助，蓋府兵制度破壞已久之後，舍胡兵外，殆不易得其他可用之武力也。……』蓋沙陀兵乃沙漠民族，體格驍建，慣於馬背生活。遭遇此種鴉軍無不潰敗。
李克用（856年至908年），沙陀族人，唐末最強大的軍閥之一，後被唐朝封為晉王，是後唐莊宗李存勗之父。本姓朱邪，其父朱邪赤心因鎮壓龐勛兵變有功，受唐懿宗賜姓名為李國昌，因此克用亦以「李」為姓，李克用是其第三子。15歲即從軍，後來被任命為沙陀副兵馬使。878年，當年饑荒，漕運不繼。大同防禦使段文楚大量縮減軍士衣物和米糧的供應，而執法嚴厲，士卒怨恨。李克用為下屬所擁，殺段文楚而起事。880年，再殺河東節度使康傳圭，佔領太原，不久為唐軍所敗，與父逃入韃靼部落。881年，唐政府赦李氏父子之罪，命李克用率沙陀軍南下助戰，以鎮壓佔領兩都、稱大齊皇帝的黃巢。途經太原，因無法得到犒賞，遂縱容沙陀軍剽掠河東百姓，不久北返，並繼續不斷剽掠北部邊境一帶。882年，李克用第二次受詔勤王，此次沙陀軍南下，正式面對黃巢齊軍。883年，屢敗黃巢齊軍，黃巢退出長安，由於李克用在長安收復戰中功勞最大，因此被命為河東節度使，河東也成為他後來的根據地。其時黃巢兵勢仍強，宣武節度使朱全忠等各鎮皆無法抵擋，遂請河東軍來援。884年，李克用再自河東南下大敗齊軍，最終使得黃巢在狼虎穀自殺。唐昭宗時期討伐李克用失敗後於，西元923年，李存勗繼承其父李克用遺志，滅「後梁」，改稱「後唐」。
五、影響大白高國（西夏）的起源：
黨項羌族的拓跋思恭因協助唐平定黃巢之亂，而被賜國姓李（西元881年），封為夏國公、夏州節度使。拓跋思恭兄弟的後代李繼遷、繼遷子李德明，再經德明子李元昊於宋景佑五年（1038），稱帝，都興慶（今銀川市），建國號大夏。（拓跋乃五胡十六國之鮮卑北魏國姓，因此亦有一說謂黨項族可能為鮮卑族之後裔）
宥州刺史拓跋思恭，本黨項羌也，糾合夷、夏兵會鄜延節度使李孝昌於鄜州，同盟討賊。奉天鎮使齊克儉遣使詣鄭畋求自效。甲子，畋傳檄天下籓鎮，合兵討賊。時天子在蜀，詔令不通，天下謂朝廷不能複振，及得畋檄，爭發兵應之。賊懼，不敢複窺京西。《資治通鑒‧第二五四卷》
黨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也。魏、晉之後，西羌微弱，或臣中國，或竄山野。自周氏滅宕昌、鄧至之後，黨項始強。其界東至松州，西接葉護，南雜舂桑、迷桑等羌，北連吐穀渾，處山谷間，亙三千里。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辭氏、房當氏、米擒氏、拓拔氏，而拓拔最為強族。……。《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列傳第一百四十八‧西戎。
六、朱溫篡唐：
影響唐哀帝天佑四年（907年）宣武節度使朱溫篡唐，建國號為梁，史稱後梁。唐朝滅亡，進入五代十國。
第八章：黃巢之亂對後世之影響：
一、行為方面：
1. 在中國大陸對於農民起義或稱農民戰爭一詞而言，算是一個具有廣泛應用的術語，“起義”二字含有褒獎之意，比較著重在政治正確。通常意味著農村或農業人口的暴動，反抗既成的秩序或建制，指大多由農民為了生存，宗教，異族壓迫等原因大規模反抗國家的戰爭。
西方的農民的暴動不以推翻君王為目標。歐洲歷史上農民的暴動是很常見的，農民反抗地主和農奴制度，包括1358年法國的紮克雷的暴動，1381年英國農民的暴動，1524年到1526年德國農民戰爭和1573年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農民的暴動。
2. 《水滸傳》在中國大陸曾被歸類為農民起義小說。在施耐庵的《水滸傳》文化圖書公司，第三十八回，頁366，第三十八回中。宋江在潯陽樓上倚闌暢飲，感恨傷懷，寫出了《西江月》，又題寫了四句詩，「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漫嗟籲，他時若遂淩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
水滸傳被視為忠孝節義情節的小說，個人以為不當，簡單的說其中不乏雞鳴狗盜之徒賊性不改，並非出自真心為國為民，況且領袖宋江等領導階層的心態與手段都是十分令人可議。在清朝俞萬春著的《蕩寇志》提出相當的反證。視為農民起義英雄更是不妥。近年來大陸學者有些學者持與本人相同看法。
3. 細觀黃巢以後的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毛澤東等人起事模式，都以朝廷腐敗，官逼民反，人民應當起來革命為號召，挾著廣大民眾的民意，完成當皇帝的千秋大夢。也可說是給後人提供起事時，在政治、軍事、宣傳等等經驗上的學習範本。
