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二哥出國是林家大事。四十年前，還算是鄉下地區的永和鎮沒出過幾個書唸得高的，特別是務農的林姓大家族。二哥好不容易一邊幫著看牛，一邊讀書下，自台大畢業，未幾，考上了托福，不識字的母親趕緊標了個會，並向親友東湊西借，買了張飛機票。 

在一個夏日的清晨，全家族各派了幾位代表坐滿了租借來的大巴士，浩浩蕩蕩地將二哥送到了松山機場。才剛上初一的我，很高興撿到了一次意外的郊遊，沿路只暗笑著二哥理得鐵青的頭皮，沒有一點不捨的揮別了他，還奇怪從不哭泣的父親怎會雙眼通紅?

     此後，只要是貼滿花花綠綠郵票的郵簡寄到的當天，我們兄妹的晚飯中便可每人分到一塊三層肉吃，一個月總有一次。偶而幾次還來了照片，媽媽更是樂得銀牙一 閃一閃的，當晚就是有人不小心摔破了飯碗，她也不像平日那樣追著打著我們。不記得是多久一次，總是有些時候信剛好被我拆了，掉出其中夾的一張百元美鈔時，媽媽會左右吹吹，小心翼翼的將它摺好，塞進她的腰褲袋裡，一邊塞，一邊跟我說：「這是你二哥綁緊他的褲帶省下來的，沒有妳二哥，你們一個也免想書能讀得順勢。」這句話影響了家中每一個孩子，從後來個個都拼命擠進公立學校可以看出。 

在我加入大專聯考戰場的那一年，海外先傳來捷報，二哥獲得博士學位，一時家中賀客盈門，連平常不太搭理我們的大伯父都擠推在我家客廳中，等著分享這份光榮。父親就職的公司更是聯合送給他這位小職員一個大扁額，上面刻著「博學濟世」，他特地買來幾個大鋼釘，將他牢牢的釘在客廳入門處醒目的正前上端，就緊靠著祖宗牌位。 

弟弟一年後自高中畢業的同時，郵簡寄來的次數明顯的減少，我因著忙於過別人眼中羨慕的大學生活，不曾留意這當中的變化，只剛好有一次聽到父親在廚房裡嘆著氣跟母親說:「雄啊這次寫信來說美國最近景氣很歹，他不好找工作。」一陣無言後才聽到母親喃喃的說：「伊怎麼不回來是?難道博士在咱台灣找不到工作?」只聽父親嘆了一口長氣，沒了下文。 

這一年的冬天家裡的氣溫比外面格外的低，二哥的信常是三、五個月見不到一封，就是來的時候，信裡也是簡單的幾個字：「我在這裡很好，請勿掛念。您們身體都好?弟妹書讀得如何？」完全不像二哥的風格。如此，連續了三、四封之後，一次突然寄來了一大包，我們還以為是禮物什麼的，一打看，不過是一本滿是英文的打字稿，仔細一瞧，是他的畢業論文。我們隨手翻翻就丟在一邊。次日，弟弟無聊又拿出來翻閱一陣，嚇!不得了，他大叫了一聲，指著某頁一排密密麻麻的小字所書寫的內容給父親看，父親隨後也全身顫抖，趕忙把幾個兄妹叫成一堆，像是宣佈什麼災難似的，灰白著臉低聲說：「你們二哥跑到大陸去了，千萬記得不能跟任何人說。」母親縮著背跑到房裡去，不久就傳來啜泣聲。 

我還是戴上耳機聽我的排行榜，像怕被傳染什麼瘟疫似地躲在被窩哩，震耳欲聾的音樂卻抵不過一波一波的思緒：「二哥跑去大陸做什麼？當共匪呀？」想及此，整個身子都毛骨悚然。 

以後，聽說警察過一陣子會來家裡查詢一番，但因為實在查不出什麼，也就不了了之。 

那是保釣運動鬧得最凶的一年。我們壓根兒沒有想到要把二哥跟這些運動連在一起。

      再見面，是離松山機場揮手一別的十八年後。在香港的一家免稅商店。父親、母親、大哥、嫂子、還有我，被安排等在門口，二哥剛才在電話中告訴我他會來接我們。我來回踱步等著，一邊想著那個聲調平穩、毫不激動的聲音是二哥嗎？十八年了，要再見到父母的一刻，竟是那麼平靜？我迫切地追憶小學六年級時，二哥被我的爛算術氣得激動地跳起來叫罵的情形。難道……我想像著電影中那些諜報員被強迫洗腦的鏡頭。 

初春的天氣，二哥披著一件黑色的風衣單獨來到，我忙著拍照，不忍親睹父母抖動的面容，但鏡頭往往無意抓住的是他們落寞的紅色目眶，當年滿懷溫暖而去的寶貝兒子，是被黑色風衣擋住了思情，還是……，雙方僅彼此輕拍著肩頭，而就算一傾十八年日夜累積的煎熬思情？ 

總算當熱鬧的二嫂與正是天真年紀的七歲小侄女出現在在飯店那剎那，尷尬的場面才悠然無影。二嫂一口道地的北京腔以及小侄女更圓溜的官話一出場，伴和著母親的台灣國語，形成一副逗趣的「雞同鴨講」笑場，使得十八年來的首度會親終於有了個圓滿的場面。 

