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濟入大陸記

　　政治可以隔離一個民族，慈心卻無遠弗屆。慈濟進入大陸20年，提供了一個俗世心靈重建的樣本

　　慈濟台灣

　　文_本刊記者 朱汐   編輯_蕭三匝

　　北京東花市大街棗苑小區門口，一家書店低調地開了許久，周圍人很少知道這裡便是在全球擁有20餘萬志工的慈濟基金會在北京的駐地。白底淺黃紋的招牌上，除了印著繁體正楷的「靜思書軒」並用英文標註了其為「Books & Cafe」外，沒有任何多餘信息。

　　透過落地玻璃(1375,-10.00,-0.72%)窗， 屋內的靜謐沉穩隱隱透出，身穿白衣黑裙的全職志工穿梭其中。近門位置豎著一塊與招牌同色系的標示牌，牌子上寫的是6月份的講座安排表。講座多是關於心靈與 健康的，從如何「轉化恐懼為愛」到骨髓捐贈常識，從環保知識到養生保健。書軒的外廳陳列著慈濟的各色產品和一架架書籍，內廳則擺著茶桌和籐椅，那是舉辦沙 龍的地方。

　　每當講座結束有人離開，身穿深藍旗袍或白衣黑裙的志工便會先一步走到門口，拉開玻璃門送賓，鞠躬的同時，口中唸唸「感恩您」，有些人熟練地回以「感恩哦」，也有些人則忙不迭地說「謝謝」。顯然，「感恩」這個詞在他們口中頗有些不好意思說出來。

　　徐女士就是被這樣的「感恩」吸引過來的。她住在書軒附近的社區，常從書軒門口經過，大約半年前終於忍不住好奇推門而入，「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慈濟 是什麼，也不信奉任何宗教。」直至如今，她也只是在閒時踱過來聽聽這裡的講座，有時候是養生，有時候是茶道或插花藝術，內容很多。偶爾她會帶朋友一起來。 「他們的志工都非常虔誠有禮貌，但他們不傳教不布道，說的都是生活中用得到的知識，聽聽有些收穫。」

　　與徐女士的觀望態度不同的是徐晨。她是一名研究血液病的醫生，白血病是她的研究內容之一。這一天，她給大家分享了白血病和骨髓移植的基本常識，以打消大家對骨髓捐贈的恐懼和理解誤區。她妹妹和母親陪她一同前來。

　　研究血液病的徐晨非常清楚創立於1993年的慈濟骨髓庫與中華骨髓庫的淵源。20年前，慈濟在台灣成立「台灣骨髓捐贈資料中心」，2002年改 稱「慈濟骨髓幹細胞中心」，目前入庫資料已超過32萬人份。截至2010年年初，在實現捐贈的2000多份骨髓中，有882份捐給了大陸患者。在中華骨髓 庫建立之初，慈濟骨髓庫給與了諸多幫助與支持，並與其互通樣本的檢索。

　　大陸與台灣血濃於水，慈濟在大陸的發展真切地印證了這句話。

　　慈濟全稱為「財團法人台灣省私立佛教慈濟慈善事業基金會」，由修行於台灣花蓮縣的比丘尼證嚴法師1966年創立。如今慈濟已是台灣最大的民間慈 善機構，證嚴法師也因此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如今，慈濟在全世界五大洲均有分會和聯絡處，從事慈善、教育、醫療、文化、國際賑災、骨髓捐贈、環境保護和小 區志工等事業。在其醫療體系中，除了著名的慈濟醫院，還有為慈濟醫院培養人才的慈濟醫學院、慈濟護專；在教育體系中，則有慈濟幼兒園、小學、中學、專科學 校和大學，推廣和傳播的是「全人教育」的理念；而慈濟的文化板塊則擁有自己的出版社、電台、電視台……

