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49年10月1日，以毛澤東為領導的中國共產黨 (中共) 意氣風發地在北平故宮天安門城樓上宣告建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定都北京 (平)。同年12月下旬，以蔣介石為核心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驚恐倉皇地播遷至孤懸於中國大陸東南一隅的臺灣島，以臺北為“反共抗俄”的陪都，延續著國共兩黨於抗戰勝利後在大陸地區四年 (公元1946年 ~ 1949年) 全面內戰的烽火。從此，“兩個中國”便正式浮上國際舞台，而“一個中國”則一直是臺灣海峽兩岸政治實體於政治軍事外交上不斷交鋒之癥結所在，迄今已逾六十年。然而，“兩個中國”當初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一個中國”現在究竟是待決的歷史問題還是無解的政治迷思? 值得吾人探討與思考。

話說，公元1927年4月12日的上海，清晨傳出密集的槍響，時任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的蔣介石利用手中的軍隊進行“清黨”: 以武力清除自公元1924年孫中山欽定的“聯俄容共”國策以來藉個人名義加入中國國民黨的中共黨員。大批潛伏於國民黨內之中共黨員遭到逮捕或處決。長年手握筆桿子的毛澤東至此方悟“槍桿子出政權”的真理，遂拉起了一支“革命”的隊伍，於同年秋季，在老家湖南發動“秋收暴動”。事敗，率領殘部上了江西西部的井岡山，落草為寇。第一次“國共合作”因此劃上句點，國共兩黨從此正式徹底決裂，分道揚鑣。

未幾，同在井岡山上的朱德所部與毛部合流，成立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朱為軍長，毛為黨代表。公元1930年8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成立，朱為總司令，毛為總政治委員，割據雛型初具。震驚中外的瀋陽“九一八事變”( 公元1931年9月18日) 發生後不足兩個月，以暴力推翻其時中國唯一合法代表政府 ~ 南京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為宗旨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於公元1931年11月7日在中華民國的江西省正式掛牌，並接受當時位於蘇聯莫斯科之共產國際 (第三國際) 的指揮及資助；制定國旗，國徽，軍旗，貨幣，憲法大綱，政府機關及各項典章法令，儼然以一個主權獨立國家的姿態問世，分裂國土，完全視中國國家領土主權之完整為無物。枉顧日寇大軍壓境，國難當頭，配合日軍攻勢，公然分散民族的抗日力量；但憑俄共之命是從，吃裡扒外，兼顧蘇聯利益，悍然進行叛國的武裝暴亂。導致自公元1928年12月29日東北張少帥幡然易幟後全國一統之局面再度消失。“兩個中國”，“國中有國”的歷史異形與政治現實於焉濫觴。

為謀求國家的領土統一及凝聚民族的抗日力量，南京國民政府於是對國中之國的“中華蘇維埃”發動數次圍剿，此乃任一主權國家應為當為之舉。終迫其放棄江西根據地，於公元1934年10月間倉促地展開其所謂的“二萬五千里長征”，流竄襲擾中國西南諸省，最終出川北入甘南(公元1935年6月底)，並於公元1937年1月10日進踞陜北的延安，結束歷時兩年餘的“長征”。由贛入陜後的“中華蘇維埃”(後改為“陜甘寧蘇維埃政府”)，兵力銳減，元氣大傷。若非“西安事變”(公元1936年12月12日)，在當時南京政府數十萬重兵幾路合圍陜北的嚴峻情勢之下，恐其早已走入歷史。“一個中國”的懸案或將得解，而非陰魂不散，糾纏至今。

“七七”蘆溝橋的槍聲 (公元1937年7月7日) 及“八一三”淞滬會戰的爆發 (公元1937年8月13日) ，速疏陜北中共之危(圍)。因勢利導，在全民同仇敵愾，抗日呼聲鼎沸之際，與南京國民政府達成協議，改懸青天白日旗，名義上歸順中央 (第二次“國共合作”)。“陜甘寧蘇維埃政府”換為“陜甘寧邊區政府”，紅 (共) 軍改編為中華民國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和“新四軍”。然旗幟雖易，行徑故我，中央政令仍不受，軍事指揮從未依，換湯不換藥；以“一分抗日，二分應付國民政府，七分發展實力”為方針，假抗日之名，行坐大之實。“陜甘寧邊區政府”仍是中華民國腹地之內有獨立武裝實力與政府組織並利用抗日不斷成長茁壯的“國中之國”。表面上虛幻統一的“一個中國”仍呈“一中一陜”“一國兩府”的分裂局面，各自為政，各行其是，各不相讓，相互攻擊，直至抗戰勝利。旋即，中共憑恃擁兵百餘萬及抗戰八年間其所建立星羅棋佈於華北及華東各地的“抗日敵後根據地”，發動全面內戰，塗炭生靈，逐鹿中原，終致江山替手。爾後，臺灣海峽兩岸對峙分治的場景，國人多已知曉，不再贅述。

