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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主義與集體非理性：再說當前中國
2022/08/31 2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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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集體非理性”，人們很容易想到納粹大屠殺、義和團、文革紅衛兵造反、紅色高棉（赤柬）屠殺、盧安達圖西族屠殺胡圖族...等的大悲劇故事。但是，集體非理性其實是非常普遍的存在現象。集體性的行動（註一）往往牽連著集體情緒，而集體情緒往往容易通過互相磨擠升溫而激動失控，並促使集體行動走偏鋒、走極端，後果往往不符理想，甚至是大悲劇，就好像上面所舉的那些例子。
法國大革命可算是一次集體行動，在革命期間，據說約有逾50萬人在革命中非正常死亡。上斷頭台的人約有2萬餘人，包括各個不同階級的人，像皇帝路易十六、貴族康多塞、較溫和派的革命黨人羅蘭夫人、激進革命黨人羅伯斯庇等，陸續都上了斷頭台。
我無意整體否定法國大革命。法國仍然成為了世界上較早而穩固的民主國家。值得一提的是，法國大革命是被前期的啟蒙思想、進步主義所鼓舞，很多人相信，通過一場革命，革除原本不合理的制度，就可能讓社會走向完善境界。這種啟蒙思想大體是和理性主義並進的。18世紀的啟蒙運動相信普世原則及普世價值可以在理性的基礎上建立，對傳統存有的社會習俗和政治體制以理性方法檢驗並改進。基於這樣的樂觀信念，加上美國獨立戰爭結果的刺激，於是幫助推動了法國大革命。
但是，信念固然樂觀，實際情況卻並不那麼美好。革命過程很血腥，結果卻也未必那麼讓人滿意。大家熟知雨果“悲慘世界”這部小說，描寫的時代背景大約是1830年代前後的法國。這已經是法國大革命之後的時期了。但是，怎麼還會使用“悲慘世界”這樣的字眼來形容呢？總之，無論如何，法國大革命的過程固然血腥，卻並沒有帶來一個截然美好的新世界。
我說這段話的意思是，即使是在一種集體樂觀期待心境下的集體行動，甚至是在理性主義思潮引領下的集體行動，卻也未必就理性，未必不會帶來災難。當然，直接是在集體仇恨情緒引領下的行動，那就可能更糟糕。換言之，集體行動似乎很難是理性的、是朝向美好境界邁進的事物。
每場戰爭大概都有一定程度的集體行動性質，也許也都有一定程度的集體情緒涉入行動中。也許是仇恨，也許是恐懼，當然也可能是有某種憧憬。以1930年代開始的中日戰爭為例，中國人因此產生的對日本的仇恨情緒，至今未歇（日本方面，在戰爭期間也許相對沒有那麼多的強烈集體仇恨情緒。但是，可能帶有些不屑的情緒。後期則可能逐漸增加了恐懼或厭惡情緒，因為發現事情遠不如預期那麼平順）。我們也許可以說，戰爭通常涉及某種集體非理性。
以美國參與越戰為例。理論上，這應該是美國白宮的一群策士們共同的決定。這些策士們理論上是一群知識菁英。但是，以今天的美國輿論來說，大體對美國參與越戰是給予強烈負面評價的，認為那是一個嚴重錯誤的決策。這僅僅只是坐在冷氣房裡的知識菁英們做決策的過程。而在實際戰場上，美國大兵們更做出許多讓人扼腕或覺得應該予以嚴厲呵斥的行動，好比美萊村的屠村事件，還有空中投擲橙劑...等。當然，最讓美國人自己不滿的是，犧牲了數萬名年輕美國人的生命，以及龐大的財力、物力，卻幾乎毫無意義，還得到外界罵名。
上面的陳述，幾乎都是在對集體行動給予批判，尤其是帶有強烈集體情緒的行動好像更常是悲劇之源。遺憾的是，集體行動不可避免。越是在現代這種龐大而異質的社會裡，越是難逃集體行動的命運。
