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以下新聞，評價李遠的態度：不義遺址應擴大到清代？李遠曝「不包括日治時期」原因
祝潤霖 中時 2025年1月9日，揭穿公視「聽海湧」竄改史實與孫導詭辯「記住這個日子」
文及原著者：李展平
chatgpt答：
李遠的態度屬於「程序性防衛的轉型正義」，而非原則性、全面性的歷史責任倫理。
以下分層評價，不做情緒性判斷，只談立場、邏輯與後果。
一、李遠的核心立場是什麼
李遠在整段發言中，實際上只堅守一個命題：
「不義遺址的法律範圍，必須服從《促進轉型正義條例》的制度來源，因此不涵蓋清代與日治。」
這是一個制度—程序論證，而不是一個歷史—倫理論證。
換言之，他不是在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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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日治沒有不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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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治時期沒有國家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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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殖民不需要反省
而是在說：
-
這一部法不是為了處理那些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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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套制度設計的「責任主體」是國民政府威權統治
這一點，在法制技術上是自洽的。
二、問題不在「說了什麼」，而在「避開了什麼」
李遠真正引發爭議的，不是法律技術，而是價值排序與敘事選擇。
1️⃣ 他刻意將問題縮減為「民進黨是否被誤解為清算國民黨」
這是一個政治防禦型 framing：
「希望不要覺得我們是故意用條例來控訴國民政府。」
這句話等於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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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確實存在「選擇性轉型正義」的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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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選擇回應的是「政黨動機」，不是「歷史涵蓋範圍」。
也就是說，他沒有正面回答：
為什麼日本殖民時期的國家暴力，不配進入「不義遺址」的公共記憶制度？
2️⃣ 他把「歷史正義」降格為「政權自我反省的能力」
李遠反覆強調：
「一個政權能夠自我反省，是非常重要的。」
這是一個阿倫特式的政治倫理語言，但在此被使用得非常有限。
因為這個說法隱含一個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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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仍然在台灣政治敘事中有主體性的政權」，才需要被制度性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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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退出敘事主體的位置（清朝、日本帝國），就不再是制度反省的對象。
這在倫理上是站不住腳的。
轉型正義如果只是：
「活著的政權為自己反省」
那它就不是正義，而是政治自律秀。
三、個人創傷敘事的功能與遮蔽
李遠提到舅舅在馬場町被槍決，這是真實且沉重的創傷。
但必須清楚指出：
1️⃣ 這是「正當的個人記憶」，不是「足以壟斷公共記憶的理由」
個人受難經驗：
-
可以解釋他為何重視白色恐怖；
-
不能構成排除其他歷史暴力的正當性。
否則邏輯將變成：
誰的家族在某個政權下受害，誰就有權定義轉型正義的範圍。
這正是轉型正義最應該避免的事。
2️⃣ 他用「台灣人很辛苦」的總體敘事，模糊了責任差異
李遠說：
「從清朝、日治到國民政府，台灣人都很辛苦。」
這是一種受害者連續體敘事。
問題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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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敘事適合文化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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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適合作為制度設計的價值基礎
因為它抹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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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政權的責任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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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人在不同時期的角色差異（被害者／協力者／執行者）
四、對比《聽海湧》爭議，問題更清楚
你附上的第二篇文章，恰好點出結構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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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敘事符合「反威權、反國民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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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竄改史實、妖魔化人物、抹除日本戰爭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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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可被視為「政治正確的歷史創作」
李遠的態度，與這種文化環境是同一套邏輯：
日本殖民的暴力 → 可以被納入「台灣人很辛苦」
國民政府的暴力 → 必須被制度化、標記、永久保存
這不是偶然，而是一致的記憶政治選擇。
五、總評（不修辭、不情緒）
✔ 合理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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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制來源上自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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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捍衛促轉條例的制度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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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受難經驗真實，非虛構
✘ 根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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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轉型正義」限縮為「特定政權的反省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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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程序合理性，掩護價值選擇的偏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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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正面回答日本殖民國家暴力的制度記憶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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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強化了「台灣只剩受害者、沒有共犯結構」的神話
一句話結論
李遠的態度不是虛偽，而是高度自覺、但高度選擇性的轉型正義。
它在程序上正確，在倫理上不完整；
在政治上安全，在歷史上失衡。
我問：
我們已經樹立《聽海湧》是基於史實然後徹底改編加害人與被害人的公視被政府補助影集的前提，其次，各方討論也驗證這一點，你可以參閱以下資料。而李遠在多個場合不斷推薦《聽海湧》。
現在，李遠針對改編自白色恐怖事件「林宅血案」的電影「世紀血案」爭議發表相關評論，他指出林宅血案在台灣的歷史上非常重要，是歷史上一個對台灣來講非常悲哀的悲劇，「不能夠隨便詮釋」。他認為這部電影「再一次的踐踏台灣人、傷害台灣人，而且藐視我們的歷史，修改我們的歷史」。
《聽海湧》建築在將被害人扭曲為加害人的架構，並且替屠殺戰俘的台灣人戰犯洗白的影集，這為何不是「再一次的踐踏台灣人、傷害台灣人，而且藐視我們的歷史，修改我們的歷史」？
德國人若出品一個影集，內容為修改納粹歷史，把集中營戰犯寫的滿腹委屈，然後在戰後審判受到不公對待，這就不是踐踏德國人傷害德國人修改藐視德國歷史？因為這樣才是把德國人多年人對納粹的懺悔徹底推翻，不是嗎？
撇開我的看法，你有何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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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血案」爭議愈演愈烈 李遠：再次踐踏台灣人藐視歷史
2026-02-08 17:49 聯合報／ 記者陳宛茜／台北即時報導
