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台灣有些人屬於統派。統派其實也可以分成不同類別。有些統派親共。中共企欲統一台灣，這些親共統派無形中成為他們的助力。這對台灣要維護民主體制形成嚴重威脅。為什麼有些統派會親共？我以為可能的一個理由是他們把威權與極權體制混淆了；而他們又習於接受威權體制。

所以，我們可能必須檢討：為何威權與極權容易在華語世界被混淆？

在華語政治文化中，威權與極權這兩個概念常被模糊對待。對許多中國民族主義者而言，「強力領導」「國家強大」「社會安定」往往比自由民主更具有吸引力——甚至是本能性的政治需求。

這不是因為他們特別喜歡壓迫，而是因為他們的政治想像被一種歷史悠久的民族情懷所框定：只要領導者能讓我群變得強大，任何形式的統治都可以被合理化。

然而，正是這種「強大崇拜」造成了一個現代政治上極危險的混淆：威權與極權。在民族主義情緒下，它們很容易被視為同一回事。

更糟的是，極權的成長往往就是依附在這種民族主義式的「強人期待」之上。

在歷史上，這種混淆導致許多人在關鍵時刻做出不當的選擇——不僅讓自己失去自由，也可能讓整個社會走向不可逆的陰暗。

我試著從以下幾個角度來探討這個問題：

中國民族主義與威權崇拜的心理結構

威權與極權的本質差異

為何極權易被偽裝成威權

1949 年大量國軍投共的心理成因

當代台灣的中國情懷與極權遲鈍

識別極權是民主社會的基本防衛能力

一、中国民族主義與「強大崇拜」的內在邏輯

華語世界的民族主義傳統與威權情感有深刻連結。

這種連結可從三個層面理解：

（1）歷史文化中的「強者即正義」邏輯

在高度階層化與長期帝制的政治文化中，權力本身即被視為正義的來源。

「能者居之」「成王敗寇」「強者能保護弱者」等觀念，使得人們更容易將「強」與「合法性」畫上等號。

因此，在許多中國民族主義者心中：強力政府等於有效率；有效率等於國家強大；國家強大等於民族尊嚴。

自然地，威權統治會被美化成民族復興的必要條件。

(2) 大國敘事與「集體力量」的想像

中國民族主義深受「大國情結」支配。在這個敘事中，國家必須團結一致；個人自由很容易被視為「削弱國家」；異議者被想像成「破壞民族力量」。

在這種邏輯下，威權不是問題，而是國家強盛的方式。

（3）民族焦慮使威權具有心理慰藉性

中國民族主義曾長期以「屈辱史」為敘事基礎。

這使得民族主義者極度敏感於「我群的尊嚴」。

能象徵「中國重新站起來」的領導人，會帶來強烈的心理補償。

這是一種深層心理結構：當民族焦慮越強，就越渴求能提供安全感的強力領導。

於是，一種危險的邏輯出現了：只要領導者象徵強大，統治方式如何並不重要。甚至壓迫越強，越能證明他「真的有力量」。

二、威權與極權的本質差異

一般人在語言上會把「威權」「極權」放在同一光譜上，但政治學上兩者的差距巨大，甚至可以說是不同物種。

以下從核心特徵試做比較：

極權（Totalitarianism）體制的控制範圍，包括控制政治、生活、思想、文化等，理論上可及於一切生活層面；社會自主空間幾乎全被國家吸納或摧毀；必須公開表忠、必須參與政治儀式；全面性資訊封鎖、思想灌輸；完全不容許獨立力量；暴力達到恐怖化（如1930年代蘇聯、文革、納粹）。

相對於極權，威權體制的特徵大體如下：主要是控制政治領域；而尚存宗教、商界、家庭等獨立空間；手段以宣傳為主、控制較有限；不一定要求表忠；可容許有限反對；會採取有選擇性的壓制。

簡單說，為求凸顯，我們或可做如下形容：威權壓制行為；極權壓制靈魂。威權要服從；極權要信仰。

然而，極權不會一開始就展現全貌，它往往偽裝成溫和威權。

三、真正的極權者從不自稱極權

這是他們的偽裝策略，而且足以吸引夠多的支持者。

這也是許多人無法分辨極權的核心原因。

極權者在上台前幾乎都具有以下特徵。

1. 高舉自由、民主、改革

納粹聲稱是在恢復德國的「真正民主」。

中共在延安時期大談「新民主主義」。

俄羅斯普丁一開始也說「俄羅斯仍然是民主國家」。

極權者知道，如果真誠地說出自己的意圖，永遠不可能上台。

2. 利用危機進行權力集中化

極權經常以「非常時期」為名：反腐、反分裂、反外敵、維護社會安定。以此讓人民自願讓渡自由。

3. 在制度尚未完全控制前，刻意保持威權式的外表

因為威權在許多社會中是「可以接受的」。

而極權的真實面貌只有在權力鞏固後才逐步展開。

於是，很多民族主義者在這個「灰色地帶」中做出錯誤判斷。他們以為只是威權。他們以為只要國家強大就沒問題。等發現是極權時，已無力逃脫。

四、1949年國軍大量投共：威權與極權混淆的早期案例

這可能是值得深思的關鍵歷史案例，而且似乎很少人會從這裡的思考角度來檢討。

1949 年大量國軍投共，絕非「共軍道德感人」或「共軍實力壓倒性」，而可能是更深層的政治心理混合物。

以下將從五個面向分析。

（1）對國民政府的失望：主要不是因為太威權，而是因為「不夠強」

許多將領與士兵對國民政府的最大怨懟不是缺乏自由，而是：物資腐敗、軍紀敗壞、內鬥頻繁、領導無能、無法帶來勝利、秩序與未來。

在民族主義語境中，「無能」比「獨裁」更不可原諒。

因此，當中共以高度紀律化、集體行動、看似清廉的形象出現時，他們自然會感到：中共好像更強大，而且有未來。

這是第一層心理誤判。

（2）把國共看作「沒有太大差別」：制度盲點

在1949年的多數普通士兵或軍官心中，國民政府是威權，而中共也是威權，都是「中國人的政權」，都是「打仗的組織」，都說要救國，都說代表民族利益。而對於威權與極權的差別，他們缺少認識。