社會主義思潮，其實可以說就是有意識地想要規劃、引導集體行動的嘗試，以便集體行動能夠更有秩序、有積極效果，免於混亂、免於陷入災難。共產主義也可算是其中的一種特殊類型。只是，實驗至今，共產主義類型似乎是最“成功”，卻也帶來最多的災難。
西方國家所發展的社會主義政策實驗，相對達到某種較理想的境界，譬如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就讓舉世矚目。但有趣的是他們很少明白標榜說那是社會主義政策。而且，事實上，他們大體是將資本主義和這種福利政策混同的做法，而不是在打擊資本主義路線的基礎上來推動社會主義政策。也許我們會歸納出如下的一個重要的特點：以北歐國家為例，他們在走向某種社會主義政策路線的時候，很少摻雜強烈的集體情緒，特別是似乎沒有任何“革命情懷”混入其中。他們就是那樣去做而已。這一點很值得多加檢視。
沒有革命情懷的社會主義政策的推動，很可能需要更多的既存條件，而過程則遠較平順，結果也如大家所見，很可能是當今世界最令人欣羨的範例。他們究竟擁有哪些有利的既存條件呢？很耐人尋味。研究顯示，公民信任程度愈高，國家往往有更龐大慷慨的福利體系。而研究也同樣顯示，北歐國家的公民信任及社會責任感一直很強。這可能就是他們社會福利制度先進的條件。
不過，反過來說，那些需要採取革命行動來實現社會主義的國家，基本上已經暗示這樣的國度缺少良好秩序。革命除了是要選擇走向某種路線，很重要的其實是在重建秩序，因為之前的秩序令人失望。清末民初的中國其實就處於這種混亂的局面，所以參與革命者期待能夠重建秩序。至於選擇社會主義路線，則是因為它許諾了一些社會理想。問題是，混亂的中國，其實距離這種社會理想還非常遙遠。想要通過革命一步達到實現社會主義的目標，其實非常困難，甚至可能因為揠苗助長而翻車。1960年代的中國，大體就是一種因為急於求變而翻車的局面。至於並沒有因此讓中共失去政權。這除了因為中共組織的特殊體質外，很可能也因為當時的中國人已經受夠了革命與奪權戰爭。再者，當時的中國人對“革命”可能還是抱持較肯定的態度。換言之，也有為革命犧牲的心理準備。可以說，從20世紀初起的中國人推動了一場漫長的共產主義革命運動這個集體行動。而改革開放則是低調無聲地擺脫共產主義運動的努力。但是，中共的存續，反映的是中國仍然在另外一個層次上繼續進行集體的改革行動，一種集體主義思維下的改革。強調民族主義價值固然是集體主義思維，但是對共產黨組織的集體性的強調，應該才是更具關鍵意義的特色所在。
北歐國家，那些最成功的福利國家或是說社會主義國家，有沒有集體主義的色彩呢？社會主義不是被歸為集體主義思想嗎？是不是集體主義？這可能是個需要細細釐清的議題。我試著做個比較大膽的推論分析。
我們先提出如下一種可能的理想社會的狀態（當然是高度簡化的）：人人優先考慮集體利益，但是，人人獨立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從前半句來說，似乎是集體主義；但是後者卻又比較接近個人主義。反之，也可以想像一種幾乎完全相反的狀態：人人優先考慮個人利益，但是，人人期待由集體為個人的行為負責。
上面的陳述當然是理論性的，極端化的。多數人應該是介於兩者之間的狀態。但是，我們也不難想像，甲、乙兩個不同社會，可能甲比較接近前者，而乙比較接近後者。那麼，甲社會很可能比較容易成功走上福利國家之路，而乙社會則比較會需要靠革命來走向福利國家，而且往往並不成功，或者會付出嚴重的代價。我以為，北歐國家比較接近這裡說的甲社會。而中國比較接近這裡說的乙社會。當然，這個說法一定會遭到反駁，而我無法有效論證我這樣的說法。我只能試著提出一些理由來解釋為什麼北歐國家的人民可能會比較優先考慮集體利益，卻又願意獨立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在福山教授寫的“信任”一書中，他認為美國社會有兩個基本立國精神：個人主義與社群意識。