公元1949年北京建政之際，二十餘年來口口聲聲以承繼“革命先行者”孫中山之遺志自詡的中共，若真無“黨天下”之私慾，真心服膺孫文之“天下為公”，真為國家民族計，真念茲在茲“一個中國”的統一事業早日完成，則實應沿用“中華民國”的國號，國旗，國徽，國歌及憲政體制；於武力奪權“革命”大業已成之後，回歸孫逸仙所創立之國體，戮力於“三民主義”與“五權憲法”體制架構下之理性變革。若如是，則成舉世諸國“換黨不換國”“換人不換府”之常態，於國內外將順理成章堂而皇之地繼承“中華民國”的一切，包括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席位；中國亦或早成一民有民治民享之統一國度，而非再歷數十年之動盪浩劫，徒耗光陰民命與國力。退駐臺澎金馬的“中華民國”政府亦因此將無牌可掛，法統難續，進退兩難，反淪一方割據，眾矢之的，而自然消失。無奈，向來黨的利益勝過一切，愛黨之心高於愛國之心的中共，為實行“一黨專政”及確保“萬年執政”，不惜放棄山河一統，另起爐灶，繼炮製“兩個中國”的歷史異象之後，執迷不悟，又錯失實現“一個中國” 的歷史契機，禍國殃民。致使“兩個中國”並存至今歷近八十年而不輟，“一個中國”乃由可解的歷史問題蛻化為無解的政治迷思。

時空流轉至公元1992年，在海峽兩岸初步接觸協商之後，形成了 “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一中各表”) 模稜兩可的所謂“九二共識”。各自表述者，各說各話也。邏輯上，若一個中國，則各自表述；反之，若無各自表述，則無一個中國。“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仍是各行其是，各自為政，各不相讓的兩個政治實體。本質上仍毫無交集，更遑論“共識”。原因何在? “一個中國”昧於歷史與現狀，且拜中共所賜，已成窮途迷思。兩岸的“九二共識”反而間接反證並無奈承認了“兩個中國”自公元1931年起共處於世的事實；再次凸顯出“一個中國”不僅是北京主政者多年來賣力炒作的一項偽議題，更是中國近代史上蠱惑人心的一個真迷思。

歷史的趣味在於叛國之徒竟身披愛國之皮，招搖撞騙，世襲网替，欺矇於世而無往不利。物換星移，滄海桑田。一個當年寄生於中華民國體內，改姓分家進而喧賓奪主的政治集團，因一黨之私，背離國家民族於先，坐失統一良機在後；時至二十一世紀的今日，猶未知愷切自省，不思撥亂反正，尚極力混淆真相，任意竄改歷史，以逃避應負之責，搖身一變，反倒成為大聲疾呼堅持“一個中國”與反對“兩個中國”( 或“一中一臺”)的中堅；若非真是換了位子便換了腦子，就是患有嚴重的選擇性失憶症。明知“一個中國”因己已成無解之迷思且自身對其已無能為力，卻依然長年操弄此議題以愚弄人民與國際並從中攫取政治利益，時時誣詆且處處壓制中華民國，弔詭之至，莫此為甚。政治當真只是高明的騙術!?

務實，務實，務必正視史實與現實。中國或將終歸一統，但非在可預見之未來，更絕非在脫胎於“中華蘇維埃”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五星紅旗之下! 試問，公元1931年決然另立“中華蘇維埃”及公元1949年冒然變更國體及國號時的中共，心中可有一絲維護及捍衛中國國家領土主權完整之念?“兩個中國”的始作俑者與維繫者有何立場與資格來談論及主導當代中國的統一問題? 又如何能對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云云說三道四? 六旬不肖的逆子意欲逼媾百歲高齡之老母，倫常何在? 若由專制獨裁人治腐敗的北京政權統一自由民主法治肅貪的臺北政府，天道寧論?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無盡糾葛的迷思常源於無限痴貪的慾望與是非曲直之不明。真欲“為人民服務”福國利民乎? 解鈴還須繫鈴人，書生之見，最簡易之法乃回歸初始，試將“一個中國”由無解的政治迷思逆轉為可解的歷史問題。

中華民國今猶在

正統法理屬蓬萊

百年風雨巍峨立

日皓天青為君開

胡錦濤應效法中共口中的“民族英雄”張學良於公元1928年底所為，夤夜通電全國及世界，改弦易幟，孽子知返，復歸孫中山歷四十年之奮鬥所創建的真正祖國之懷抱。青天皓皓，白日昭昭，順天應人，殊為正道。惜此念無疑癡人說夢，緣木求魚。或中共認真推動政治改革，徹底實現五化 :“政治民主化”，“司法獨立化”，“社會法治化”，“軍隊國家化”及“媒體自由化”，則“一個中國”尚有可為亦未知。如若不然，“一個中國”礙難成，“兩個中國”勢長青。喟嘆“一個中國”將仍屬迷思，“兩個中國”恐漸行漸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