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我把「藍營」一詞特別加上括弧，是因為這個詞其實是個模糊不清的概念，它可能是指支持兩岸統一的國家認同立場的人，也可能是指持續支持國民黨或由國民黨分裂出來的政黨的人。而「支持」如何定義？「持續」又是指多久的期間？親民黨是否屬於藍營？現在的國民黨是否主張統一？這些問題都很難有明確的答案。所以，究竟什麼是「藍營」，就仍然是個模糊概念。

在以下的討論裡，我比較採用第二種含意的藍營，就是持續支持國民黨、新黨與親民黨的人。當然，這裡仍然有模糊不清之處，只能在討論中必要處再做釐清。

為什麼選擇第二種含意？其實第一種含意（主張兩岸統一）應該比較具有核心意義。我的理由正是在於統一政策的趨於模糊化。而這也可能正是造成藍營分裂的主要因素之一。以下就先從此處試論藍營分裂的成因。

一、國家認同的模糊與分裂

馬總統上台後，就宣布了三不政策，其中有「不獨」，但是也有「不統」。嚴格來說，這兩者互相矛盾，如果還能結合，可能是因為其中有一項或兩項政策是暫時性的。譬如說，它是指暫時不統，但永遠不獨；也或許是說，暫時不獨，但永遠不統。當然，也可能是指：暫時兩者都不，至於長期如何，則待時而定。

後面的這幾種可能，究竟答案為何，馬政府似乎沒有明白交代，但卻是很重要的議題。我以為，正因為沒有明確交代、沒有明確方向，實際結果是任隨民意的自行流向。而後者卻是明顯偏向「台獨」一方，因為「土著化」的自然時間效應，以及對抗中共與中國大陸之集體意識隨著中國大陸的崛起與兩岸交流頻繁而持續發酵。

一些民調資料顯示，台灣現在傾向終極獨立的人約佔人口的七成，而另外三成中，多數人似乎是不確定立場。換言之，終極統一的人已經是明顯的少數，約僅一成。這一成大體屬於深藍。

所謂深藍人士是否仍然支持國民黨、支持馬總統？在選舉中是否票投國民黨候選人？看起來並不一定。他們中可能有些人覺得馬總統並不夠統，又太討好綠營。他們也可能覺得新黨比較藍，又或者覺得親民黨候選人比較有能力。這大概也就是軍眷村票是否生鏽的疑問來源。

如果七成台灣民眾傾向終極獨立，那麼，大體偏統的藍營當然就會大量流失基本的支持者。我猜想，這也就是宋楚瑜選舉三連敗的基本原因。他很能幹，但是既失去國民黨的組織支持，又缺少民眾因為統獨立場一致所帶來的支持。

近年，國民黨在統獨立場上顯得曖昧。我估計，這有兩個原因，一是台灣內部統派已經是少數，國民黨若高舉統一旗幟，將很難獲得多數台灣民眾支持；再者，美國方面大概對此也有底線。但是，這種曖昧本身就是造成分裂的部分原因。

當初集思會出走，應該就是國民黨（在台灣）第一波分裂的開始。集思會幾乎都是本省籍，可能內心深處偏向台獨。所以他們日後很多人都加入了台聯。實際上，國民黨內應該還有不少傾向終極台獨的人士，他們當初加入國民黨，也許是出於個人現實生活、就業及升官等的考慮，但也許是出於認為國民黨政策務實、對台灣發展總體有利的思維。只是，這些人與國民黨內的典型外省掛心態始終有扞格，不免在實際行動中出現摩擦。馬王之爭，很有可能就與此有關。對王金平來說，民進黨很可能不是政敵，而是合跳探戈舞的對方，沈浸在和諧的舞步中，乃不知對方是隨時會走向殊途之人。重要的是，他個人很可能並不認為雙方有殊途的問題。

國家認同方向的模糊，其實背後反映的是處境的複雜與困難。不但是台灣民眾內部就有統獨分歧，更重要的應該是國際的處境。中國大陸固然強烈要求統一，並用各種不同軟硬手段想要達成目的。而美國卻也強力介入，阻擋兩岸統一的可能。台灣不僅是美國在戰略部署上防阻中國勢力擴張的第一島鍊，同時可能也是一種象徵：美國鼓勵開放、進步與普世價值，各國如果維持親美路線也就能迎來開放與進步，反之則可能是封閉與落後。就後者而言，獎勵親美的台灣，也就是獎勵各國走親美路線。很可能，西方普遍的態度都偏向鼓勵台獨路線，甚至嘲笑統派路線的愚昧：竟然還有人願意接受中共的統治？台灣內部的台獨路線受到美國與西方的鼓勵，氣勢更盛。