（福山認為晚近的美國，人們漸漸失去了社群意識，這似乎造成了美國的國家式微）從某個意義來說，社群意識也就是某種集體主義。當然，可能是優先考慮集體利益的那種集體主義，而不是動輒強調用集體（意志）來壓制個人意志的集體主義。也因此，福山上面的說法並沒有明顯自相矛盾的問題。我們可以說，美國人因為其基督教倫理，所以對（教會）社群有相當程度的認同感與獻身精神。但是，他們在決定行為及要為行為負責的時候，他們卻是把自己視為獨立的個人。後面這種特質，其實也還是可能和基督教倫理有關。基督新教強調信徒個人直接面對上帝，向上帝負責。這其實也是一種自由主義的思維。新教拋棄了天主教的許多儀式規定，容許信徒擁有遠較大的信仰自由（譬如讀經、譯經、解經…等）。但是，新教也讓信徒失去教會這個中保。在天主教那裡，信徒可以通過教會獲得罪惡赦免（藉著懺悔儀式，乃至赦罪券）。但是，在新教這裡，信徒不能再藉著教會獲得赦免，而只能直接面對上帝的審判。這為信徒帶來巨大的焦慮，但是，同時卻也帶給信徒個人為自己負責的個人主義精神。美國被認為是新教立國，而新教也就是基督教裡比較強調個人主義式的思維的派別。北歐國家也比較是新教的國度。
個人主義的興起，在法國社會學先驅學者涂爾幹那裡，基本上是社會分工化帶來的副作用。涂爾幹認為，早期社會的凝聚，是憑藉強烈的集體意識，也是一種高度的同質性，包括情感、思想、觀念上的同質，以及功能上的同質等。分工化的社會則使個人有了獨特的功能與存在意義，也逐漸開始強調思想、觀念上的獨特性。
涂爾幹的分析當然也符合事實。不過，可能相對忽略了不同宗教倫理下，對個人獨立負責角色的強調的影響。而且，由分工導致的個人主義，或者說由時代背景自然衍生地個人主義，在涂爾幹的討論中，其實比較可能會帶有負面涵義，是和自私性格相關的一種心態。
上面討論中所謂的甲社會、乙社會，及其分別有的特質，當然是高度簡單化的區分，也把相關後果的優劣做出簡單化暗示。但是，這種區分應該不是毫無意義的區分。總之，如果我們說中國社會是集體主義社會，可能未必表示人們總是優先考慮集體利益（此處的“集體”特別是指超越家庭的次級群體），而比較可能是指以集體意志壓制個人意志的思維。
問題是，當個人意志被壓抑以後，可能意味著個人放棄思考、放棄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如此，集體的整體理性程度可能也會下降。
社會科學裡有所謂“團體思考”（groupthink，亦可譯為“團體迷思”）這個概念，而指的是在團體共同決策中往往反而更容易做出非理性的決策（因為個人不必負責，所以決策趨於過於大膽）。
團體思考的問題，還沒有包括前面提到的集體情緒化的問題。如果再考慮集體情緒容易通過磨擠升溫而走向激情化，並推動集體的行為方向，那麼集體非理性的問題就更嚴重了。
中共習慣以集體行為的模式來行動，而以黨的意志（或者黨內獨裁者的意志）作為集體意志的具體內容，這會催生出集體非理性的問題。但是，其不幸後果卻是要由全體共同來承擔。這個問題不是某些個人的道德水準所能扭轉。必須針對這裡討論的集體非理性問題及其源起機制弄清楚，才有可能改變。
集體非理性是集體悲劇的根源；而集體主義卻又可能是集體非理性的根源。大家以為然否？
註一：
“集體行動”一般被社會學者定義為：帶有自發性，而非反映現存社會結構狀態的集體性行為。但是，這樣的定義其實仍然很籠統、模糊，爭議可能出現在如何定義“社會結構”（是狹義地指法律、習俗與制度呢？還是也包括各種社會勢力之間的一種較持續性的配置狀態？譬如“權力結構”，可能就不完全是按照制度形成的局面，而可能是各方實力展現的結果）。以三國時代的“三國鼎立”狀態來說，那可能也可以被視為是當時“中國社會”的“結構”，並且用來解釋當時人們的一些行為。
