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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史可法困境
2022/08/29 1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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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標題是要定為“文史困境”，怕引起誤會，所以還是寫完整些。不過，後面為了簡化，還是會使用“文史困境”一詞。
我說的文史困境，是指國家在危亡時刻，雖然有為國獻身的愛國志士出頭，欲力挽狂瀾，但是往往悲劇終究還是無法挽回。文天祥未能挽救宋朝，史可法也未能挽救明朝。
也許因為是失敗悲劇，所以這兩段歷史都很少人深入去探究，特別是探究為什麼他們不能力挽狂瀾。尤其是明朝之亡，更讓人扼腕。按照一些文獻的記載，在清軍初入關的時候，人數僅約60萬，而明軍一方的總兵員數達二百萬人。但是，人數較多的明軍不但未能打敗清軍，而且是被清軍摧枯拉朽式地掃蕩。史可法在南京、揚州部署抗清力量，但是，看起來他和文天祥一樣，都不是治亂世的能臣，尤其不擅治兵、用兵。偏偏，一時哪裡能找到好的幫手，倒是不乏彼此爭權奪利到最後一刻的驕兵悍將（自己人打自己人很強悍），如馬士英、左良玉...之流。未必真沒有優秀將領，但是，有些人戰死了，有些人被處決了，還有些人投敵了。也許還有些人就是不肯在這個絕望時刻出山效命。袁崇煥、盧象升、孫傳庭...死得悲涼，讓其他可能的領兵將領灰心了！
此時明朝軍隊顯然極度缺少凝聚力。早先，在清軍還未入關以前，明軍的砲兵部隊重要成員就帶著大砲武器向清軍投降。南明的軍隊更是毫無紀律，還不時彼此互相攻伐。最後，讓清軍輕鬆奪得了明朝的江山。
其實，所謂文史困境，主要不是文天祥、史可法的個人困境。困境是這個王朝整體的問題。文、史主要是無力回天。尤其是明朝，說到底，其實是失去人心的問題。洪承疇、吳三桂、還有尚可喜、孔有德、耿仲明、祖大壽...等抗清將帥會陸續降清，恐怕無關於這些人的品德忠誠問題，而更多是明朝廷的統治作風問題。袁崇煥遭處磔刑慘死，其實就已經反映了明朝廷的極不合理也極不人道的統治行徑。當崇禎皇帝在北京被圍城的時刻，欲召喚百官議事，卻無人到場。這樣的淒慘情境其實是前期問題所導致的惡劣結果。
明朝廷的統治方式當然不是亡國的唯一原因。氣候、大自然的天災也扮演了一定的角色（譬如陝西的地震與旱災）。但是，統治模式本身的弊病很可能還是最關鍵的決定因素。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可能可以歸結為“信任”問題，也就是福山教授曾經強調的中國社會的一個重要問題。崇禎皇帝會判處袁崇煥磔刑，就是一系列的不信任判斷的結果。類似的情況當然並不僅是對袁崇煥一個人。甚至，袁崇煥本人對抗清名將毛文龍的處死其實也是一種不信任問題的表現。也就是說，互不信任當時已經是普遍存在的問題現象。末期的明朝廷恐怕已經是一個互信瓦解的團體。這樣的團體大概注定無法再延續。
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推論，如果不是統治模式出了嚴重問題，也許不會有後金叛明的悲劇，甚至也不會有李自成等造反/起義的內亂悲劇。