我不確定馬政府的統獨立場究竟受到美國方面束縛到什麼程度，但我估計程度遠超過我們一般人所能想像。2009年，陳水扁曾在其向美國軍事上訴法院所提出的一分訴狀中「請求」美國承認他是「美國軍政府代理人」，這個行徑雖然荒謬，但美國扮演老大哥角色卻很可能是事實。也所以，馬政府在美國的壓力下很難明白宣告長期統一的大方向。從而，部分深藍人士遂棄國民黨而就新黨，甚至投向中國大陸懷抱。其他人雖然可能不會像深藍人士對統獨模糊有如此強烈的反應，卻也可能改變因為統獨立場而認可國民黨正當性的態度。至於國際處境艱難、兩岸政策動輒得咎的困境問題，一般民眾可能並不太會去做全方位的周延思考而能多所體諒。

二、社會正義的再建構

社會（不）正義的議題無所不包，不過，通過社會建構過程，不正義的議題會集中於某些重點，且有系統性歸因層面。以當代台灣來說，不正義的主要議題可能包括二二八、白色恐怖，以及國府對外省籍與軍公教優惠的政策等歷史性議題；當然，當代的政策議題更為廣泛，兩岸、就業、食安、污染、核電、軍隊、司法…，幾乎無一不成為與社會正義攸關的爭議。而重要的是，批判不正義狀態成為當代顯學。這是個社會正義再建構的時代，凡既存體制與其衍生事物皆可認定為不正義，而多數人往往接受這樣的判斷，因為否定前期的建構很可能是當代多數台灣人的集體心理傾向。

有些人持續否定國民黨政府在台的一切作為與政策方向，這種人一般屬於深綠。本文的討論範圍不包括這種人。比較要緊的是有些人或群從認定國府的（基本）正義性或默允其行徑轉向積極否定，從而改變其政黨與政策支持立場。對這種人來說，可能主觀上自認為經過了思想啟蒙的洗禮，終於有了正確的認知與正義判斷。從而，積極顯示其新的政治立場。譬如有些人樂於公開指摘當年國民黨抓兵、抓伕的「窮惡至極」的行動（名嘴朱學恆批713事件用語）。至於如果不抓兵、抓伕，整體後果如何則置諸不論。

部分人嚴厲批評國府當年優惠外省人而相對剝奪本省人的政策「偏向」與「不公」。這種偏向大體應該是事實。但是，如果當年來台的外省人不多得些政策照顧，他們作為初來者兼逃難者如何能存活，恐怕會是很大的疑問。而他們（特別是軍隊）如果因為難以存活而再起譁變，台灣難保不也淪入共產黨之手。而軍隊以在前線為國犧牲的風險為代價，讓家眷獲得一些政策照顧優惠，其不正義性究竟有多大？至於另外一些真正享有特權的人畢竟是少數，也未必不在歷史淘洗中獲得報應。

前期的政策「不公」，如果是由那些受剝奪的人出來表達抗議，甚至尋求實質補償，堪稱合理。但是，部分外省人現在以「公正超然」姿態痛罵國民黨政府當年的「惡劣」行徑，不但是對當年的不得已處境與舉措太少同情，似乎還有點得了便宜又賣乖的況味。 

本文主旨並不在為國民黨進行辯護。但是，上述的辯護性言詞更多是要凸顯：對國民黨的批判所連結的時空與意義脈絡似乎是有問題的。但是，這樣的批判意識卻足以促成國民黨與藍營的分裂。民主轉型與媒體自由化加速了這樣的分裂。而分裂出去的人並未必充分意識到促成分離的真正因素，而是主觀地將立場漂移給予合理化。

