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紀法國哲學家盧梭的社會契約論一書中，他提出「總意志」(general will )概念。也就是人們作為一個整體時的意志。這個概念似乎很容易理解，細思之卻又很難理解。因為盧梭還認為「總意志不等於過半數人的意志，甚至和全體公民的意志也不是一回事」。

 

我們不難想像社會像是一個有機體（譬如一個人），再想像總意志就是這個有機體的意志。但是，它又為什麼不等於多數人的意志呢？又為什麼連全體的意志也不等於這個總意志呢？關於這個問題，盧梭自己似乎也還沒有完全釐清，所以留下許多的疑問、困惑。

 

有人嘗試把這個總意志想成像是地球的引力，而把個人的意志想成是地球的各個小部分的引力。各小部分的引力也許會互相抵銷，但是作為整個地球的引力卻不會歸零，它會作為一種單一的力量起作用。這個單一力量即接近全體的共同利益。也所以，盧梭認為總意志總是正當的、是有利於公共利益的。

 

即使我們這樣來理解總意志，其實也還未必就充分認識什麼是總意志。甚至我們也還不確定這樣的概念是否值得保留作為學術概念。不過，我們確實可以從這裡繼續延伸討論，擴展我們對社會的認識。

 

19世紀末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幹可能是受到盧梭思想的影響，也提出了「集體意識」(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概念，也就是一套由集體所共享的信仰、觀念與道德態度，可促進社會團結為一整體。愈是傳統的社會，這種集體意識就愈強烈，所以成員在思想、感情上就愈同質。現代社會的集體意識較為鬆弛，所以能容許個性的開展。涂爾幹並強調，集體意識會凝成一種像是有自身生命的系統，有其自身的發展邏輯，不同於個別成員。

 

就像盧梭強調總意志不同於多數意志（甚至全體個人意志）那樣，涂爾幹也強調了集體意識不同於多數個人意識。

 

上數的說法造成理解上的困擾，但是卻沒有引起太強烈的反駁。似乎學者們也認為，的確有某種屬於整體的意識狀態，不同於許多個別成員的意識狀態的總和（或平均），在性質上、在發展邏輯上皆相異。

 

其實只要再向下做概念解剖，上述的疑惑應該不難解除。

 

我們不妨將集體的意識也視為是結構性的事物，也就是一種意識結構。當然，這個意識結構不是屬於個人的，而是屬於社會整體的。那麼，究竟有沒有屬於社會整體的意識結構呢？我以為，文化就可以說是這個社會整體的意識結構。重要的是，稱之為結構，意味著它有繁複的構成元素，而且這些構成元素是以特殊的方式結合起來，是一種有機的組合。作為有機的組合，暗示結構的各部分往往會互相支援，會修補、回復某部分發生的改變。

 

那麼，我們是否應該將文化就視為社會的集體意識？這真就是同一回事嗎？

 

我想，兩者間確實具有高度的重疊性。但是，卻仍然不宜直接等同。首先，畢竟文化作為更常使用的概念，又有許多添加的解釋，乃至被特定價值或集體經驗所強調的意義。就好比我們有文化部，但是我們的文化部的文化其實有著特定的指涉意涵（譬如片面強調文學、藝術）。所以，文化只是幫助我們理解集體意識的方便法門，我們卻不必執著於文化與之對等的說法。

 

撇開文化的類比，作為整體意識結構的集體意識是否當然挾帶正當性？它又怎麼被我們所覺知？

 

依照涂爾幹的說法，集體意識顯然未必具有當然的正當性，這一點使他的集體意識概念不同於盧梭的總意志概念。在他的討論裡，傳統社會裡的集體意識有可能較不合理、不人道，較傾向以嚴峻的懲罰來對付違反集體意識所定規範的行為。而從今人的眼光來看，傳統社會裡的集體意識很多都並不適當，應予修改。反之，現代社會裡，集體意識有可能趨於渙散，未能建立穩固、適切的集體規範，以致社會陷入脫序(anomie)。從而，什麼是正當的、符合普世應然原則的集體意識，還是待開展的議題。

