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友野鶴先生標榜自己為左派，並因此感到自豪。他批評我是右派保守主義，並且有雙重標準，對威權（統治）者的暴力寄予同情，而對底層窮人的暴力卻多所批評，少有同情。他又談到一個很久以前（二十年前）的網路爭論，當時我批評了法國哲學家盧梭。他認為我「過度」將法國革命的血腥、暴力歸咎於盧梭。

我一方面感謝野鶴先生常對我的文章做出回應，但是我也慨嘆他對我少了幾分同情的理解，也缺少對「詮釋學」的理解。

野鶴先生回應表示他當然不具備「詮釋學」訓練。

「詮釋學」也可以說是「意義解釋學」，強調對各種文本(text)的意義的解釋過程。我之所以要提詮釋學，未必是強調用詮釋學的方法來進行討論，而更應該說是強調一種態度：因為認識到「意義」詮釋是重要而困難的工作，所以在解釋意義的時候，宜保持開放與尊重、同情的態度。

譬如說，我說張三是保守主義者，接著批判保守主義者的諸多不是。問題可能首先是在於：張三真是保守主義者嗎？這樣的認定恰當嗎？是出於同情的理解嗎？

真實的例子大概像是我們說中共是中國文化的滅亡者（一位台大羅剛教授的說法），或說中共是土地改革者、農民起義者….等。首要問題不是說作為文化滅亡者的罪惡為何、土地改革者又如何具有正義性，而恐怕是多花點力氣釐清什麼樣的定位或描述比較準確。

要給人冠上右派保守主義的名號，也應該做好兩重工作，先是對於右派保守主義做出精確定義，最好是操作性定義(operational definition)，然後指陳所描述對象的種種特質，確認其符合前述定義內容，最後才認定對方確係右派保守主義者。當然，在日常生活裡，我們不太可能做得這麼嚴謹，但是，如果要講求評論公允，還是應該盡量朝這個方向努力。

究竟什麼是左派/右派？

由於左、右派之分使用普遍，所以很難統一其意涵，有人強調左為改革，右為保守；也有人說左為社會主義，右為資本主義；還有人說左為平等，右為自由。這些說法各有道理，但又不盡同。講改革未必講平等，也未必不講自由；而資本主義也未必代表不改革。總之，我們試取「改革」與「保守」之分來說左、右派。

左、右派最早的區分據說是法國大革命時期，制憲會議分成不同的立場群體，而依其在議場中所坐的席位而分成左、右，一般認為，左派主張激進改革，右派則相對保守，期望溫和改變。

但是，在法國大革命中，其實制憲會議的主要成員幾乎都不是原先的統治群體成員，而主要的派別其實幾乎都傾向革命（最右的君主立憲派很早就受到壓抑）。所以，那些被認為「保守」的群體其實也是某種意義的革命派。那麼，都是革命派，彼此的區分究竟為何？其實重要的是激進程度與對暴力手腕的取捨。雅各賓黨（黨魁是著名的羅伯斯比）相對最「激進」，也最暴力。吉倫特黨（黨的靈魂人物就是著名的羅蘭夫人）則比較溫和，願意對前統治者波旁王朝保持較寬容的對待，政策轉變幅度較小。

革命的發展是，溫和的革命黨人先被整肅，重要成員都上了斷頭臺，理由是因為不夠「革命」。但是，最後，最激進的羅伯斯比本人也遭到了斷頭的命運，因為群眾又轉向了，而有許多人覺得他太孟浪、激烈，會斲傷法國。

盧梭是否要為法國革命的血腥、暴力負責？當然很難說他要負起直接責任。畢竟這時候他已經不在人世，並沒有直接參與革命。但是，考慮他的精神感召對後世諸多群眾運動或集體行為的作用，好比他對法國大革命時的激進雅各賓黨的思想影響，很難說他不必為一些災難性的集體行為負起部分責任。對我而言，盧梭的浪漫主義傾向是我較戒懼的部分。所謂「浪漫主義」大體指對文明、理性的反感，以及對感性與自然人性的推崇。有人認為盧梭思想代表理性主義時代的終結與浪漫主義時代的開啟。

感性是人性的一部分，過於壓抑感性，當然也就意味著非人性化，很可能會帶來人性的扭曲。這樣的社會大概很難永續。但是，特別是在集體生活裡，缺少理性，尤其是某種整體的理性（有人稱為「結構理性」structural rationality），結果恐怕是更為可悲的。這個問題稍後再論。

總之，我以為，因為盧梭過度浪漫，太強調感性、自然的人性面，而相對忽略或低估理性行動的必要，尤其是在集體行動的時候，這固然激勵許多的感性行動，包括革命行動，但也讓革命行動中的理性成分相對薄弱。參與法國革命的群眾樂觀相信，通過一場革命，即使是暴力的革命，只要改革了制度，就有可能讓人類社會臻於完美。盧梭的信念則激發出某種過度樂觀的、偏重感性的革命行動，從而使革命陷入更激情、暴力之中。盧梭的思想讓感性的革命行動獲得了更多的積極意義。