　　慈濟歷程

　　在慈濟，最為年輕卻頗被看重的是環保事業。在台灣，僅台北就有4500個慈濟環保站，每天參與工作的志工多達65000人，其中年齡超過60歲 的老人佔了很大比重。他們通常做的就是將原本混作一爐燒掉的垃圾進行分類，並且將可以回收的垃圾賣掉。「你知道嗎？在台灣，因為有慈濟環保站，垃圾焚燒量 大大下降，現在很多焚燒爐根本就沒東西可燒。」慈濟基金會項目部主任陳明宏介紹。而環保站賣掉垃圾所得的錢，環保志工們將會捐獻出來，支持了「傳播大愛清 流」的大愛電視台大部分運營開支。在東南亞的某些國家，環保志工們捐出來的錢還為當地窮人建立了低成本的洗腎中心。

　　作為傳統宗教組織，慈濟在科技應用上的心態卻頗為開放包容。救災需要大量快餐，證嚴法師希望發明出用冷水就泡得開的即食麵飯，於是國際慈濟人道 援助會食品組召集人魏應充領走了這個任務。作為味全公司董事長，香積面的研發全程都在康師傅的生產線上實現。而在每一個慈濟的會所，慈濟志工們都會不厭其 煩地告訴你，那些深藍色環保袋、T恤衫都是由礦泉水瓶回收後，經大愛感恩科技公司抽紗織造而成，4個水瓶可以做一件T恤，9個塑料(10320,25.00,0.24%)瓶就可做成一條毛巾，慈濟賑災用的毛毯也由這些回收材料製成。

　　慈濟志工隊伍龐大，很多人擁有屬於自己的事業，在各自的領域受人尊重，也有人原本是慈濟幫助的對象。但在慈濟，他們都是平等的，雙手合十對每一 位志工和參與者表示感恩，有需要時，他們隨時可以俯身擦拭地面甚至清理衛生間。在慈濟最重要的是去做，沒人在乎你是誰。而這也許恰恰是身在其中的人最為感 慨的。

　　志工每次出去賑災或做社區探訪，交通食宿的費用都需要由自己承擔。「上人自己躬身勞作，不接受弟子供養，我們加入慈濟便是受到了她的感召。」接受記者採訪時，幾乎每個慈濟志工都會提到這一點。

　　事實上，如今的台灣，佛教已深入社會各個層面，並成為司法之外維持社會治安的一股重要的約束力量，也與行政當局公權力形成有力的互補機制。除了 慈濟之外，星云法師創辦的佛光山、聖嚴法師創辦的法鼓山以及惟覺法師創辦的中台禪寺通常都會在賑災時衝在前頭。除了台灣本地，慈濟的賑災和慈善事業早已遍 及全球，其志工也來自全世界各個國家，涵蓋各種膚色、種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每年過年，世界各地的弟子匯聚在證嚴法師位於花蓮的靜思精舍，僅是年夜飯 就要擺200多桌。

　　6月15日下午，慈濟委員姚蒔菁身著深藍旗袍，與身穿「藍天白雲」義工制服(藍色旗袍和「藍天白雲」即藍色上衣白色褲子是慈濟志工在從事慈濟志 業時的正式制服)的丈夫介文清一起出現在位於靜思書軒二樓的慈濟會所。她平時在一家國際學校擔任校長，在慈濟的工作也偏向教育板塊。在這個下午，她牽頭組 織了一場親子教育活動，參與對象是來自各個協力組(在北京共有9個按地域劃分的協力組)的志工和他們的孩子們。在慈濟，感恩、尊重和愛是最被重視的品質， 體現在家庭關係中，便是父母與子女的正向互動，孝道的傳承。「上人教導我們，是每一個人組成了家庭，家庭組成了社會。總有人說這個那個都是政府的責任，但 是政府裡的人也是從一個個家庭中來的。」姚蒔菁說。

　　「我們原本都不是慈濟的弟子。」姚蒔菁說，她出生在一個天主教家庭，很小便已受洗，丈夫則是個徹頭徹尾的無神論者。此前她常去教會，也為窮人做 發放。她最初接觸慈濟是在1998年左右，台灣開始在各學校推行《靜思語》(證嚴法師的感悟集萃)教學，她需要與其他學校的老師互相交流教學方法。「那時 候並沒有將慈濟的事放心上。年輕人嘛，總覺得很忙，忙家庭忙事業，沒有時間去做志工。」她有空的時候，也會像徐女士一樣去慈濟的書軒聽聽手語教學、看看插 花。