在當前台灣民眾對於社會正義的再建構過程裡，國民黨政府基本上是被否定的一方，也因此漸失去其支持群眾。不過，在這種思想轉變的大潮流中，也許應該特別區辨三種人的不同反應模式。首先是一些本省人，他們早先可能接受了國府的觀念灌輸，而接受國府統治的正當性。但是，隨著威權體制解體，國民黨的思想控制逐漸失效，國府曾經的一些惡蹟劣行被不斷放大檢驗，形象也不斷被醜化，這些人的政治支持立場與統獨立場也隨之改變。其中的一些政治熱衷者可能轉向較為徹底，譬如從淺藍變成極綠。不過，另外的多數人雖然可能逐漸轉向主張終極獨立，卻可能維持所謂中間選民的立場，而視情況決定具體支持對象與議題立場。後面這種人比例其實不低。過去，藍營的得票很可能相當程度依賴這些人。但是，這些人已經不再是國民黨的忠誠支持者，所以，候選人的個人形象與政績日趨重要。

2008年以來的經濟不景氣，以及一系列食安、氣爆等具體問題，顯然會影響上述這些人的支持傾向。而隨著他們支持態度的轉向，選情也就會出現大幅改變。藍營逐漸失去了這些曾經的支持者。只是，這些人的轉向，他們自己主觀上大概會認為只是對象表現的問題，而比較不會意識到自己跟隨板塊漂移的作用。

因為有上述這種人的立場轉變，如果從藍營立場看，未來選舉的大趨勢可能是不易樂觀的。雖然上述這種人往往政治立場並不特別鮮明，因此常是易被忽略的一群，但是他們的人口比例其實不低。他們不是屬於顯著少數(significant minority)，而比較像是沈默的多數。

再說到藍營中的外省人。在傳統明顯偏藍的外省人中，一直有一小群自由派人士，譬如胡適、傅斯年、雷震、費希平、楊國樞、胡佛、李敖…等人。他們常扮演批評執政者的角色。早期的自由派，比較需要付出批評執政者的代價。隨著解嚴與民主化，晚近的自由派比較不會為批評執政者而受到打壓，而媒體的自由化則有利於批評者獲得聲望。從而，明顯會有更多人樂於擺出自由派、批評者的姿態。晚近的自由派可能藍綠兩方都批，以彰顯其客觀、超然的地位。他們有時候仍然會支持國民黨候選人，譬如馬英九第一次選總統的時候，這些人中可能有些人就投下了支持票。但他們不再是國民黨的死忠支持者。反之，如果藍營執政群體有什麼被認為不正義的措施，他們可能比其他人做出更嚴厲的批評，因為他們絕不吝於凸顯自己正義代言人的角色。也或者，有些外省人抱著「原罪」心理，而對與外省人淵源較深的藍營抱持格外嚴厲的批評態度。重要的是他們實際上逐漸漂離藍營板塊，形成另外一種政治立場。廣義而言，他們也可算是中間派。這種中間派比較不是既存的類屬，而是新生事物。而他們的出現，同樣也意味著藍營的分裂與衰頹。他們對於藍營的批評，由於其與藍營的淵源背景，故常有較強的視聽效果。

另外也有些外省人在整體正義再建構的過程中，直接轉為綠色，甚至成為國民黨的忠誠敵對者。這種人在外省二、三代中，人數明顯漸多。譬如鄭南榕、廖中山、陳師孟、林向愷、鍾佳濱、謝志偉、段宜康、陳立宏、王定宇…等都是。他們不僅偏獨，而且批藍、反藍甚力。有了這些人，藍營幾乎不需要其他的政敵。以陳師孟為例，其祖父與國民黨有特殊淵源，他的反藍立場也就特別有象徵意義與說服力。另外，還有像賀陳旦、林全等人，政治立場較不強烈，卻也明顯親綠。

依上面所述，如果說現在的國民黨幾乎是眾叛親離，或許不為過，連那些當年跟隨國民黨來台灣的外省人的子弟，都有許多人反對國民黨，而且主要是因為國民黨的過去「罪孽」，而非出於晚近馬英九個人的因素。也許，馬總統其實是延續國民黨統治權的一個奇蹟。

有外省背景而親綠、反藍，或許還有一種狀況值得一提，可以藝人于美人這種人為例。名義上，他們也可算是外省人，因為他們有個外省父親。但是，他們的外省聯繫卻很少，因為他們實際上與本省母親及其家族成員有較多聯繫。部分外省老芋仔狀況窘迫、勉強成家，卻因故難與家人維持緊密關係。他們的子女勉強可歸為外省二、三代，卻與「外省」沒有太多聯繫，而對國民黨或藍營也少有情感牽繫與忠誠。再者，那些居於較底層的外省二、三代，部分因為階級因素而承受到相對被剝奪感，因而有些人在社會正義再建構的過程中更易轉為國民黨的批判者。這類型的人常與外省親緣薄的人有交集。