我不能說盧梭要直接為法國大革命的血腥、暴力負責，但是，往後秉承這種浪漫主義的革命運動往往都很血腥、暴力。中國的大躍進與文革，大體也是一種帶有浪漫精神的激情改革運動，它裡面既有理想主義色彩，也有強烈的感性訴求，但是也為中國帶來慘烈的悲劇。

如果法國大革命的激烈派是左派，那麼，我對這樣的激烈派即使不是直接有反感，也是想要保持相當距離的。法國大革命過程暴戾，而後果也與理想距離遙遠。革命不久就變質，拿破崙又恢復了帝制，幾年後，波旁王朝復辟。第二共和之後，路易拿破崙又再度復辟君主制，使法蘭西共和國屢起屢扑，命途多舛，而法國政局也持續動盪不安。

法國大革命血腥、暴力（法國大革命期間，法國人口數約減少50萬人，送上斷頭臺的人數約一萬六千人），後果卻又未盡理想。我拿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與之相比，後者平和而且後果極佳，因此覺得前者不值。但是野鶴先生表示，那是由於英、法兩國的條件不同。我相信英、法兩國在革命前的社會條件確實不同，但是，條件的差異至少部分是集體社會建構的結果，而主要不是物質條件的差異或少數統治者個人特質的差異。一個重要的差異條件是英國在16世紀走向宗教改革，而法國則選擇保留舊教，也就是天主教。差異因素當然不只此，但作為自變項，宗教改革本身是通過集體社會建構的結果。英國人因為宗教倫理而形成的高度自律與倫理理性化很可能促成較平順的社會發展，法國則因為激情行動導致動盪不安（關於宗教倫理的歷史作用，可參見社會學者韋伯關於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關係的討論）。總之，並不是法國有先天較惡劣的客觀條件（譬如經濟或國力條件）。

近年有人開始重新思考中國清末的一場改革爭議：孫文領導的同盟會與梁啟超領導的維新派之間的爭論。梁啟超主張在中國推動開明專制、君主立憲。而同盟會則主張通過（暴力）革命走向共和。最後是同盟會因緣際會贏得上風。維新派則被罵為保皇黨、保守派。事實上，梁啟超曾寫了「中國存亡一大問題」的長文，指出中國尚無條件即行共和制，勉強行之可能陷入強人政治與軍閥割據的困境。他的警告後來不幸成真。可惜，這個警告並未能阻擋革命的大勢。梁氏所預言的悲劇果然一一應驗。

當我讀到梁啟超所寫的「一大問題」一文，特別是讀到「強人政治」與「軍閥割據」等詞，一時不免困惑，這是什麼時候所寫？是民國初年嗎？不是，是在清末（約1905-06年）。也就是說，梁氏的預言非常準確。他確實是個智者，能預見人所不見的未來悲劇。奈何他人不理會智者的警告、不聽他的建言，反而罵他是保皇黨、保守派。

所謂「保守派」未必不主張改革，也未必不關心社會中的底層大眾，而可能只是講究改革目的與過程的理性與務實，寧願多些耐心等候，但要盡量減少不必要的傷害，而真正能達到改革的務實目的。

所謂的「左派」，可能強調他們關注社會底層，強調要改革以造福社會底層大眾。但是，這只是空洞的說法，實際上如何呢？北韓也號稱是社會主義國家，他們的領導者或許也曾真正想要改善社會底層大眾的生活，只是最後的結果卻未必是如其所願。他們可能也算是「左派」（因為他們宣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許多所謂社會主義國家都並未真能改善底層民眾的生活（甚至是製造了更多屬於底層的民眾），所以在九零年代很多「社會主義」國家改絃易轍，放棄社會主義。以現在的中國大陸來說，目前仍然堅持宣稱他們是社會主義國度，但是，他們的底層大眾也仍然困苦。

總之，並不是口說關心社會底層大眾，就能實質上造福底層大眾。依我管見，關鍵在於集體的「理性」與「自律」習性（當然，「理性」概念其實還大有細部講究。自律其實也與理性親和，而比較不屬於感性行動）。集體的事務恐特別與理性、自律攸關。

作家楊照最近出版〈在資本主義帶來浩劫時，聆聽馬克思〉（本事文化，2013）一書。他在書中自剖說：「我選擇當一個失敗主義的左派」（頁183-184）。他表示：馬克思思想帶有高度浪漫的理想主義色彩，但是在人間建立一套取代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體系的試驗顯然失敗，甚至是大悲劇，但正因為我們必然要生活在資本主義的社會體系中，所以我們更需要馬克思主義。我試解讀他的意思，應該是說共產主義理想難以實現，只能作為資本主義的修正、補充的養分。說得極端些，馬克思思想恰使資本主義體系更具彈性與韌性，因此更得以長期持續發展。就這個意義來說，是否仍然適合說前者為左，後者為右，蓋難言矣！