自此一別，父母像是做好了準備，至少不再聽見他們暗夜中的嘆息，所謂「浮雲一別後，流水十年間」，是否能再見面，那得看老天造化了。 

始知不到四年，台灣即打開了入大陸之門，一向不趕熱鬧的老父，也開始尋問旅行社如何辦理赴大陸事宜。 

直到同年的九月，又是整個家族各派代表遠征對這群人而言十分陌生的北京，姊姊被派為領隊，因為她跟二哥有著如知友般的情誼，當兩人首度在廣州機場會面時，由於場面過於感人，使我一時忘了按下快門。他們是二十二年沒見了。 

小時候，嫻熟文靜的姊跟我恰成對比，跟二哥都是天生的讀書料子，兩人年齡雖有一段距離，卻無話不談。二哥臨赴美前，還將滿閣樓的原文書託交給姊代管，轉眼，兩人都是中年了。 

沿途，二哥伴隨著父母，陪著我們一路從廣州到桂林，再從桂林來到了他的第二個家─北京。父母迫不及待地要看看這個家，總是聽說大陸人家過得窮苦寒酸，而他們唯一的盼望是：他們的兒子能有例外。 

當然，比起我們，這個只有兩間小房一間小廳的屋子確是簡陋多了，我們一團十八個人往裡頭一站，有些人就被擠進廚房裡了。然而，看到二嫂的伶俐有致，加上二哥在此地算是有頭臉的人物，為父母的心總算鬆了下來。對他們來說，有個安頓好的家，又有賢柔的妻兒，這就夠了，人生夫復何求？ 

完畢後，母親和姊留了下來，它們預計多待個四天，更實際了解二哥的生活狀況。我則升為領隊繼續帶領原班人馬下江南。 

我知道我還會回來。只一眼我就愛上了北京那空曠的藍天，更何況我還有個親人在這兒呢！ 

自然不久就又回來了。那是次年的春節前夕，冷颼颼的天氣，我跟著兩、三個好友特意到北京尋冬。我們到達時是攝氏零下四度。大年夜的晚上，哥哥為大家斟上了酒，酒酣耳熱後，跟我們話起了當年。那是第一次我直接從他口中了解到保釣運動跟他的關係。 

他拿出了一張刻意保存下來的剪報資料。一九七x年x月x日的紐約時報，左方很明顯的一張遊行示威照片，二哥指著擠壓在照片中右下角的一個人頭，叫我們仔細看看，我一瞧就知道那是留學時代的二哥，而就在他頭上的正端，好歹不歹，剛好是一幅被高舉起來的毛澤東畫像。二哥指了指這張圖片說：「當時就憑著這張照片，我要回去也難了。而在美國的研究工作又被取消之下，我只剩一個選擇─就是回到中國人的地方，來看看能做些什麼。」

     我問起了為何在離別十八年後初會父母的一剎那，他是那麼樣的冷靜，甚至感覺有些淡然時，二嫂搶著把我拉到一邊跟我說：「小妹，有些問題就是回答你了，你可能還是無法體會的，不過，可以告訴你他的冷靜是克制出來的。我只記得在知道可以去香港會見你們時，有好幾個晚上，你哥哥就睡不安穩了，雖然他什麼也沒說，眼眶也不常發紅，心裡老惦記著的就是多年沒見的父母。我們一家三口沒什麼錢，但二哥囑咐我要買下所有北京的好東西帶去香港孝敬父母，我拖著兩大箱，又帶著小月，從北京搭兩天兩夜的火車到廣州，一路上沒洗臉沒漱口的就到了香港，幸好有朋友接待，要不，還真不知飯店讓不讓住呢？」 

樂觀的二嫂剛好配上緘默的二哥，我越親近他們，就越感受到他們從苦難中一起走過來的親愛。二哥初抵大陸時，剛好是文革後期，被批成黑五類，幸好也不知是什麼運氣，讓他沒被送去勞改。剛開始時，什麼也不能做，任由思鄉與孤獨侵蝕，遇見二嫂後才有了家庭溫暖，自然就安定下來了。 

談及永和老家是二哥最喜樂的事。他總是要問豆漿店是不是還叫「世界」?永和路上是不是還有一家永明書局？五路公車是不是還直接到火車站？當我都點頭稱是時，他滿意地安靜了一會兒，然後說：「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小妹，如果我能回去的話，你們就從機場把我送到中正橋頭，讓我一個人下來走，你們讓我試試看經過這麼多年後，我是不是還可以從橋頭一路走回家？」 

我從未離開過家，因此這句話說了也就說了。只不知怎麼，再回到擁擠的中正橋頭，我想到了二哥，或許是愈來愈親的關係，心頭有了一陣的酸楚。每年爸爸都把除夕夜的全家圍爐照寄到彼岸，一方面安慰哥哥的心，一方面也讓他遺憾照片中總少了他們一家三口。 

姑不論這件事對年壯的哥哥損傷多大，對年邁的父母來說，時日已不待，他們從過去的守候，到今天的順命，從中正橋頭走下他們兒子的這件事只能偶而在夢中略過，對於現實是否能真正發生，只能當成是老天爺賜給他們的一份厚禮，只可望而不可求了。 

對我們這些弟弟、妹妹而言呢？盼望在富裕的台灣社會讓哥、嫂回來渡一個自由新鮮的假期，也算是我們對他在留美期間勒緊腰帶為弟妹捨下的這份情的一個回報吧？ 

因此，我是真的、真的期盼不久的將來，能在中正橋的橋頭暗隨著哥哥走回我們一直未曾搬遷的忠孝街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