父祖跟隨國府來台的外省二、三代，作為國民黨的批評者，部分意義或在於能跳出出身框架，從事客觀、公正的批評。這種行徑可能有助於促進社會正義。但是，有些批評卻也可能落入廉價正義的格局，所謂正義可能只是取決於多數意見與簡單邏輯，用現今的合理、人道行動標準來批判當年的國府舉措，而對於國府當年的處境卻缺少必要的同情。簡單說，1949年前後的台灣，風雨飄搖，極可能也隨大陸其他地區一樣陷入共黨統治。沒有人能保證可以抵擋住共黨侵台。在這樣的背景下，為增兵力與軍事資源，也為減少內部分化，國府採取了較極端的、威權的，甚至不人道的一些措施，而這些措施在今天比較沒有國防危機意識的時候，卻被拿人道標準來批評。

同屬於由國民黨分裂出去而批判國民黨的一類，有些人是政治權力鬥爭的直接涉入者。宋楚瑜是一典型範例。他脫離國民黨，另組親民黨，稍後甚至表示親民黨並不屬於藍營。他可能是因為政治權力鬥爭的理由而離開國民黨。但是，一旦脫離了國民黨，他也會通過社會正義再建構的過程來合理化他的離去與批判國民黨行徑。事實上，宋並非來台外省國民黨人造成藍營分裂的第一例。之前，新黨已經脫離國民黨，並自居於「正藍」。所謂「正藍」，寓意也在批判國民黨的正當性。只不過，這種批判比較不是關乎過去的不正義，而是著眼於國民黨後期的變遷，譬如從李登輝執政以後的國家認同方向問題。總之，那也同樣帶來藍營的分裂，國民黨也因此而板塊縮小、變弱。

三、民主轉型中各群體的不同反應

台灣在解嚴後加速走向民主化。民主化帶來的影響對不同的群體可能並不相同。民主化就像打開潘度娜的寶盒，裡面會跑出許多不同的事物。值得注意的是：民主化可能對綠營與藍營起著不同的作用。

媒體可能是對民主化反應最強烈的一類。媒體隨著民主化而變得多元、小眾化，而且言論自由尺度極度放大。其中，綠媒的變化幅度又遠超過藍媒。藍媒實際上是快速式微，而綠媒則有明顯增長。這可能與其潛在的喜好閱讀族群人口數量有關。媒體的變化當然可能影響一般民眾的政治立場偏好。據說，一些地方性電台就對地方選情影響極大。綠媒的增加也擴張了綠營的板塊。

更重要的是，綠營似乎因為民主化與媒體自由化而更趨於凝聚。這種凝聚在台灣南部的農業縣分最為鮮明。他們在思想與資訊控制解除以後，以一種類似命運共同體覺醒的形式形成一種高度凝聚的集體意識。這表現在投票的集中與支持態度的一致上。

反之，類似的「覺悟」卻可能使藍營走向分裂。譬如部分較下層的外省人，因為階級意識覺醒而開始批判國民黨政府。當年的外省較低階老兵被認為是被國民黨利用後拋棄，是被不人道對待。這種說法暗示，另外有一群高階特權份子，享受著榮華富貴，因此是底層民眾的階級敵人。只是，我們即使看白先勇等人的著作，也不太能看到特權的清晰影像。趙寧先生當年以將軍之子的身分留美，但是卻留下「趙茶房」日記的故事。蔣家子弟或許是最極端的特權份子，但是，我們看到的是他們家第三代三兄弟令人欷噓的下場。至於宋家，似乎早已淡出台灣。關於特權的想像，是否被先定的階級意識所誇大？資源分配不平均當然從來都是事實。但是，它應該作為對國民黨否定評價的主要依據嗎？畢竟，在兩蔣時期台灣的貧富差距是相對較低的。

藍營分裂，意味著他們將失去執政權，接著可能是失去歷史解釋權。歷史解釋的扭曲或片面性當然會讓那些執著於中國認同與外省人苦難經驗之意義詮釋的人感覺遺憾。但是，歷史解釋的扭曲或片面性也可能誤導集體的理性抉擇。國家認同的抉擇需要全體最大的理性智慧，而不當抉擇所可能帶來的全體危機是否能充分為大家所體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