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看到一段視頻。主持人是君語瀾，標題是：中國人很難迴避的【至暗時刻】：通往民主的血路，眼前是迷霧、腳下是陷阱！｜中國四分五裂（中共非和平轉型）上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jVfrsVAVvs

不過，主持人已經宣告，他決定不發表下集。理由是為安全考慮。即使他已經人在海外，但是他顯然還是覺得不安全。

對他的論述，我非常佩服，覺得精彩無比！雖然他對未來中國的看法非常悲觀，但是，我仍然認為他的分析見解非常精闢！值得大家多多觀看。而他因為安全顧慮，即使人在海外，還是不能暢所欲言，這讓人無語。中共這種管控力度，讓中國改革的路更增荊棘啊！

我讚歎之餘，也對君語瀾先生的論點提出了一些回應，特別是討論到在改革中，「制度」與「文化」何者優先的問題。君語瀾強調了改革中「制度」的優先性（相對於文化）。而我認為這是個很重要的議題，值得再深入討論。

我的意見不是和他相反，但可能不盡相同。 我的說法是：中國社會的改革，最後還是需要從內部結構開始。而這裡我說的「結構」主要是指觀念、習性，比較是文化的層次。譬如中國人的講究等級、尊卑差序與習於強制式互動的文化，很必要做出改變。否則，中國大概就只能在專制統治與政權崩潰之間惡性循環。 我並表示，這不是在嚇唬，而是希望從這種預見的基礎上，思考中國的改革途徑。

至於「制度」與「文化」之間，我的想法是這樣，我同意，可以把改革的重點關注主要擺在「制度」層面。理由是制度主要是涉及可操控的行動層面，而文化/觀念/習性則比較不是執政者可以短期直接操控的事物。就此而言，改革行動主抓「制度」，策略上沒有什麼大問題。

但話說回來，即使明面上訂定了合理的、符合現代化世界的法規、政策，實際執行起來卻有可能完全走樣。可能的干擾力量也許看似來自四面八方，問題可能盤根錯節，但主要抵制力量的底層卻也還是來自文化/觀念/習性層面。近代中國的民主化的失敗，我認為傳統文化的牽制力量還是一個最深層的根源。

所以，制度與文化之間的優先性問題有點像是老鼠要在貓身上綁鈴的兩難困局。 無論如何，任何真心希望中國社會進步的統治者、領導者，或者是知識菁英，還是必須誠懇推廣新文化教育。某些傳統價值、觀念、習性不改變，中國社會恐怕就是很難真正平順踏入現代化世界。”

容我再把上面的討論，做出更條理地鋪陳。我不是在跟君語瀾唱反調，而是在把他的「制度優先」論證推到更深的一層結構條件的討論。我下面分不同層次來回應，也順便回答兩個相關問題：中國未來到底還有沒有可能？改革的現實途徑究竟在哪裡？

一、差異不是「制度 vs 文化」，而是「可操作性層級不同」

先說結論。我和君語瀾的想法並不對立，而是在談「不同時間尺度、不同因果層次」的問題。君語瀾的重點是：改革若要「啟動」，必須從制度下手；因為制度屬於可設計、可強制、可被政治行動者直接操作的層面。而在威權體制中，這幾乎是唯一短期可動的槓桿。

而我的補充想法是，制度若沒有文化／觀念／互動習性的支撐，就會出現如下的狀況：法規「看起來現代」，執行卻全面走樣。最後，不是被權力吞噬，就是成為空殼制度（institutional shell）。

所以，我和君語瀾真正的差異是：制度是「啟動改革的必要條件」，但文化是「改革能否不反覆倒退的充分條件」。

二、用「老鼠在貓身上綁鈴」來比喻困境

用「老鼠在貓身上綁鈴」來形容制度與文化的孰先的問題，這個比喻可能已經是對中國改革困境最誠實的描述之一。因為中國的困局不只是制度壞或文化落後，而是這兩者形成了一個互相強化的閉環。老鼠會想要在貓身上綁鈴，是為提供預警，以避免禍患。但是，綁鈴本身卻就已經是難以實現的目標。簡單說，這是兩難之局。容我試著繼續闡明這一點。