常常陷入匱乏的小農經濟、君主專制/流官與文官官僚體制、國家即天下的單一文化中心觀、“人人關係”取向的自我定位（相對於“神人關係”取向）、以家族作為核心價值與人倫模式，這些可能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典型的基本結構特徵。佛教、道教、明教...等宗教信仰或可視為是這個體系的最後補救措施（不過，這個輔助系統本身也可能是反抗統治者的力量來源）。
在上述的諸結構特徵中，君主專制可能是最容易破壞人際互信的一個環節。但弔詭的是，君主專制也許是在缺少人際互信的社會條件下最可能的一種統治模式；而且，君主專制也許並不是唯一破壞人際互信的因素，而比較是和其他結構特徵交互作用地起著破壞效果。
崇禎皇帝殺袁崇煥，固然反映皇權與將權之間的矛盾，崇禎皇帝本人的性格多疑、少信可能也有關係。但是，體制中缺少獨立的司法平台來處理人際信任問題，逼使皇帝必須親自處理並捲入恩怨糾纏中，也讓事件的後果影響被放大。如果有其他人質疑處決的公平、合理性，將可能因此對皇帝本人失去信任。日後吳三桂的抉擇很可能與他心中對崇禎皇帝的形象有關。也許洪承疇亦然。簡言之，他們心中的崇禎皇帝可能不是一個值得誓死效忠的對象，甚至是他們認為整個大明朝廷就不是一個值得獻身的集體。
祖大壽的降清其實是個非常值得深入探究的案例。他為大明幾度出生入死，奮勇殺敵；但是，也在困守大凌河城三月，糧盡後降清（有可能是詐降，所以稍後又叛，且再度奮力抗清。只是當再度遭遇糧盡無援絕境後，最終還是投降了清軍）。他曾經受袁崇煥重用，但是袁崇煥稍後卻被皇帝處死。這或有可能影響到他自己的最終抉擇。
明軍兵力其實本來遠多於清軍，但是明軍卻一部部被清軍殲滅。而在被殲滅過程中，卻總是看不到援軍。這又是為什麼？明軍將領都這麼畏戰嗎？應該不是。問題很可能在於所有的將領都互相不信任；更重要的是不信任皇帝。皇帝隨時可以因為將領“作戰不力”或通敵而殺之、罰之，不管作戰不力或通敵的判斷究竟是不是公允。如此，有了前車之鑑的將領們自然是盡可能不作為。其實其他大臣們又何其不然？
戰爭行為也許只是社會生活中的特殊面向，但是它其實也最考驗社會內部的互信，乃至社會的向心力。末期的明朝廷，向心力大致已經消亡殆盡。如此，空有大軍也無力回天。文史困境於是生成。
在一定程度上，皇帝是故意要讓將領之間互相不信任，或者是將相失和，俾免於自己被權力架空。但是，當面對較強外敵的時候，這種內部互不信任的局面就會帶來反噬的效果。
話說回來，末期明朝廷的缺少向心力、凝聚力，並不只是專制體制下對權力爭奪或把持的結果。專制體制下，人民基本上是被當作權力的工具來看待，人民除了納稅、服徭役外，基本上很少有什麼被照顧的權利。要抵禦外敵，人民也沒有任務豁免權。人民遭遇大饑荒，開始啃樹皮、吃土，官府卻毫無作為。社會救濟基本歸零。尤其在內憂外患之際更是如此。李自成等會反叛，而且叛軍兵勢會如此之盛，不外就是底層的許多人民已經完全無以為生，造反雖然凶險，卻倒還可能掙得一點活路。
這裡，旱災、饑荒等資源匱乏問題似乎也起著重要作用。這個作用可能打破了原本勉強維持著的內部平衡、穩定。但是，匱乏問題顯然並不是根本性的問題。匱乏可能長期存在。有研究顯示，中國歷代王朝的國庫收入，常常少於正常國家預算總額。這意味著官員常常需要另闢（非法）財源。但是，這卻又成為皇帝控制官僚的手段，需要的時候就可以把一些官員的不良記錄拿來做威嚇。但是，這種權術遊戲最後還是以消耗朝廷內部互信為代價。