　　直到1999年台灣9·21地震發生，姚蒔菁第一次覺得需要重新審視這個在自己眼裡似乎總在「教手語、插花和茶道」的組織了。地震發生於凌晨 1：47，2：00時，證嚴法師便已指示成立救災中心。2：30，大量慈濟志工已經出現在賑災一線，帶去帳篷、睡袋、棉被、照明、口糧等物資，並迅速展開 定點義診和巡迴醫療服務。姚蒔菁被慈濟的師兄師姐們叫上，一起走上街頭為受災同胞募款。「我很驚訝，他們為什麼會在別人都往後躲的時候沖上去，為什麼他們 之間有如此強的號召力，那麼多人立刻就聯結起來了，不光要救災，他們還細緻地考慮怎麼把失去家的孩子接出來，安排好，然後還要參與重建。」這讓姚蒔菁對這 個幾乎完全由志工組成的組織產生了巨大的好奇心。

　　9·21地震後不久，姚蒔菁和丈夫搬到了美國，在那裡他們接受了慈濟人文學校較為系統的慈濟文化熏陶。「我時常想，上人也是個女人，為什麼她的 心能容納那麼多？她做了一輩子慈濟，卻從未離開過台灣。她說：『我不需要，只要弟子聽話，你們就是我的手，你們就是我的腳』。上人的話能夠入我們的心，我 們就能做她要做的事。」而姚蒔菁覺得證嚴法師的心裡裝的總是別人的需要，「做一個手心向下的人是幸福的。」

　　當時慈濟在美國很重要的一塊內容是慈善，比如每週固定去養老院陪伴，固定地為流浪者和流浪家庭提供熱食發放。介文清說，去領取熱食的流浪者什麼 人都有，當地的黑人、失業者，也有很少數的華人。與一般食物發放不同的是，慈濟的志工在發放食物時，還會與這些人交談，「我們會問他們為什麼流浪，是不是 遇到了什麼問題。有些人因為失業，我們會告訴他們哪裡有工作機會，哪裡可以得到免費的培訓，可以去什麼地方申請救濟金，不要總是在街頭等著別人來幫你。」 很多時候這種幫助會有效果，其中一個流浪家庭的孩子後來進入了斯坦福大學讀書。

　　除了慈善，姚蒔菁和慈濟教育板塊的志工們也會推動對孩子們的教育，「比如有人把果園的果子捐出來，我們會帶高中生去整理、包裝、發放。我們也帶 當地的學生去認養公園，清理落葉，讓孩子們有一種感覺，就是我生活在這個社區裡，這個地方就和我有關。上人常說，『做就對了』，一是要做對的事，一是要用 對的方式做，但這些事需要不斷去做，做了就會成為習慣，成為你認為應該做的事。」

　　如今，姚蒔菁的一雙兒女留在美國讀書工作，她與丈夫來到北京。「我女兒上學時每個週末就會拉上同學把電飯鍋都做上米飯，然後一大早去菜市場買菜 做好了去發放，她不覺得這是額外的負擔。」而讓姚蒔菁忍不住眼眶泛潮的小事，反而是女兒一個不經意的舉動。有一年女兒生日，介文清正好在美國約她見面。她 那天就起得特別早，做了20多個素三文治到公園裡給露宿者發放早餐，這成了她對自己生日祝福的方式。姚蒔菁相信，女兒從這樣的付出中所獲得幸福和快樂是真 實而無法取代的。

　　姚蒔菁不論去哪出差，都會在行李箱中留出一個位置給慈濟的深藍旗袍，「帶著這一身行頭，到哪兒有慈濟的活動，都可以去出一份力。」她有時會這樣提醒剛剛成為慈濟受證志工的師姐要在每一次參加慈濟活動的時候，都意識到自己的轉變。

　　如今在大陸，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內地誌工成為慈濟的受證志工。按照慈濟的習慣，只有受證後的志工，才會擁有代表慈濟的藍色旗袍和藍天白雲制服，尚在受訓的志工需身穿灰衣白褲，在足夠瞭解慈濟文化並確定以慈濟事業為志後，才可受證。