『裘甫、王仙芝、黃巢，皆有一共同之方略，即利用飢民、流民對官吏之憎惡，及社會不安等因素起兵。獨龐勛乃利用軍心之怨憤，迎合戍卒亟欲北歸之眾情，而又以利害煽動之，如其在徐城對戍卒之宣言，一則曰：「吾輩擅歸……至則支分滅族矣。」在則曰「丈夫與其自投羅網為天下笑，曷若相與戮力同心赴蹈湯火，豈徒脫禍，兼富貴可求。」三則曰：「城中（指徐州城）將士皆吾輩父兄子弟……彼必響應於內矣。」』《中國歷代戰爭史》
《新唐書•列傳第一百五十下•逆臣下》載：「仙芝妄號大將軍，檄諸道，言吏貪沓，賦重，賞罰不平。」一在利用天災，號召飢民及流民。一在打擊離間唐朝諸藩鎮及地方將帥之心理。
二、軍事方面：
1.唐室實亡於黃巢民變。黃巢的征戰方式直接影響了李自成、洪秀全、石達開、蔣中正、毛澤東等人，帶給了後代軍事戰略上莫大影響。例如：毛澤東受黃巢手段的啟發，擅長利用假和策略談談打打。除習用黃巢作戰方式外，也吸收孫子、成吉思汗大迂迴戰略特長，促使運動戰的形成。
2.運動戰是一種軍事作戰方式，依託較大的作戰空間來換取時間移動兵力包圍敵方，以優勢兵力速戰速決。最早系統提出該作戰策略及具體要義的是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期間廣泛地採用這種作戰方式。一些軍事評論家將這種戰術效果簡稱為「在運動中消滅敵人」。實際上遊擊戰與運動戰各不相同，最大的區別是對戰爭的影響：運動戰是利用大兵團伏擊消耗有生力量的一種決戰方式，對戰場的形勢有較大的決定性；而遊擊戰則是小規模部隊的襲擾，一般多為主力決戰前的戰術性準備，對戰局的影響一般不大。並且遊擊戰本身調用的戰鬥力量很少，因而在機動靈活、時機選擇上要比運動戰方便很多。
3.蒙古兵學中的大迂迴戰略，是成吉思汗自己領悟並使用，及其子孫們在長期的征戰中所形成的作戰韜略之一。大迂迴乃是進攻部隊避開敵之整個防禦體系，向敵之翼側或後方實施遠距離機動而形成合圍態勢的作戰行動，是戰略追擊的最高階段。大迂迴戰略的突出特點是：它不以擊潰敵人就算達到戰爭目的，而是盯著敵人的後方，出其不意地向敵人的深遠縱深大膽穿插、分割，以左右包抄的方式，將敵人包圍，不給對方留下一條逃生的出路。即使留有一條生路，那完全是一種戰術運用。這種大迂迴戰略，與古代其他軍隊的進攻方式大相徑庭，它不直接對敵列陣挑戰，而是更講實際，手段更隱蔽。並力圖在使用力量之前，先施計謀將對方制服，孫武在《孫子。謀攻篇》就有「十則圍之」的論述。與《始計篇》一般稱之為“詭道十二勢”思想一脈相承。「大迂迴」戰略的成功條件：（一）最高軍事統帥智慧與膽量的發揮。（二）速度與奔襲戰術的靈活運用。（三）大縱深作戰營造有利戰機。（四）變迂（誘敵）為直（進攻）的作戰方式。（五）獨特後勤支援與相關政略配合。【註8】
註8：呼和浩特著，《大統帥成吉思汗兵略》，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1年、著《蒙古族古代戰爭史》，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年。
三、文化方面：
1.對客家籍祖先的五次的遷移因素中的第二期：
第一期：東晉時代，受五胡亂華影響，由中原遷至河南湖北之南部、安徽江西沿長江南北兩岸、北至江西贛江之上下游一帶。由西元317年至西元879年。
第二期：唐朝末年，受黃巢之亂影響，由第一期舊居再遷至安徽南部和江西之東南、福建之西南、廣東之東北邊界。由西元880年（唐僖宗）至西元1126年（北宋欽宗靖康之年）。五月節（端午節）客家人是稱「走黃巢」（避黃巢之意），不說紀念大詩人屈原，而是紀念黃巢之亂時，一個客家村婦捨己子護夫兄之子，令黃巢感動而網開一面，不殺福建寧化縣石壁村的居民，變成後世客家人在端午節懸掛黃葛藤的由來。
據說在黃巢入侵之前，有一位客家婦人帶著二個小孩子，逃難住在寧化縣石壁村。黃巢入侵那一年的 五月五日，石壁村人心惶惶，這位婦女的行勁更是非常怪異，竟然背著比較大的孩子，卻牽著幼小的孩子出門，而且在路上竟然面對面見到黃巢。黃巢見了她帶孩子的方式，覺得好奇心，問她為甚麼這樣做。
這位婦人家卻有眼不識泰山，不知道對方就是黃巢，所以回答他說：「這個年紀大的孩子是我的姪兒，因為他已經沒有父母，恐怕被黃巢殺死，斷了香火，所以把他背著。這個年紀小的是我的孩子，所以牽著走路。」
黃巢聽了大受感動，喚醒他心底深處殘存的人性，安慰她說：「不要怕！妳趕快回去，把黃葛藤掛在門口上，就不會受害。」並且又發佈軍令，凡是遇見門口懸掛黃葛藤的人家，都不准殺戮。這一位婦女回到石壁村，思前想後，終於知道，她在路上所遇見的就是黃巢本人，趕快取了許多黃葛藤掛在村口。後來，黃巢軍隊入侵的時候，果然不殺他們，保全了整個村人的性命。後來的人，就把這個地方叫做「葛藤坑」，並且每年到了這一天（ 五月五日），都把黃葛藤掛在門上，蔚為客家人特有的端午節習俗，直到如今一直被客家人傳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