傳統文化的核心特徵是講究尊卑差序、注重等級意識；習於強制式互動，對「服從」給予道德合理化…。

這些特質，使得一旦出現威權或極權制度，它不是被視為外來暴力，而是會被「迅速內化為理所當然」。接著，威權/極權制度反過來打斷社會的自發反思、破壞橫向信任、懲罰異議、獎勵順從。最後結果就是：中國只能在「專制鞏固」與「政權崩潰」之間惡性循環。

這難謂是詛咒，而比較是結構推論。

三、君語瀾的悲觀「有其理由」

如果用我熟悉的分析方式來說，我會這樣判斷他的悲觀來源：他看到的是三個「同時惡化」的趨勢：第一，制度改革的窗口已經關閉：中共不再容忍任何制度試驗；改革不只是停滯，而是被視為威脅。

第二，文化層面的自我修正能力被刻意摧毀：公共討論消失、教育全面工具化、「服從」被重新道德化。

第三，菁英階層失去改革誘因：有能力的人選擇退出、沉默或成為體制合作者。

從這三點來看，他對「可預見未來」的悲觀，其實是理性的，而不是情緒性的。

四、中國的改革途徑究竟還在不在？

一個可能的總結性答案是：中國短期內不具備「良性轉型」的條件，但也不等於「永遠不可能改變」。關鍵在於不要把「改革」想成一條連續、可控的政策路線。

第一，「自上而下的改革」幾乎已經破產。因為沒有制度試驗空間；沒有容錯機制；沒有文化配套。所以，大體上這條路在結構上已經被封死。

第二，「自下而上的文化覺醒」雖然未能形成運動，但會留下種子。

我會這樣描述未來最可能的變化形式：不是革命、不是大規模民主化，而是零星、碎片化的病識感保存。包括對強制互動的反感、對等級秩序的懷疑、對服從敘事的不信任。

這些東西不會立刻改變制度，但它們會在下一次巨大結構震盪時，決定「中國往哪一種方向倒下去」。

第三，真正的關鍵不是「何時改革」，而是「崩潰後是否只剩專制復辟」。

如果用一句話來點破問題核心，那可能是：若文化／觀念／習性不改，中國只會在專制與崩潰間循環。

換句話說，改革未必發生在穩定期。但文化會決定：崩潰後是走向新威權，還是走向某種更現代的制度嘗試。

五、關於「主要問題根源在外力破壞」的論調

每當我嘗試指出中國社會文化結構的一些問題時，往往被認為我是在對中國做惡意攻擊。即使我一再自我辯護，也無濟於事。而一種對我的社會批判論述的典型反駁意見是強調中國社會的主要問題根源在於外力破壞，特別是帝國主義的軍事、經濟、文化…的侵略。

這恐怕正是中國敘事中最核心、也最具防禦性的結構之一。我會常被反擊，可能恰恰反映出我可能打到了這一問題要害，所以激出防衛性反應。

我會把這種「主要問題在外力破壞」的論調，視為一種高度制度化的防衛敘事。下面容我試著整理出較不落入情緒的辯護框架。

我以為，「外力破壞論」其實比較不是嚴謹的歷史分析，而比較是一種責任轉移機制。我當然不是否認外力曾經介入中國歷史，我質疑的是：為何「外力」能長期、反覆、有效地破壞？他們只有破壞而沒有幫助嗎？

一個必須面對的關鍵問題是：為什麼外力能成功地對中國持續破壞？（請注意，我並不認為這是事實，只是對上述反駁意見的引申）

我的第一個反駁是：外力永遠是變項，文化結構才是常數。近代中國遭遇的外力 不只一種：西方列強、日本、蘇聯、美國…。這些外力的意識形態不同、利益不同、手段不同，甚至彼此敵對，但中國的失序模式卻高度相似。這說明什麼？如果不同外力進來，卻反覆引發相似的政治結果，那真正穩定存在的因子，就不可能只是外力。