　　從姚蒔菁的角度看，受證並不意味著某種身份和光環，反而代表了更重的責任，「受證意味著你要皈依上人，要和她一條心。我在美國認識一個師姐，她 甚至已經認養了一個療養院(認養即表示她會每週都去服務，負責與這個療養院的所有聯繫接洽等)，但一直都沒有受證，因為她覺得她所做的還不夠。所以每個人 心中對於受證的意義，也有不同的標尺。」

　　慈濟第一次進入大陸源於1991年的賑災。當時華東水災肆虐，無數人流離失所，證嚴法師在台灣坐立難安，決定出手援助。但彼時兩岸局勢並不明 朗，島內對此反響巨大，有很多人都在罵證嚴法師，姚蒔菁至今仍記得當時的反響，「他們說台灣人都還幫不過來，為什麼要去幫他們？」但罵歸罵，證嚴法師的決 心已下。「當時上人說『政治歸政治，受難的是那些無辜的民眾，眾生平等，怎麼可以不幫？』上人發願，慈濟的志工們便要想盡一切辦法將之實現。」姚蒔菁說。

　　慈濟真正在大陸生根是在兩年後，第一塊土壤是台商圈子。1993年，邱玉芬來到上海做生意，當時她希望將慈濟事業帶進來。「這是我給自己發的 願，沒有人要求我這麼做。」邱玉芬有這心，聽的人卻覺得這無異於在水泥地上播種，當時的內地經濟發展剛剛開始，慈善是個陌生的名詞。那時和她一樣飄在上海 的台灣人成了她最初發展志工的對象。在路上，聽到有台灣口音的人說話，她都會迎上去攀談，這些人慢慢累積出了她在內地開展慈濟工作的第一批支持者。

　　在很長時間裡，邱玉芬無從得知大陸需要幫助的窮人在哪裡，只能組織一些敬老院的探訪。直到有一天，她終於輾轉得知，江西和湖南交界的宜春有一個三不管鄉鎮，因為造了水庫，沒了田地，「窮得女孩子12歲就要嫁人換一頭牛回來，很多小女孩被帶到廣州賣花。」

　　這個信息是她從一個農業部下鄉掛職的張書記那裡得知的。在那個宜春的偏僻鄉村裡，由於唯一的學校在水庫另一頭，繞行需要三四個小時，人們往往會 搭乘小船渡過去。有一年一名老師帶著七八個學生坐船過水庫時，船翻了，人全死了。當地的一個老農民賣了自己唯一的一頭牛，到處借貸，湊了5000塊錢，想 在離村子近一點的地方蓋一所新學校。但5000塊錢啥也幹不了，掛職的幹部回到北京，挨個企業詢問，都沒有結果，只好求助附近台灣人開的飯店，這事也就傳 到了邱玉芬的耳朵裡。

　　當年9月份，邱玉芬拉上十來個台商，趕了一個週末，坐飛機、汽車、輪船倒騰著到了宜春。夜裡司機開夜車，撞上了安全島，「那一次有師姐縫了好幾 十針，有師兄皮都掀了起來。你說我作為一個組織者，那種沒有辦法說出口的壓力和負荷……」但第二天這些人簡單包紮之後各自回去上班，沒有人報案。「他們很 驚訝，不明白這些台灣人為什麼不報案。也因為這個，當地政府覺得這些台灣人可能真的挺好的，我們才獲准去那邊幫他們蓋學校。」

　　從1993年開始，慈濟在大陸一點點地艱難發展，邱玉芬幾乎都是親歷者。第一例骨髓捐贈，從護送骨髓到等待受捐者甦醒過來，邱玉芬一直親自陪 伴。汶川地震，她又想盡一切辦法到達災區，調集物資，在震後第三天與志工們一起，將110噸包括38000多條毛毯、上萬個生活袋和價值上千萬藥品的物資 送入災區，並在金山、什邡、漢旺等地建立了服務站、煮放熱食點和義診點。