專制王朝的社會穩定，大體是一種勉強的穩定，以各方的壓抑、被壓抑狀態為基礎。一旦壓抑力量變得薄弱，可能就會出問題。又或者，人民的生活實在無以為繼，就可能動搖、瓦解這個勉強維持的秩序。也可以說，那本來就不是一種可以真正長治久安的體制。
明朝廷與宋朝廷雖然都是專制體制，但是明朝廷似乎更封閉，也更少對人的尊重。宋太祖杯酒釋兵權，明太祖卻大殺有功將領、大臣。後繼的明皇帝對官僚群也還是不怎麼尊重。嘉靖、萬曆皇帝，都曾經長期不上朝，這也可以理解為是不願意聽取官僚群的意見。甚者，官僚還可能當廷被杖責，或者被發配。這種君不尊重臣、臣未必對君無怨的關係，雖然一時未必就令王朝瓦解，但是弊病畢竟還在，只是等候其他條件累積，最終難免土崩瓦解。
坦白說，從實際表現來看，末期的明朝廷實在是遠不如初期的清朝廷英明有為。不論是對為臣者或為民者來說，只要不是直接宣傳反清，在清朝廷治下很可能比在明朝廷治下要幸福。換言之，在洪承疇、吳三桂面對要不要投降清朝的關鍵時刻，他們如果主要是考慮到百姓的福祉，也許也會傾向要投降。除了特定對象，清廷對來降之人很可能比明朝廷對自己人還好。在這種情況下，南明的抵抗自然是顯得有氣無力。
讀過中國史的人大家都熟知明末東林黨的故事。東林黨大體被認為是一群正直之士，而東林黨的對立面則多被責為誤國奸臣、閹黨。史可法也是東林黨人，而且應該算是其中的菁英典範。但是，史可法縱然優秀，畢竟不是全能，終究還是無力回天。
明朝亡國的悲劇故事已經過去幾百年，今天我們看事情的觀點可以更冷靜、更超然，看東林黨的故事也可以有不盡相同的觀點。今天我們可以說東林黨的作為也未必就都對，甚至有些動作可能還會加速明朝亡國的作用。諺語云：水至清則無魚。東林黨就未免過於理想主義，未必符合現實需要；而且，有些人依附於東林黨，其實未必就真那麼正直、高尚。有些人可能是假扮高尚以便能獲得上意青睞。總之，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東林黨在明末未必起到積極的振興國家的作用。有些東林黨提出的爭議議題被認為是小題大作。很多人舉萬曆年間的所謂“國本”之爭，也就是關於太子的人選爭議，就讓後世的史家覺得太缺乏彈性，所爭者小，卻造成內部嚴重失和。後來皇帝長期不上朝，也可能與此有關。
東林黨人的堅持原則，固然可能有讓朝廷內部陷入分裂的作用，而東林黨人的思考、見識，卻未必夠長遠。至少，今天我們會認為明朝末年真正的偉大思想家是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是等到明朝亡國了才有了的突破性思想與見解。而所謂思想的突破性其實主要還是涉及政治體制。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中含有民貴君輕的民本思想，但這是成書於1661年，已經是清朝初年。
我們不知道，如果明夷待訪錄成書於明朝初年，書的命運會怎麼樣，特別是究竟能不能實際影響到政治體制的改變。從後見之明來說，我們不免會希望這種主張民本或甚至民主的思想能夠及早在中國的土地上開展，及早促成民本或民主體制。那或許是中國人的福音，明朝或許就不會亡於清朝。不過，這種想法顯然太天真。事情大概很難如此發展。寫這種書說不定會要面對文字獄之類的悲劇結果。即使書能夠順利問世，作者也沒有遭到嚴厲懲罰，其中的思想也很難得到普及。特別是，長期依附皇權的勢力很可能會致力維護皇權，而抵制民主化的浪潮。即使只是強調民本原則，很可能也會影響到一些既得利益而被抵制。
