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因而是環境有毒物質，而且具遺傳性。所以，保羅才禁止聰明的哥林多人不要像世俗人一般分門別類(好似現今各種黨派)，而要他們將生命建立在耶穌基督的根基上...

表觀遺傳神學：意識形態

   「有說『我是屬保羅的』，有說『我是屬亞波羅的』。」(哥林多前書3:4)投票終於告一段落。

   每逢選舉期間，我必須自動對某些社會議題禁語，無法充分享受言論自由，無論在威權期，或在更大的民主進步時代。這對一個心繫台灣屬靈復興的專欄寫手極為痛苦。

   但感謝主，過去每逢選舉日，我都在外地教會服事，無法投票，可以在遠處靜觀這社會的集體脈動或變化，並以國際學術原始研究資料，為台灣屬靈復興留下白紙黑字紀錄，讓後來世代知道，基督的教會在社會分崩離析中仍有微弱聲音—主始終在這島上啊。

   表觀遺傳神學(Epigenetics theology)研究環境與遺傳交互作用的神學意涵。

   「意識形態」(Ideology)被認為是環境有毒物質(Environmental toxin)，影響個人生理機能、認知、行為、甚至壽命，不只泛及整個社會，還會遺傳到下世代，構成新的環境，再次反嗜個人，循環不止。

   「意識形態」形成來自天生(遺傳)或是後天的環境？(Nature vs Nurture)它如何造成影響？是表觀遺傳(Epigenetics)學者所關心的議題。若涉及泛政治(眾人之事)行為，便形構成「基因政治學」(Genopolitics)或「生物政治學」(Biopolitics)。

   由於行為的複雜性，又因表觀遺傳鑑定技術的限制，至今尚未找到構成「意識形態」的單一或叢集基因群。

   早在1974年，德國漢斯·艾森科(Hans Eysenck)就提出政治傾向具有遺傳性。1986年，該團隊再以孿生者為對象(Twin study)，計算出遺傳對政治傾向的影響比率占40%、環境因子則具有60%影響力。易言之，政治傾向有40%早已內住基因裡，由父母遺傳而來，這部分影響無關父母對孩子後天教養或環境薰陶。

   2008年，雅各·福勒(James Fowler)指出兩個酵素基因，單胺氧化酶 (Monoamine oxidase，與暴力傾向有關)基因和血清素轉運體(Serotonin transporter，控制情緒)基因，與政治傾向有關；之後，他們又發現幾個多巴胺受體(Dopamine receptor，影響歡愉經驗) 基因家族的參與。2011年，澳洲的彼得·哈特米(Peter Hatemi)進一步發現麩胺酸(NMDA)受體基因(控制神經可塑性與記憶功能)亦作用其中。

   這些情緒(歡愉或暴力)、報償等基因之作用，也在晚近腦科學研究中得印證。

   2022年，母校俄亥俄州立大學政治系利用AI、腦造影，發現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大腦的額下迴(語言、知性中樞)、杏仁核(情緒中心)、海馬迴(記憶有關)等區之活性。

   2023年，布朗大學歐莉爾·費爾德曼荷(Oriel FeldmanHall)，更發現意識形態強烈的人是聽不進去不同意見的。

   由此可見，極端意識形態者，多情緒化、有暴力傾向、失去判斷力與自律性、長久懷恨(記憶力強) ，…等，負面人格特質。

   「意識形態」因而是環境有毒物質，而且具遺傳性。所以，保羅才禁止聰明的哥林多人不要像世俗人一般分門別類(好似現今各種黨派)，而要他們將生命建立在耶穌基督的根基上。(哥林多前書3:11)

   「表觀遺傳神學」建議，教會應該成為善美的好環境，沒有意識形態，只有耶穌基督並祂釘十字架。(哥林多前書2:2)

 (轉載自《基督教今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