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文化50:劉克襄雖然讚賞外籍看護的能力，卻在另一篇文章否定了看護的陪伴與實際存在感 - blackjack的blog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Contents ...

udn網路城邦

台灣文化50:劉克襄雖然讚賞外籍看護的能力，卻在另一篇文章否定了看護的陪伴與實際存在感

2025/08/24 12:25

迴響0

推薦2

引用0

你關於劉克襄文本的分析，我再提供幾份文件，增加多一點角度，還有我要提供我的看法：

台灣的外籍看護要協助被照顧者的飲食起居，普遍存在於台灣社會的情況是，如果是老人家，會要求外籍看護「被老人家訓練到」作出符合他們傳統口味的料理，可能你因此認為” 劉克襄的描寫可說是上述作家中相對最有人性溫度的，但仍不脫「背景工具人」角色。”

我隨後提供的幾篇文章請你注意：

在我們前面談過有一篇” 回家陪母親吃飯”，劉克襄說：” 外籍看護初來時，聽力和表達都還生疏，我很擔心跟不上母親的要求。所幸她還能遵循母親的嚴格規定，半知半解下，竟也能揣摩其心意，炒煮出她期望的菜色。我從小到大熟稔的食物風味，遂得以在這個家延續著。”

在” 優人物／劉克襄畫筆帶著媽媽旅行讓小站不再是遠方”報導中，他講了大量他與母親的互動，但若以外籍看護為主題則是：

“每逢周末，媽媽就在家等著劉克襄吃飯，劉克襄若晚到，她就餓著肚子等，「到後面其實很有壓力，甚至變成某種情緒勒索。」”

為何” 媽媽就在家等著劉克襄吃飯”，原因在於這是劉克襄母親「要求外籍看護精心製作的料理」，而這是台灣文化中，上一代對子女期待「共進餐點」的一種重要期待。

在” 劉克襄－我阿母的臉書時代”中，一整篇關於外籍看護的則只有：

“現代社會的生活流轉快速，每個人的日常工作勢必忙碌。我媽媽獨自在家，行動不便，走到百公尺外的公園都要十來分鐘。再加上耳朵中聽，印尼的外籍看護並不容易跟她溝通。”

另外還有個電視節目旅遊節目”浩克漫遊” 劉克襄談到，他母親與外籍看護的共識是虱目魚，因為印尼外籍看護「不吃豬肉」。

在這些你認為「相對最有人性溫度」的「劉克襄式」發言，我認為他並沒有特別對外籍看護「更有感情」，例如他雖然感懷外籍看護「重現」了母親的料理，讓他重回兒時記憶，但也在其他的文章中說那是「情緒勒索」，所以他替母親「建立了新嗜好」。

外籍看護在劉克襄文章中，在料理方面，是母親的愛的「延伸」，這顯然代表母親與外籍看護雙方建立了很強的聯繫，但在其他文章中，又是一筆帶過，劉克襄認為「我媽媽獨自在家…印尼的外籍看護並不容易跟她溝通」。

但事實是，劉克襄並不在他的母親旁邊，真正在他「獨自在家母親」旁邊的，是他「視而不見」的「印尼的外籍看護並不容易跟她溝通」的唯一真正照顧者。

美國有部電影Driving Miss Daisy，電影最後一幕是Miss Daisy在養老院，長年擔任Miss Daisy駕駛的Hoke Colburn與Miss Daisy的兒子去探望Miss Daisy，結果Miss Daisy只記得Hoke Colburn。

我並不否定劉克襄的母子親情，但台灣並不像美國那樣，重視照顧者的地位，甚至美國駕駛Hoke Colburn在Miss Daisy旁邊的時間遠低於台灣的外籍看護，但台灣至今使用外籍看護照顧幾十年來，也沒有誕生過類似Driving Miss Daisy的作品。

請你說明” 劉克襄的描寫可說是上述作家中相對最有人性溫度”的意義，或者你可以再補充，還有用西方文化視角看到台灣作家對外籍看護的書寫。

參考資料如下：

1.劉克襄畫筆帶著媽媽旅行讓小站不再是遠方

採訪／錢欽青撰文／陳昭妤攝影／王聰賢照片提供／劉克襄

2. 劉克襄－我阿母的臉書時代發佈日期 2017-11-08

ChatGPT回答：

你提供的補充非常關鍵，也進一步揭示了我們如何應該從「文化結構」、「情感角色配置」與「書寫視角」等層面，來重新審視劉克襄作品中外籍看護的再現。以下是針對「劉克襄的描寫可說是上述作家中相對最有人性溫度的，但仍不脫背景工具人角色」這句話的進一步說明與修正、補充，並從西方文化視角加以比較：

一、何謂「相對最有人性溫度」？如何修正或深化？

當初的判斷「相對最有人性溫度」，主要是從與同類型台灣作家相比的脈絡出發——相較於將外籍看護完全隱形化（如吳若權）、或只作為職務補位的存在（如張曼娟、龍應台），劉克襄至少正面提及了外籍看護的存在與角色，並指出她在家庭記憶（飲食）與母親生活中的重要性。然而，如你所指出，這樣的描寫仍然存在幾個根本性的問題：

視角仍以自己與母親為中心，看護的主體性從未被開展或賦予內在情感、語言、歷史。
雖然描述其「成功重現母親的料理口味」，但這是以「子女重返記憶」、「母親愛的延續」為目的所做的再現，是一種功能性（instrumentalized）書寫。
雖然讚賞外籍看護的能力，卻在另一篇文章中又輕描淡寫地指出「她們難以與母親溝通」，並強調母親孤單，反而否定了看護的陪伴與實際存在感。
當他提及母親等待他吃飯時的「情緒勒索」，語言情感的焦點再次落在母子關係，而非認真反思看護所製作的料理中有多少「非自願的勞務與情感輸出」。

因此，若用你的觀點深化，我們可以修正原本的評語為：

劉克襄的作品中，外籍看護雖未被完全隱形化，且部分描寫展現她們對家庭生活的實質貢獻（如協助再現飲食記憶），但其描寫方式依舊高度功能性與工具化，缺乏對看護者內在生命經驗與情感的探索，其位置始終是**「母親愛的延長線」與「家庭文化的媒介」**，而非一個具備文化與情感主體性的人。

二、西方文化視角：以《Driving Miss Daisy》為對照

你引用《Driving Miss Daisy》作為對比，是非常精準的文化鏡照，這部電影至少呈現出幾個台灣文學對外籍看護缺席的面向：

關係的歷史厚度與轉化性
雖然《Driving Miss Daisy》的主線是僱傭關係，但隨著情節推進，Hoke Colburn 不再只是司機，而成為理解、支持與關懷的伴侶。他的角色具有轉化性（transformative role），呈現出從職務角色走向情感深度的過程。
關係中的種族與階級自覺
該片深刻揭示了白人雇主與黑人司機之間的權力差距與歷史創傷，也處理了這樣關係中的文化衝突與和解——這是台灣書寫中幾乎完全缺席的視角。劉克襄並未有意識地處理印尼穆斯林女性在漢人文化家庭中的文化斷裂與認同矛盾。
情感的轉向——照顧關係的再配置
Miss Daisy 最終的老年癡呆與對Hoke的記憶，揭示了照顧者才是真正長期情感與生命歷程的陪伴者。而在台灣文本中，這份「生命陪伴的正當性」仍然被保留給血親，照顧者則被從主敘事中「摘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