爭議也可能出在什麼叫“反映”。一方面，任何行為幾乎都不會完全決定於結構，但是，也很少有行為能夠完全不受社會結構的影響。那麼，什麼樣的行為才能夠被認為是“不反映”社會結構的行為呢？
當然，我們也不能說多數人同時間進行的行動就都可以合起來稱為集體行動。至少，應該限定是指行為者彼此在行為時會在意群體中的他人的行為，而相應採取的行動。換言之，雖然是多人同期間發生的行為，但是如果彼此的行為在意識中互不相干，就很難合稱為是集體行動。進一步說，如果多人同期間發生的行為有某種共同目標或依循共同價值，那麼，稱為集體行動就比較沒有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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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響（4） ：
4樓. Taiga2022/09/02 08:37這個世界真的行「種族滅絕」的「集體非理性」行為發生在北美大陸，北美（美國和加拿大）印第安人被整體消滅，而北美就是就是版主所推崇的白人新教徒國家。
版主的每篇文章最後都會歸結到「貶中國、貶中共」這個目標上，版主無法以客觀的角度看待「中國和中共」，這本身就是一種「非理性」的行為。
臺灣目前的社會氛圍在民進黨和版主這種人的帶領下，正在走「集體非理性」的道路，正在走向悲劇。
3樓. 狐禪2022/09/01 13:31「從眾」是有意義生物演化遺產的，因為如此才能以最省力的方式獲得最大的生存競爭優勢--前提是真有生存威脅時。神棍（不論是宗教的或是政治的）就是將自己的權勢得失曲解為信徒的生存危機，化從眾為裹脅以奪權歛財。所以有問題的不是群眾反應，而是神棍的邪惡動機。-
2樓. 六毛2022/09/01 11:36人老,不是遺憾,
遺憾的是,一個生命沉滯不流通的年青人,譲自己一点点乾涸的變成無聊乏味的老人.並且完全不自覺! -
1樓. 六毛2022/09/01 01:03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x 1億
幾個重奌,略訴一下,您老人家這輩子就如此而已,不會有更大更遠更高的視角.
在下老兄本人我也不必浪費口水.
1.人,若不是智障、精障者,就絕不做對自己無益的舉動,您每天翻挖東、西歷史,目的只有一個:往中國、中國人潑混水、潑臭水、潑黑水!您這麽做一定收到立即或長遠的具體利益與好處,如果不是,那麼您每天就是在放任ego,做無意義的無病呻吟,這是絕對非理性,您根本不配,大言不慚談理性.
2.歷史,是過去式是死去的,人,熟不熟讀历史,人,是不是,會不會,重覆歷史的軸輪?決定関鍵在個人的 consciousness 能否提升?能否奉獻一己之力,幫助群体,避免在历史軸道內循環?
否則把历史讀爛,而視角仍停在「歷史」,那就是天天在吃屎、【要讀屎】!
3.您懂不懂何謂集体意識?何謂個人意識?何謂 consciousness?
4.請您千萬不要再理性長,理性短....您篇篇文章皆情緖發抒,
情緖,包括愛恨情仇,您的叫做深根莊實的「Fear」,哪裡好意思談理性?
5.您們這些外省第1、第2代最悲哀,逃難的驚恐、反共仇共的洗腦思想.....加上那些所謂本省人,受日本殖民過的病態台巴子的杯葛.....前几代的【情緖痛】，埋嵌在下一代的DNA內.導致了世代至今都無法消除、毫無覺知的暗黑負面"集體意識",您,每天都在展演!
有人說的好,您們這些劣幣把良幣都趨趕光了,難怪要上帝保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