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的父親

德芮肯家族很早就和東方發生關係，我的曾叔祖霍華 德芮肯(Howard Draken)在上一世紀中因為賣鴉片到中國而成為香港最早的「大班」之一，但他因為和另一位大班迪爾克史特朗恩(Dirk Struan)爭奪地盤決鬥重傷而死，整個財產被併吞。家父從小聽家人說叔祖父的冒險故事便對東方產生了嚮往，在求學時就潛心學習中文與東方歷史。後來他進入倫敦外交部任職，當被問到外放地區的第一志願時他毫不考慮地回答:「當然是中國！」

1900年他終於如願以償成為英國駐北京領事館的官員，當年六月初他帶著新婚妻子伊莉莎白自倫敦搭船在大沽上岸。但當時中國的北方已經爆發了極端排外的義和團運動(Boxer Rebellion)，我父親基於職責急著要進京，他不顧勸告離開天津聯軍的保護區前往北京，在途中果然遇上了拳匪；他的新婚妻子被匪徒抓住當場用大刀砍了頭，他則被一個在天津開平煤礦工作的美國工程師赫伯特 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所救，趁隙逃脫到附近的聯軍陣地尋求庇護才得以脫險。

與他一同脫險的還有一名來自北京的中國基督徒，當他知道家父仍堅持要前往北京時非常感動，悄悄畫了一張地圖交給家父。原來這個中國人以前在英國公使館工作，知道在城牆的某一處水底有個柵門，是連通使館區與城外的排水道出口，由此可以輕易攻入內城而不被守軍發現。

家父隨著進攻的英國部隊一同行動抵達北京，並親自找到鐵柵門敲開讓英軍進入內城，8月14日他徒步踏過堆積如山的死屍進入被圍困了55天的東郊民巷使館區上任。當時的英國駐華公使竇樂納(Mai Donnell R.G.)這樣形容父親:「公使館是他率領部隊解放的！」

家父一上任就要忙於和中國政府進行有關和約的談判，最後在9月7日達成協議，中國政府付出4億5千萬兩天文數字的賠款(約當全中國五年的總收入，加利息後大約40年才付得清，家父也因為妻子被殺得到其中部份的賠償)；此外中國還必須處死參予其事的大臣以及許多義和團的首腦人物，這種場合中國政府都會邀請各國外交官蒞場監督作證，所以當時家父幾乎天天都要去刑場觀看砍頭，看到最後連飯都吃不下去了。

處死的大臣中只有兩個人是被砍頭，四個人早已自殺，其餘三個人由皇帝「賜死」，這對西方人是很新鮮的，所以我父親也去看了。賜死的方式有很多種可供選擇，這一回用的是將溼紙貼住嘴鼻窒息而死的方式，被賜死的人死前還要向皇宮跪拜叩謝皇恩浩蕩，這就很令人匪夷所思了。父親解釋說在中國皇帝若同意讓家長一人死來擔當全族的罪罰是被視為很仁慈的處置，所以必須要叩謝，否則就要誅殺九族了!

賜死是朝中重臣才能享有的專利，其他人就統統要砍頭了。在中國砍頭不像西方有斷頭台的機械化設備，通常死刑犯兩手被反綁上面插一根木牌寫著被斬首人的姓名與罪狀跪在地上，兩名助手前面的用一根繩子勒住犯人的嘴從腦後交叉往前拉緊，後面的把捆綁雙手的繩子往後拉緊好讓犯人的脖子水平伸長；劊子手兩手緊握大刀從上往下揮砍，立時頭顱與身軀分離血水往前噴出到地上。照中國習慣斬下的人頭還要公開展示好幾天，有的是用竹竿高高撐起，有的是用鐵籠子吊在路燈桿上，地點當然都是人多的地方如街道市集城門上等。

在忙著處理拳匪事件善後的同時，1901年初又遭逢維多利亞女王逝世與新皇帝登基，這對駐外使館來說是重要工作，因為在接受友邦元首政要的弔唁後又要辦理慶祝登基的各項活動。由於維多利亞女王在位時間太長，這種事已經有六十幾年未曾辦過，大家都沒有經驗，手忙腳亂地足足忙了好幾個月。

父親認為中國慈禧太后的地位很類似維多利亞女王，她們掌政也幾乎是在同一個時代，但女王陛下的權力是源自正式的繼承，慈禧太后的權力卻是來自於宮廷鬥爭，不過這也表現了她能幹厲害的一面。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在北京城破後就逃往西安，直到1902年初才回京。(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