人群維護既得利益的傾向，其強烈程度很可能是多數人很難自覺的。對一般當事人來說，維護既得利益是理所當然的，而且是足以燃起激情怒火的。重要的是，既得利益和有權有勢常常是重疊的。也就是說，藉著既有的權或勢要維護既得利益也就更加容易。反之，要分掉他們的利益，事情絕不會平順。
專制體制下，利益的分配是循著很狹窄、僵硬的條框來操作的。要打破這個條框很難，往往只能依賴暴力，講“理”很難講得通。因為對不同的利益團體來說，理的指涉內涵往往也不同。
總之，即使是明夷待訪錄書出之後，也並沒有為中國社會帶來明顯的結構改變。從日後中共必須暴力推動階級鬥爭和“打地主”運動即可見一斑。
再回到史可法的抗清運動處境。事實上，史可法領導抗清運動應該是有高度合法性的，他是兵部尚書，官聲良好，而且上面有福王延續正統；況且，滿清是異族。但是，史可法事實上還是很快就陷入困境。很明顯，廣大底層老百姓並不熱衷支持抗清運動。改朝換代，對底層老百姓來說可能不會有太大的差別。至於軍隊，很可能也沒有太多的民族意識。多數兵士和底層民眾在知識、思想上大概是同類的人。也就是說，他們不太會由衷要為抗清獻身。也所以，馬士英、左良玉等人是優先拿軍隊來打自己人，來搶奪資源，而根本不把史可法的號令當回事。史可法的抗清也就只能望洋興嘆。
我們也可以問，史可法明明是個書生，怎麼就成為了兵部尚書？怎麼就承擔了號令諸將的責任？這其實又是明朝體制的問題。這很可能隱含要壓抑軍人的考慮。由文人來節制軍人，那麼，文人與將領就都很難藉著軍隊來威脅皇權。但是，這樣的體制卻很難產生強有力的將領與有戰力的部隊。這在承平時期可能是有利的安排，但是，在面對善戰外敵的時候卻是自縛手腳的做法。
史可法無法有效掌控軍隊，也很難動員大眾，還要面對朝廷內部的無休止權力鬥爭。而且，還有一個更深層的情況是所有的人彼此之間可能都缺少互信。反之，我估計清廷、清軍內部的互信，遠高於明朝廷與明軍。這種互信很可能同時也是戰場上將士的勇氣、戰志來源。清軍在戰場上表現勇悍，主要應該不是先天遺傳性格上的不同，而最主要是群體內部的互信、向心力不同的結果。總之，最後的結果就是抗清大業難成，史可法只能成為又一個抗清悲劇英雄。
在文天祥的抗元過程中，也是屢遭內部勢力掣肘。董宋臣、張世傑、陳宜中等人屢屢和他起爭執。而他所組織的抗元軍隊，竟遭上命解散。導致他本人被元軍逮捕。雖然稍後被救，卻是軍隊士氣已散，最後還是戰敗被俘。三年後，他在獄中不屈而死。整個過程中，他固然沒有表現出在軍事上有什麼天才，但是，內部意見不一，而且互相掣肘的問題，再度成為抵抗失敗的重要原因。
文天祥的失敗，也許部分是源於他的個人性格、能力特質。但是，文天祥以一介書生，與軍隊素來毫無淵源，卻要負責組織軍事抗元行動，甚至還要帶領軍隊與強敵進行殊死戰。這實在是強人所難。這和史可法所面對的抗清困境其實高度類似。而會出現這種情況，表示宋、明朝廷的軍事部署方式和戰爭因應體制本來就有問題。皇權對將權的限制，可能仍然是主要問題的一部分。而皇權與將權之間的矛盾，追源溯本還是君主專制體制的結果。君主必須把權力盡可能地集中把持在皇家手裡。這就限制了將領的可能發揮空間。而要讓將領不會產生強烈奪取皇權的欲望，關鍵也在於民主化，也就是領導者並不是集權的君主，體制裡沒有那個集權的唯一中心。如此，將領就不會汲汲營營於奪取更大的權力。總之，民主化是化解皇權與將權難解的矛盾的根本之道。當然，宋朝、明朝時期沒有這種民主體制，而且，連“民主”的概念也完全闕如。
