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持續提出反中共的意見。許多人對我的言詞提出反駁。連我身邊也有多人對我的動作不以為然。

我最近轉貼了一篇“中共将走向什么结局？”的視頻。網路上也立即有人提出異議。網友Taiga先生就提到，他就中共未來可能情況的問題詢問過多個AI版本，得到的答案都是四平八穩、不著邊際。而我轉貼的視頻中給出的預測，相對來說顯然過於悲觀。T先生大概也暗示：作為轉貼者的我對中共未來的判斷也是過於離譜、過於悲觀而不可信。他的意思大概是說：連AI都不這麼判斷了，你憑什麼如此看壞中共的未來？

無論如何，我其實可以感覺到，這位持續和我爭辯的Taiga先生自己對中共的判斷也在改變。幾年前，他對中共的未來顯然更具有信心，更為樂觀！而現在，他語氣已經變得較前低調很多，只是仍然不接受對中共更悲觀的預期。

此刻世局詭譎，此時預測未來，其實非常重要，但卻也最讓人眼花繚亂。儘管我對中共的未來極端看壞，但是，我周遭卻有很多人並不這樣看，而且對我的看法嗤之以鼻。這大概也正反映了情況的詭譎。

在許多政治討論中，我常被要求「中立一點」、「不要一面倒」、「不要只聽海外異議人士的一面之詞」。這類提醒乍聽之下合理，甚至帶有理性與謙遜的姿態。但隨著時間推移，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在面對中共這樣的體制時，「追求中立」本身可能反而是一種不誠實的姿態。

以下，我試著訴說我為何拒絕以所謂「中立」立場來對中共做出判斷的理由。AI很可能不具備這些極個人性的經歷或聽聞；或者，不會對這些較屬於個人的經歷賦予高的分析意義。

一、AI 的中立，與人的判斷，本來就不一樣

我並不否認 AI 的價值。事實上，AI 在整理資料、呈現多元觀點、避免情緒化斷言方面，往往比人更穩定。但也正因如此，AI 對大局的預測性言詞通常是「四平八穩、不著邊際」的。那不是因為它更接近真理，而是因為它必須避免承擔風險與後果。

人不一樣。人的判斷，必須和自身的生命經驗、道德位置、歷史記憶連結在一起。AI 可以保持中立，因為它不會被關進勞改營，不會失去家人，也不必替下一代承擔政治後果；AI的考慮比較只是同時照顧最多人的情緒，避免任何極端。

而我不能。

二、我之所以無法中立，基本上並非來自仇恨，而是來自反覆出現的經驗一致性

我並不只是因為「某一位（或幾位）海外異議人士」而形成反中共立場（儘管有人認為我就是因為常常聽取中國海外異議人士的網路節目而受到「偏頗意見」的影響）。

我曾在美國某知名大學，聽一位剛取得經濟學博士學位的大陸留學生現身說法。他有機會回中國復旦大學任教，擔任專任副教授，這在學術上應該是頗具誘惑性的機會。但他斬釘截鐵地拒絕回去。他對我做出解釋，說了一個很長的家族故事。

主要原因來自他的母親。他母親在 1949 年時曾有機會前往台灣，她本來已經登上一艘前往台灣的船隻，但是在和家人大吵一架後卻又隻身下了船，決定留在大陸「參與建設新中國」。但是，到了文革時，她再也撐不住，在臨終前只對兒子留下了一句話：「你無論如何都要離開中國（大陸）。」

這位博士本人，也在成長與求學過程中承受過多次政治與制度性的折磨。而在他離開之後，明確表示：此生不再回頭。

這不是孤例。我幾次聽到不同的大陸留美人士說出這樣決絕的話。

也因為聽到他們的故事，我才回想到我父母親之前訴說過的經驗：我自己的父母親，在更早以前，也曾直接遭受中共的迫害。只是小時候，我們只把那些敘述當成「故事」，而非親身經歷的創傷。

直到這些來自大陸的生命敘事，與父母的經驗在我心中重疊，我才真正理解：這不是偶然，而是結構反覆作用在不同世代身上的結果。

我知道大躍進與文革；讀過李志綏的回憶錄；讀過楊繼繩先生寫的“墓碑”；讀過“雪白血紅”、“來自地心”、陳若曦的“尹縣長”...；在電視上看到六四事件的現場畫面；還聽到許多關於大陸異議人士的慘痛經歷。我也知道香港這些年的遭遇和改變。我不會認為這些都是偶發事件，也不會認為這些事情就那樣船過水無痕。他們反映出一種結構特質，一種常常帶來災難悲劇的統治體制。我深信：這種統治體制不改變，中國不會好。