 

集體意識如何被覺知？照說應該不會是問題。它自然就會被表述成為輿論或顯性文化，並被覺知。不過，實際上，它卻也可能是個問題，甚至是嚴重的問題。

 

集體意識的覺知會成為問題，最可能的情形是與社會變遷有關。從而，集體意識可能不再純粹、單一，不再具有高的內在整合性。所以，某種與主流的集體意識相扞格的新的、局部的集體意識有可能壓抑、扭曲原有較具整合性的集體意識。西方的現代化過程就可能使晚近的西方社會陷入集體意識迷亂的狀態，從而也就難以辨識主流的集體意識究竟為何。它未必完全消失，也未必完全失去作用，只是更容易被扭曲或壓抑。

 

譬如以德國納粹執政時期來說，德國作為一社會的集體意識為何？是要屠殺、消滅猶太人這樣的集體意識嗎？很可能不是。即使真有持這樣想法的人，他們應該也未必是多數，他們的想法也不是最核心的集體意識內容。但是，那又為什麼會發生大屠殺呢？大屠殺的行動與集體意識之間又是什麼關係呢？

 

這裡的困擾問題或可促使我們對所謂集體意識概念再予分化。顯然，一種較表面化的集體情緒與作為文化核心的價值系統及其核心價值有可能彼此相扞格，至少並不是一種有機整合的關係。集體的仇恨情緒是屠殺的主要動力，這部分應該也是集體意識的一部分，也可能包含某種價值觀念，但是與經由更長期磨合而形成的文化價值系統及由此凝鍊出的核心價值卻可能並不相容。在德國的文化價值系統裡，能容納將屠殺合理化的論述空間必然很有限。如果當時有一種將屠殺行動合理化的價值，這種價值應該與其文化價值系統及其核心價值大體扞格難合。只是，在短期間，集體的激狂情緒蓋過了價值系統的引導力道，也帶來了巨大的悲劇。

 

中國大陸的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也是在社會劇烈變遷過程中出現的大悲劇。在當時，人們似乎都成為意識極度左傾的行動者，人民公社要將中國人導向違反家族主義傳統的方向，竟然也就毫無困難地成為了全國性政策。在1959年夏天的廬山會議上，儘管有彭德懷對政策方向提出質疑，但是在兩千人的會議上也只是一點小小的波浪，毫無扭轉乾坤的可能。然而，實際上，中國人豈又真能輕易拋棄家族主義傳統？實際的結果就是導致大飢荒、餓死許多的人。文革說是要破舊立新，結果導致大量的文鬥、武鬥悲劇。劉曉波說那是惡劣中國文化傳統的顛峰表現。這樣的鬥爭行動顯然也更多是一時集體情緒，而非主流文化價值系統及其核心價值的具體展現。大躍進得以成為政策，文革得以掀起大風潮，是因為毛的崇高聲望，也因為許多人民也相信革命是正確的路線，而革命就應該要推翻傳統。至於與文化價值系統及其核心價值相悖的意義與可能結果，則暫時是被集體所忽視，或者說，還無心去做較深刻的討論。

 

由此可見，短期性的集體情緒與文化價值系統及其核心價值之間是有可能存在扞格。前者的形成有更多短期的外因，而後者比較是長期積澱的較具整合性觀念。但是，後者有時候可能被淹沒在集體的情緒狂潮之下。而其中，偏傳統性的文化價值系統及其核心價值可能漸漸被質疑而失去權威地位。而集體的挫敗感則更可能激起集體情緒，並反對這種文化價值系統或其核心價值。

 

只是，短期集體情緒所導出的行動有可能在長期的反省中再度被批判。就像文革被視為「十年浩劫」，納粹大屠殺更被視為絕不可再的歷史性錯誤。最後的判決標準還是來自文化價值系統與其核心價值，及與其較可相容的跨文化價值尺度。

