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魯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管領風騷的兩位文化人物，他們個性迥異，所學不同，但在那個時代都發揮了巨大的能量。魯迅不僅成為當時共產革命標記的榜樣先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更因體制的力量，成為人人心目中的民族英雄。
相對之下，胡適作為典範的影響與光輝則顯得較為平淡。即便新中國將之列為戰犯中的唯一文化人，50年代初期還發動了全國性的「胡適思想批判」運動，但大陸對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學界及文化界，一般人其實並不知道胡適真做了些什麼事。而在台灣，他雖貴為中央研究院院長，但因標舉學術自主與自由，他的影響也始終沒有受到官方特意的舉揚，一些人對胡適的觀點也時有批評。
然而，這幾年，大陸的文化知識界，只要關心中國未來及兩岸價值，且多少涉入一點歷史的，對兩人的顯隱卻開始有了與過去不一樣的評價。
這種評價的轉變，是認為儘管相較於魯迅，胡適對社會沒有近乎不留餘地的嚴厲批評，但胡適所倡導的改革，無論是白話文運動，無論是對科學精神的闡揚，對民主自由與實驗精神的堅持，以及強調制度改革的根本地位，在在都有他對社會、人性的根本觀察，對學術與良知的堅持，他認為只有如此，中國才能不再陷於歷史的輪迴中。而其觀點到如今依然受用。
魯迅不同，特有的批判筆調與反舊社會的定位讓他的形象更為突顯，既符合了知識分子的期待，與常民也貼近，在那特殊的年代裡就起著巨大的作用。新中國成立後的大陸更是如此，魯迅成為人民英雄，胡適則人人喊打。
胡適溫文儒雅，基本就是個思想啟蒙者，這使得他並不爭取社會風騷，他不僅作育了許多英才，在批胡運動中，對無情批判自己的學者、文化人，乃至欺師背祖的學生，也都能有一定的體諒，甚且在必要時給予幫助。
無論是學問與做人，胡適的堅持更來自一種根柢的生命信念。大家知道的一個故事：中研院30周年慶暨胡適新任院長的典禮上，蔣介石以總統身分致詞，對中研院的未來提出明確的期望，希望中研院的研究應負起復興中華文化與道德的責任，並能在反共上起其作用。針對此，不顧蔣介石當場可能的尷尬，胡適則強調學術的本質在求真，應獨立於政治之外，並不為特定政治意識形態服務。但儘管胡適與當道保持距離，後來台灣的發展，基本上還是合著胡適的路來走的。台灣推行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核心信念是「倫理、民主、科學」，後兩者就是胡適畢生所提倡的。
正因如此，這些年來，重看魯迅與胡適的這種現象就更值得大家重視與玩味，在這種重看裡，並非翻轉式地將一邊神聖化，一邊妖魔化，而是提到他們對社會的不同對應，以及個人的思想深度，更看到兩人人格特質的不同，由此，不少人感嘆於當年胡適的被誤解，以及中國一直不能有深入的啟蒙運動。
坦白說，一個社會的改造，如魯迅或胡適這樣的人本就缺一不可，重看魯迅與胡適，不僅可以看到個人的角色與時代的局限，多少也可以觀照兩岸發展的某些特質。就整個中國，兩岸不同的觀照原有其必須，哪天兩邊文化界乃至政治界，提起兩人，都能有一定的了解與體諒，彼此的心結也可能消散許多。
而當大陸的知識分子重讀這兩人時，基本受到胡適影響的台灣，能否更彰顯胡適的生命特質與思想內容，就有它一定的重要性。可惜的是，在「去中國化」的這些年，胡適好像也被台灣掃進了歷史塵埃，只有少數人還提起他，這情形，能不令人感慨！
（作者為文化學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