　　現在與過去相比較，慈濟在大陸的發展迅速很多，也不再僅僅侷限於台商的小圈子。2004年，慈濟基金會在蘇州設立蘇州慈濟慈善志業中心有限公 司，從事社會福利和慈善事業，推廣環保教育和兩岸人文交流活動。2010年，慈濟基金會終於獲得正式身份落戶蘇州，成為大陸批准的首家非大陸居民代表任法 人的基金會，慈濟稱之為「大陸總部」。除此之外，慈濟以台商人群為第一落點，開始在大陸推廣，長三角的崑山、無錫、常州、蘇州和上海，珠三角的廣州、深 圳，以及四川、貴州、北京等地，均有了慈濟的分支。除了極少數的專職工作人員外，各地誌業均由志工自發展開。

　　如今，慈濟不僅在政府層面有了更高的認可度，在民間也有越來越多認同其理念的參與者，慈濟北京的志工趙子亮便是其中之一。他現在正處於灰衣受訓階段，對成為藍衣充滿期待。

　　1987年出生於河北省淶源的趙子亮是慈濟志工中較為年輕的成員。「我當時在一個三本院校讀書，覺得自己的未來很茫然，周圍有家裡條件好的同 學，不學習也能有個看起來不錯的未來。」這讓他覺得世界並不公平。他躲避考試，甚至一度患上嚴重的抑鬱症。機緣巧合下他聽到大愛電台，後來又漸漸上網找大 愛電視台的節目，發現真的還有這樣一群人在努力地為別人付出，原來做一個好人可以擁有內心的平靜。當時在秦皇島上大學的他每個月都要坐慢火車到北京參加慈 濟的活動。如果說身份顯赫的人在慈濟可以獲得腳踏實地的感覺，因而迷戀這裡，那麼對於平凡如趙子亮的年輕人來說，他找到的是一個放得下得失計較的處所。

　　趙子亮畢業後在慈濟一位師兄的公司裡工作，公司離慈濟會所不遠，他幾乎每個週末都出現在慈濟的各種活動現場。「在我們的培訓中，會非常詳細地要 求不可以拍攝對方的殘缺部位，不可以不經過同意就去拍攝。」這樣的細節關照對於趙子亮來說，無疑是慈濟對每一個生命尊重的體現，這讓他覺得很貼心。

　　而遠在深圳的黃桂梅如今仍每週到慈濟深圳的會所值班，在這個由志工捐贈的場地裡(慈濟的多處會所都由其志工捐贈)，身穿制服的她總是端端正正坐在入口處，微笑地迎接著來往的師兄師姐，接待找上門來報名的志願者，不厭其煩地介紹慈濟的活動。

　 　黃桂梅與丈夫一起在深圳打拚多年，如今擁有一家不大不小的企業。生活穩定的她一直樂於做些助人為樂的事。但在遇到了慈濟之後，她覺得慈善的方式似乎可以 有更人文的表達，「他們不稱呼那些被幫助的家庭為『貧困戶』而是『感恩戶』，每一次發放物品都會由衷地對被幫助的人表示感恩。他們說話輕聲緩語，甚至吃飯 端碗拿筷子都有規矩。」這一切並不是耳提面命的要求，而來自於每一個在慈濟出入的人親身示範。深圳的葉碧峰師姐會在交談時忽然輕聲而嚴肅地提醒你「不要翹 腳，會壓迫到血管和神經」。在吃飯時，她們自己端坐在凳子上，挺直腰板，四指墊在碗下，大拇指扶住碗沿，「久而久之，你在這裡就不會放肆，心裡充滿了尊重 和寧靜。」原本並不願意與她一起來慈濟參加活動的丈夫因為好奇，有一次跟著她和兒子聽了一回靜思語教學，頗感興趣。「他會覺得，哎，這不是傳教啊，這些東 西蠻好的！」她笑。

　　與趙子亮、黃桂梅一般的大陸志工正在越來越多地成為慈濟在大陸發展的重要力量。「有些人總擔心說只有哪裡哪裡的人才能把慈濟做好，但是全世界那 麼多的地方都有人成為上人的弟子，要做得好需要的是入心，把他們的心帶進來，這需要時間，需要他們真的發現心靈的感動。」姚蒔菁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