中國自身的文化／觀念／互動習性，才是跨時代不變的底層結構。

我的第二個反駁是：外力不能解釋「內部自毀」與「自我複製的災難」。

容我試舉以下的問題：大躍進的餓死數千萬人，是哪個外力逼的？文革的全面瘋狂，是哪個外國勢力組織的？改革開放後一次次的政治回潮，是哪個外力決定的？當代中國對異議的極端恐懼，是哪個外國政府下令的？

這些問題的共同點是：外力最多是背景，但災難的具體執行者、擴散者、合理化者，都是內部結構。

我的第三個反駁是：外力論其實是否認中國人的主體性。

把一切問題歸因於外力，表面上是在為中國辯護，實際上卻是在說：中國人沒有能力理解世界、也沒有能力為自己的制度與選擇負責。這不是尊重，而是去主體化。真正尊重中國社會，是承認中國社會有選擇能力，也必須承擔選擇後果。

我的第四個反駁是：同樣遭遇外力的社會，但結果為何不同？

譬如日本被迫開國、戰敗、被佔領；德國戰敗、分裂、被佔領；台灣被殖民、被威權統治、居於冷戰前線；南韓被殖民、陷入戰爭、被威權統治。這些例子的共同點很多，承受的外力未必比中國少，有些甚至更直接、更殘酷。但是，結果卻大不同。因為它們在關鍵時刻，內部文化與制度互動方式發生了轉向。

所以，「外力是最決定性因素」的說法顯然難以成立。

我的第五個關鍵反駁是落在心理層面。我認為外力論是一種「受害者全免責」的心理安慰。外力論的功能不是解釋歷史，而是解除羞愧、消除反省壓力、免除面對改變要求的痛苦。它的潛台詞是：只要問題在外部，我們就不必改變自己，甚至就可以繼續維持高度的自我肯定。

而這正是我一直嘗試批判的一種文化自我麻醉。

我從不否認外力存在，但外力之所以能長期奏效，正是因為它能順利嵌入既有的文化與互動結構。如果一個社會只要有外力就必然崩壞，那問題就不可能只在外力。把一切歸咎於外力，不是替中國辯護，而是徹底取消中國社會的主體性與責任感。真正的尊重，是承認我們必須為自己的制度、觀念與習性負責。

六、結語

回到我的討論主旨。我和許多社會文化批評者一直在做的事情，大體不是「設計改革方案」，而是嘗試替未來的中國保存一點「不被專制完全馴化的理解方式」。

這件事不會立竿見影，甚至看起來很悲觀，但它應該是所有可能性中最不虛妄的一條。

近代中國，在改革之路上屢起屢踣，犧牲慘重。我以為，最關鍵的問題根源因素是拒絕面對「我群」（中國社會）的深層問題。這也是為什麼我想要討論中國人的文化病識感的主要理由。拒絕面對問題、缺少病識感，使中國社會的改革努力，無法朝向真正的問題病灶，整人矛頭倒常常朝向各種替罪羊。替罪羊整了一茬又一茬，製造了大量冤錯假案悲劇，卻無法真正走向穩健改革之路。

敞開胸襟，面對問題，也許不能立即緩解中國眼前的危機；但是，中國人的真正希望終究是不在彼而在此！

按：

「文化」與「制度」孰先？這裡當然是把文化與制度視為不同的兩件事。但是，這裡首先有個概念定義的問題。如果取廣義的「文化」概念，很可能包括制度。也就是說，制度其實也是一種文化成分。如此，兩者無從比較功用。這裡進行兩者的比較，顯然是取較狹義的「文化」概念。這時候，文化比較是指涉與價值、規範相關的觀念、習性或群體共享的思維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