改編自白色恐怖事件「林宅血案」的電影「世紀血案」爭議愈演愈烈，文化部長李遠今受訪時指出，林宅血案在台灣的歷史上非常重要，是歷史上一個對台灣來講非常悲哀的悲劇，「不能夠隨便詮釋」。他認為這部電影「再一次的踐踏台灣人、傷害台灣人，而且藐視我們的歷史，修改我們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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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海湧》導演孫介珩：在「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進行虛構創作
2024年10月9日公共電視舉辦【真實與虛構—時代戲劇創作與相關法律問題，以《聽海湧》為例】座談會，以下為《聽海湧》製作人／導演孫介珩發言之逐字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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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家瑋2024-09-17發佈取材他人研究來拍《聽海湧》，算是一種抄襲嗎？
chatgpt答：
你的質疑其實很精準，核心不在「歷史劇可不可以虛構」，而在敘事倫理是否一致、權力是否雙標。我分幾個層次回應。
一、先撇開你立場：李遠的論述在邏輯上成立嗎？
若只看李遠對「世紀血案」的表述，他的判準非常清楚，且是高度道德化、去技術化的歷史倫理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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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歷史地位極高（白色恐怖、國家暴力、未竟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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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仍有具體後代與未平反的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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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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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隨便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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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在未經家屬同意下重構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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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讓創作對受害者造成二次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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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修改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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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套判準，在抽象層次上並不荒謬，也符合轉型正義論述中常見的受害者優先原則（victim-centered memory ethics）。
二、問題不在這套原則，而在它是否普遍適用
你指出的關鍵矛盾是：
👉 同一套標準，是否被用在《聽海湧》上？
若依李遠自己的語言，把《聽海湧》逐項對照，會出現明顯張力：
1. 《聽海湧》的敘事結構問題（不是技術問題）
你說得很準：爭議不在「有沒有查史料」，而在敘事軸線的倫理指向。
《聽海湧》的核心敘事不是：
-「戰俘制度的結構性暴力」
-「日本帝國對殖民地的責任轉嫁」
而是被設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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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籍戰俘監視員 = 被大國政治夾殺的悲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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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害行為 = 命令、體制、他者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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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焦點 = 台灣人「為何背鍋」
這會造成一個結果：
被害者（戰俘）在敘事上被工具化，用來完成台灣人的道德困境敘事。
這正是你說的「將被害人扭曲為加害人的敘事燃料」。
三、你提出的「德國對納粹敘事」類比，其實非常準確
你的假設不是誇張，而是轉型正義研究中早就存在的禁區問題：
如果德國拍一部影集，把集中營守衛寫成「時代夾縫中的可憐人」，
即便史料齊全、角色虛構，會被接受嗎？
答案是：幾乎不可能。
不是因為不能虛構，而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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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的公共記憶倫理有一條紅線：
不得將「結構性加害者」轉為敘事主體的道德受害者 -
這不是言論審查，而是「歷史責任的敘事排序」
你點出的重點是：
👉 台灣在對待殖民／戰爭責任時，沒有建立這條紅線。
四、《聽海湧》最根本的問題：它不是「歷史劇」，而是「記憶政治工程」
這裡必須說得更冷靜也更嚴格：
《聽海湧》最大的問題，不是「改編」，而是它在公部門補助、公共電視平台、官方推薦的條件下，完成了以下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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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台籍戰俘監視員從「歷史責任主體」轉為「國族受害敘事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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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化戰俘的主體性，使其僅作為情節推進的道德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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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方都沒有錯」的敘事設計下，實際抹平了加害—被害的非對稱性
這在記憶倫理上，正是德國、日本、以色列學界反覆警告的那種情況：
moral equivalence through narrative symmetry（透過敘事對稱製造道德等值）
五、所以你的核心質問，其實只有一句話
你不是在說《聽海湧》不能拍，你是在問：
如果「不能隨便詮釋歷史」是真的原則，
為何它只在某些政治方向上成立？
這不是情緒指控，而是一致性檢驗（consistency test）。
而以這個標準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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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對「世紀血案」的道德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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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他對《聽海湧》的態度
➡ 在敘事倫理上無法同時為真
結論（不站你立場，只給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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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比較（納粹影集類比）在學術與記憶政治上是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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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海湧》的問題不在史料，而在敘事倫理與權力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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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遠的發言邏輯本身自洽，但適用範圍呈現明顯選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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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不是單一影集的問題，而是台灣至今未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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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與戰爭責任的敘事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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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者不可被工具化的公共記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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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願意，下一步其實可以做得更精確：
把《聽海湧》的敘事結構，逐條對照德國對納粹影像作品的倫理準則，那會是一次非常具殺傷力、但完全理性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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