更關鍵的是，在1949年，中共極權體制尚未完全展現，仍包裹著「新民主主義」的外衣。因此，許多人以為國共在本質上差不多，更不會意識到「投共」會帶來整個自由空間的死亡。

（3）渴望迅速恢復秩序，而非渴望自由

戰亂多年，人們最渴望的是：安定、食物、家庭得以團聚、社會不要再互相殘殺。對普通人而言，這些願望常常壓過自由。而中共正是以「迅速恢復秩序」作為關鍵承諾。於是，「強而有力的統治」成了心理上的避風港。

（4）恐懼心理的強烈作用：威權提供安全感，極權看起來像「更可靠」的威權

在戰敗、逃散、物資短缺的情況下，士兵有強烈的恐懼，怕被追殺，怕被當成棄軍，怕軍閥報復，怕被視為反革命。中共的政治承諾（例如「寬大政策」）在恐懼中更具有吸引力。

這是心理學上極常見的機制：恐懼讓人渴望秩序、渴望強人、渴望可以立即依附的權力。

這正是極權運動在歷史上得以壯大的最重要心理基礎之一。

（5）沒有經驗過極權的人，不知道自己將面臨什麼

1949年的國軍，沒有任何人看過共黨之後的極權統治。他們不知道什麼是政治審查、戰時憲法長期化、社會改造、土改與階級鬥爭、文革式的思想一致性、一個毀滅私領域與社會自治的全能政府。

所以在他們的認知中，中共可能是更強大的中國政權，不會比國民政府更糟，而只要天下統一就會安定。

結果是，這些判斷有嚴重的問題。但當他們意識到錯誤時，卻已經身陷極權體制，無路可退。

五、當代台灣的危機：威權懷舊與極權遲鈍

理解了1949年的心理困境，我們才便於來理解當代台灣的危機。

如今台灣仍存在相當多「中國民族情懷」，特別在部分國民黨支持者中更為顯著。

以下三類現象特別值得警惕。

（1）把「中國變強」當作最高政治目標

許多人仍把「中國強大」視為身份的一部分，因此，強力領導被視為好事，高壓統治不那麼令人反感，只要能讓「祖國」強大，方式如何都能被接受。這與1949年的心態其實有接近性。總之，只要能贏（特別是贏西方、贏日本），怎麼做都算對。

（2）把中共視為「另一個版本的威權國家」

這種錯誤觀念非常普遍：「中共只是比較不民主」、「但整體治理可能比台灣有效率」、「中國也在進步」、「跟蔣經國時代差不多」。

然而，這種「威權化的想像」完全忽略了中共已經高度極權化的現實：全面監控、社會信用制度、對宗教、商界、媒體完全收編、對異議進行系統性消失、黨國融合、技術化的資訊審查。

這不是威權，而是有哲學思想與現代科技武裝過的極權。

（3）民族情懷使人「分不清極權」

台灣人的中國民族情懷可能不像中國大陸那樣強烈，但當部分人仍把「中國」視為我群時，就會產生心理偏差。他們會對中共的壓迫抱持忍耐態度；對中共的強勢覺得踏實；而中共喊民族復興，他們會被感動；中共展現軍力，他們會因此感到自豪。

甚至某些人會把中共的極權當成有效統治、廉政效率、國家能力強的象徵。

這與1949年前後許多中國人與部分國軍的心態接近。

六、結語

分辨威權與極權，應該是現代公民的最基本的能力。因為極權特別可能發生在現代，雖然它很可能從傳統文化中獲得養分，包括人們對威權的親和習性等，但是，哲學理論與科學技術的武裝，讓極權更成為可能。

我們必須從歷史與心理的深處認識到，極權不是憑空出現，而是從人們對威權的期待與依賴中慢慢生成的。

對威權的浪漫化，可能讓人對極權缺乏敏感性，並且對強勢領導者容易過度信任。特別是在危機中，人們容易讓渡自由。結果，就可能落入難以逆轉的極權體制。

類似的演進過程，在20世紀已經重複多次。

今天的台灣，似乎仍然有人正站在這條危險的道路上。

因此，這篇文章最重要的提醒是：威權雖然危險，但極權是文明災難；中國民族主義式的「強大崇拜」是一條通向極權的心理捷徑。

1949年的悲劇可能就在於人們無法分辨這兩者。而當代台灣的部分群體可能正在重複類似的盲點。

民主不是靠情緒維持，而是靠辨識權力本質的能力維持。

要避免重蹈歷史覆轍，我們必須讓整個社會學會分辨。我們要提醒自己：強而有力不等於善；秩序不等於自由的替代品；威權不等於極權。

真正使國家強大的，不是服從強人，而是自由人共同建立的制度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