左派、右派，究竟孰是孰非，我覺得其實沒有那麼重要，兩派的極端派，其實很容易匯流，極右可能轉為極左，極左也可能轉為極右。就好比社會主義的中國，其實有著濃厚的國家主義氣息。極左與極右的共同點在於背後都是強烈的感性、激情在支撐。簡單說，就是非理性的力量支撐著極左與極右，就像文革中的紅衛兵，或是現在的新納粹。兩種極端派之所以常會合流，因為他們的行動其實並不太講究邏輯性，所以不太考慮所秉持的行動原則之間的衝撞問題。

曾有自由主義者感嘆，左、右兩派都比較有群眾吸引力，因為他們都樂於訴諸感性、激情，都比較能鼓動一部分人，而自由主義則相對乏人問津。自由主義是否果然這麼受人冷落，要看情形，包括如何定義所謂自由主義。自由主義畢竟也是一大思潮，擁護者的人數終究也不在少數。只是，自由主義的定性並不容易。它有時候被定義為右派，但有時候又好像比較接近左派。這可能反映自由主義大體是比較中性的，與左、右兩派都保持某種距離。如果左、右兩派都太重感性，那麼，作為理性主義的主張者，我大概會更親近中性的自由主義。

不過，我也常批評自由主義，重要的是，自由主義可能變成中心無主，既然無主，實際上就可能偏向由本我主導。類似的，自由主義者也可能因為自身的階級屬性，因為他們最可能是中產階級，所以他們可能在無意間成為中產階級的代言人，也在無意間成為右派、保守派。這可能意味著自由主義者的「理性」其實有其侷限。

但是，理性本身就是有侷限，所以康德要批判純粹理性與實踐理性。不過，也有人嘗試提出「溝通理性」或「結構理性」，前者是要強調通過開放、真誠、無扭曲的互動過程，促進社會整體的理性化；而後者則直接在強調一種整體的理性，或者強調決策時考慮生活規畫的「結構」面向。總之，理性概念固可能有偏蔽，卻也還在發展以期更具周延性。

對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強調底層民眾的主體性，他們自身的理性與自律可能非常必要。特定階級，特別是統治階級的「理性」，可能適足以促成其對底層的剝削，而底層的非理性反抗與無節制的行動卻又實際難以成功，甚且可能導致更嚴厲的控制或剝削。底層大眾或全體大眾的理性與自律，才能促進平等、免於剝削。

但是，有些人認為，要求底層大眾理性、自律，是過分的、不切實際的，他們沒有充分條件做到。從而，同情者主張寬容底層大眾的非理性抗爭行動。因為如果不能寬容他們的非理性抗爭行動，他們就將沒有機會爭取到平等權益。

對底層大眾的某種程度的非理性、無節制的抗爭行動寄予同情與寬容，原則上我並不反對。也所以，我對中國近代的共產主義運動也並不完全抱持否定的評價（我認為其中有非理性、有過度暴力，應該要批評，但是也有值得同情處）。但是，我也想延伸類似的同理心，而主張同情像老蔣這樣的威權統治者。為什麼？因為他的行動意義可理解為是在帶領中國這個落後國家爭取國際的平等地位。裡面如果包含非理性的成分（威權或殺戮），考慮其情境條件，亦不無可憫。即使是他在台灣的威權統治，也同樣應該考慮台灣受客觀威脅的情境：台灣在國際間的處境並非一平等、自由的個體。

不過，我可以預期，許多綠營朋友不能同意我對老蔣的同情。類似的，實際上會有多少人願意承受底層大眾非理性抗爭所帶來對自身權益的傷害？我估計只有強力壓制，才能使這些可能的權益受害者不採取反制行動或在事後控訴。而如果沒有對其他階層足夠強力的壓制，那麼底層大眾的抗爭行動就可能失敗，或是因此帶來動盪與悲劇，而底層大眾最後未必能得到實質的好處。古代中國曾有多次所謂農民起義。但是，最後都未能使農民真正獲得持久的平等權利。

從而，我們何妨也期待底層大眾自身能開展理性、自律的行動。我以為，這其實是他們自我拯救、擺脫身在底層的苦難命運的唯一途徑。理性、自律不表示不可抗爭，而是抗爭要有理、有節。認為有理、有節的行動將無從進行抗爭，顯然是邏輯錯謬的想法，暗含如下的假定：無法理性找出既存結構的不合理處。又或者認為：自律行動者不可能進行抗爭。當然，真正的問題是大眾的理性、自律的難度。但是，有難度不表示不應該朝向這個方向努力。

事實上可能是，不管是什麼階層的人民都要靠自身的理性、自律行動來自救。當然，要底層大眾開展理性行動可能不易，但是要在觀念上認同理性行動卻沒有那麼難。這主要是個理性、自律行動之知識開展與價值導向的問題。現代化與教育的機制有提升理性化的作用。我們並沒有充分的理由認為底層大眾不可能通過這樣的機制走向認同理性、自律行動的意義。而我們最要思考的是：知識分子是否該對底層大眾有理性、自律的期許？要不要依此對他們做出批評與建言？還是盡量鼓勵他們的感性、激情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