三、這不是情緒，而是「厚實經驗」帶來的理性加權

在社會科學中，有一個概念叫作「厚實經驗（thick experience）」：不是單一事件，而是跨時間、跨身分、跨世代、反覆出現、且結構一致的生命經驗。

我對中共的不信任與反對，正是來自這種經驗。人類的累積智慧，更多是立基於這種厚實經驗。它在因果上的效應，應該獲得顯著加權。

因此，我並不是在說：「中共一定什麼時候崩潰。」我說的是：「這是一個高度依賴壓制，卻缺乏制度性糾錯能力的體制。」

這不是預言，而是結構判斷。這個體制有可能比許多人所預測的更耐久，但是，它不會隨時間而帶來更多的希望，而是相反。

四、為什麼有些人反而選擇「親和」中共？

我也曾困惑：如果這些經驗如此普遍，為什麼仍有許多人對中共抱持期待，甚至主動親近？

我後來逐漸理解，那往往不完全是因為他們「被騙了」，而是因為他們本身有某種主觀期待：期待「中國強大」能補償個人現實中的挫敗；期待依附於大國，能減輕不確定性的恐懼；期待以「中國人」的身份，獲得某種榮耀與秩序感。

有些人，既畏懼中國的強大，又期待中國的強盛；既不願承擔對抗的風險，又不願放棄統一的幻想。

這種立場看似矛盾，其實是對混亂與責任的雙重逃避。他們似乎找到一種思想路線，可以免於面對那些困擾人的問題，那就是：相信中共的偉大或美好。

五、中立不是美德，當它遮蔽了責任

我並不否認：在許多議題上，中立是理性的起點。但當一個政權長期、系統性地製造恐懼、摧毀尊嚴、壓制真實回饋，而我們仍然要求「不表態」、「再等等」、「不要太主觀」時，中立就不再是謹慎，而是一種道德位置的撤退。

我不追求對中共的中立判斷，不是因為我自認站在真理制高點，而是因為我不願假裝那些反覆出現的生命經驗與歷史代價只是「立場不同」。

我也不很贊成一種沉默態度。這些人似乎認為，不介入爭端，爭端就會因此趨寂、消逝；問題就會自化。這些人甚至對那些積極發言表態的人不滿，認為他們是在唆禍或挑釁。

兩岸之間是一種結構性的矛盾，所以問題不是沉默可以自然消除的。而某種要求消聲的主張，本身其實可能是出於某種陰謀。這裡面隱含一種不對等的狀態。當一方積極營求控制另外一方時，另外一方卻要求自我收束、避免行動。其結果會是什麼？

在舊版電影「海神號」裡，有兩位神職人員，他們面對災難（海嘯翻船）時，持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態度。而其中採取積極行動一位，犧牲了自己，卻也拯救了其他部分的受困者。這部電影的寓意，也許我們大家可以參考。

六、結語

我承認，我的立場不是冷冰冰的。它包含家族記憶、他人遺言、歷史創傷，也包含價值選擇。但我寧願承擔「不夠中立」的指控，也不願用中立來掩蓋我已經清楚看見的結構性暴力。

真正需要被質疑的，不是為何有人反中共，而是為何在如此多一致的經驗之後，我們仍被要求對這個體制保持道德上的曖昧。

身為一位退休老人，我願意承擔不那麼中立的代價，包括被某些人嗤之以鼻。

對中共未來的悲觀預期，並不表示我希望他們得到某種惡報。我更清楚了解一點：中共如果解體，整個中國大陸很可能也會跟著遭殃，也會陷入混亂、動盪（除非中共的領導群能夠效法蔣經國集團的做法，做出主動改變）。而中國大陸再度陷入動亂，絕不是我所樂見。

但是，我更希望所有那些還在有意無意維護中共政權的人能夠認清楚現實，預先做出應有的因應改變。尤其是那些還在想要幫助促成台灣被中共統一的台灣民眾，請不要一條道走到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