 

與傳統文化緊密結合的價值系統，是否當然具有正當性？是否就應該被維護而不應該被改變、修正？答案當然是否。不過，要改變既成的價值系統，顯然不容易。更常見的情形是嘗試改變的力量最後被維護傳統的力量所壓制或吞噬。要嘛就是雙雙都有所調整，只是調整方向未必如改革者所願，甚至可能是兩敗俱傷。如果我們把這種知識視為已知，改革者似就不宜抱著信念倫理的態度，堅持一己所認為的絕對真理，總是一往無前。而應該做更深刻的思考，並採取更考慮周延的、負責任的改革策略。如果是要把既存的價值系統當做被改革的主要對象，那更要審慎，因為它的抵制力絕對不可輕忽。也就是說，改革最後挫敗的可能性極高。而且，究竟是既存價值系統有問題，還是可能基於一時激情所擁抱的價值才是真理，究竟什麼樣的改革方案才最合理，答案未必當下可知。而改革挫敗所付出的代價卻很可能是龐大、沈重且打擊面極廣的。

 

當前台灣的台灣獨立運動可能也反映某種程度的「短期」集體情緒，這股集體情緒大體以民運、民意的形式表現。可能也因為能夠用這種方式顯現，所以它比較不會直接採用暴戾的手段。但是，它是否與既存文化價值系統鑿枘相合，則還有待檢驗。

 

說它是集體，因為它反映的似乎確實是多數民意；說它是情緒，則因為它存在明顯不合理處。譬如將佔領立法院、行政院的行動視為正當，又譬如當前的反中親日背後的認同心態。

 

僅是反中親日，未必就不合理。但是，背後一種否認自己與中國的親緣關係的心態就很突兀（註一）。再者，親日親到不准對日本有任何抗議；抗議日本非法逮捕台灣漁民的行動，變成是馬總統個人的罪狀，而且由前國民黨發言人（楊偉中）出面控訴馬總統。這就是突兀之處。

 

當然，再怎麼突兀，這些也仍然是民意、輿論，所以也屬於集體意識的一部分。只是，這種輿論、民意很可能只是集體意識的表層，而非核心的文化價值的展現結果，甚至可能與核心文化價值相扞格、抵觸。

 

如果是相抵觸的，是不是會有反彈的力道？當然有，的確有人強烈批判上述的行動與心態。但是，就好比像文革的時候也有人批判大躍進與文革的作為一樣，在當時，這種聲音微弱到幾不可聞，今天這種批判台獨或其具體言行的聲音也沒有足夠多的人聞問。

 

只是，表淺的、激情的民意，往往很難在最後獲得文化價值系統及其核心價值的支持。也就是說，最後，它很可能是被文化、被集體意識中的較深層的核心價值所否定。但是，這種否定其實常是通過苦澀的過程，是在付出極大的痛苦代價以後才獲得的結果。

 

當下的民意、民情可能只是集體意識中的表層，而與較核心的文化價值系統相扞格。這樣的問題是有可能發生的。在一定程度上，這是社會作為一個有機體的一種自我否定的狀態，從而往往以悲劇的形式進行。如何能讓表層的集體意識與深層的集體意識更趨一致？如何讓民意更出於對深層、核心的集體意識的清楚認識？如何減少民意與價值系統及其核心價值的扞格？這應該是我們大家為了維護集體最大福祉所需要做出的思考努力。

 

 

註一：

此處說兩岸間的親緣關係是籠統的說法，是指兩岸間在包括血緣與文化等方面的親近性。而如果是要主張台灣獨立，其實與兩岸是否有親緣關係並無邏輯必然關係。也就是說，即使有親緣關係，台灣也可以主張獨立。反之，沒有親緣關係，也未嘗不可統一。為了主張台灣獨立而否定兩岸間的親緣關係，既背離事實，可能也反映一種勉強的、不踏實的心理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