民主化可以相當程度化解權力競奪的矛盾問題。但是，要建立穩固的民主體制需要一些社會條件，譬如普遍的道德自律習性，以及一些基本的共識。共識可能要包括：我們都是同一國的人民；我們應該互相尊重並且尊重國家的基本契約：憲法。
國家認同的達成，和依據共同契約來形成國家有關。依賴征伐達到的“統一”，很可能無法建立這種國家認同共識。這就會為國家的安定帶來憂患或隱憂。這些都是專制、非憲政國家的危機。
文天祥、史可法的困境，說到底主要是專制體制的危機。不過，社會互信程度的低落，雖然也和專制體制有關，卻並不完全是後者的結果。認同共識或許不是最關鍵的影響因素，但仍然值得一提。
傳統中國大概沒有鮮明的國家主權、疆界等概念。史可法還得費力向多爾袞論證南明政府的正當性。這很可能是一種天下觀的思維結果。一般人民更缺乏國家主權概念，恐怕也缺乏民族主義思想。也可以說，一般人民對國家興亡其實缺少責任感。這種共識的缺乏，對於動員人民難免會有不良影響。
不過真正的問題可能是跨越群體的道德意識的不足。
在華人社會裡，由於人際關係的多元、複雜，人很難藉著簡單的行動原則處理好這麼複雜的人際關係。所謂“外圓內方”原則其實也還是非常模糊，具體如何實踐還是要個人自己去體會。各人實踐出來的樣子可能南轅北轍。重要的是，不同的互動對象可能有不同的利益立場與觀點，所以我們可能要有不同的應對方式。但是，如此可能使我們自己陷入內在不統一的狀態。
一般華人又缺少一個強有力的、至上的神來提供行動指引（即使多數人持有神論，甚至抱持對神的信仰，但是在不同社會裡，神的角色未必都同等重要）。要維持正直、真誠、內在統一，就變得更困難。敷衍、妥協、善意說謊、言行不一...慢慢就成為人際關係複雜的社會裡人們日常行為模式的一部分。“真誠”也就不再太被計較。也許任何人其實都如此，不過，整體的程度還是可能有系統性的差異。宗教信仰較虔誠的社群，成員很可能會抱持比較真誠的心靈。
另外，疏離感也很可能會成為導致破壞真誠、正直的力量。疏離則源於被剝奪感；而匱乏與專制體制則是剝奪的根源。社會先驅學者韋伯就認為，長期生活在君主世襲/官僚體制下，中國人容易形成不誠實的性格。因為這也是對抗專制體制的一種方式。誠實很可能意味著會被剝奪更多。因為稅的多寡、服勞役的多寡都可能和誠實申報與否有關。以家庭價值為先的中國人，以一種軟性的方式因應專制體制的剝奪，於是不誠實就養成普遍習性。但是，這卻會破壞社會內部的互信，並且導致社會凝聚力薄弱。越是趨於極權的專制體制下，成員的誠實程度大概越可疑。
社會內部的“互信”，也許是上述這些性格特質的結果，而且可能是會明顯影響社會凝聚力的一環。這樣的社會在面對外力挑戰的時候就容易顯得無力。文天祥、史可法就置身在這種社會裡，而在危難之際，即使空有抱負，卻也難以伸展。
在中日甲午戰爭結束簽訂馬關條約以後，台灣曾經短暫組織了所謂的“台灣民主國”，並且組織軍隊欲自行對抗日軍。但是，主要負責軍事的劉永福，雖然曾經是中法戰爭中的英雄，卻在這次對抗日軍的行動過程中倉促撤離，並沒有表現出他在戰陣上的英勇。這又是為什麼呢？
台軍與日軍之間的實力相差太大，勝敗之數早已經了然，這當然是最關鍵的決定因素。另外，劉永福是不是因為年紀大了，失去了年輕人的勇氣、戰志，不得而知。但是，他在台灣，顯然又陷入水土不服的困境中。他所率領的粵軍與台灣本土的棟軍之間，顯然有嚴重隔閡，難以協調。而且，這種矛盾實際上還牽連到上層官員之間的矛盾。最後，遂使台北輕易撤除防務。以唐景崧為首的第一代台灣民主國共只維持了約10天，就以唐景崧的出走告終。
我們知道，二次大戰中，盟軍在1944年6月發動諾曼底登陸作戰。總兵員超過40萬，其中包括許多不同國家、不同軍種的軍隊。但是，這次戰役，盟軍表現得中規中矩，有條不紊，順利完成登陸目標，並且能繼續向內陸挺進。各軍之間為什麼沒有鬧出嚴重矛盾？為什麼不是各自為陣，而能夠統一步調？這是很值得華人文化成員深思的問題。
此刻的台灣再度面對嚴峻的情勢，未來命運難卜。但是，台灣內部展現的凝聚力卻似乎仍然難讓人樂觀。台灣究竟是統是獨，其實大可好好討論。但是，討論本身就已經需要有些基礎共識，或者是進行理性溝通的共同意願。然而，我們似乎連這一點也難以做到。藍綠各方（未必適合稱為雙方，因為其實現在有許多不同的態度、立場）仍然很快就陷入彼此水火難容的地步，以致於彼此甚至覺得異議對方是最可惡、最不可忍受的對象。如此的台灣，是不是也只能再度陷入上面說的“文史困境”呢？
不過，說到困境，今天中國大陸的情況其實比台灣要更嚴峻。由專制、極權，以及因為要勉強凝聚人心而掀起的對外過當敵意，既帶來內部人心不齊、互信低落、凝聚力薄弱，同時也造成了對外關係的嚴重惡化。如何趁著現在或許還勉強來得及，趕緊自我調整政策路線與體制，免致大禍臨頭，這是對當前中國的沉重考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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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樓. 狐禪2022/08/31 10:50中國人號稱不注重個人，但在這些所謂「死節」的事上，卻處處突出與美化個人，背後就是劣幣要逐良幣啊。就像在加護病房中要求無效的急救，浪費醫療資源，只便宜了藥商。-
1樓. 六毛2022/08/29 22:37哈哈哈哈哈,換鏡子來照,對嗎?!
這世界上,沒有第2人,除了您自己之外,沒有第2人!聽不懂搞不清無要緊,地球上每10人中,有8人是low-level consciousness,您有許多同伴!不孤單!!!!!
所有的論述批判、談古論今、寄望求助於神/上帝/宗教.......都只是您自己情緒的擾動,而向外投射,外界那千千萬萬的第2者,第3者,第n者....都只是您情緒波動下,投射的假借對象.哪裡來的第2者、第n者?
自己內心情緖不穏,所以以为有「神」、「上帝」.....
您永遠不知,自己就是神,上帝,因为您內在不穏,應該說內在空洞、脆弱,這是情緒問题,與讀了幾本書、有何高學歷、什麼家世身份背景......一点也不相干.
中共,是什麼?您的理解來自; 1.部份集體意識,2.部份個人意識,
您即使天天在此無病呻呤,也不會影響改變【中共】一丁點.
中國內陸中國人,有其自屬的集体、個人意識,
中國,每天在變化,您不知、不見,原因是您內心缺少對中共的真知灼見,無以做投射!
台灣島人,百年世代都以受害者,戰敗者自居,
致使這種台灣人專屬的集体、個人意識,特別愛無病呻呤、崇神拜鬼、追捧宗教、算命占卜,.....
您,乃社會學【叫獸】，台灣社會台灣人此變態社會現象,您投入多少心血去了解?
您不孤單,台灣像您這種性格者,百萬千萬!而此地貴UDN平台,諸多格主,也是超級鲁蛇愚者不自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