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8日，美國總統川普在接受《紐約時報》專訪時表示，能在國際舞台上限制他權力的只有「自己的道德與判斷（my own morality, my own mind）」，甚至直言「不需要國際法（I don’t need international law）」，不僅如此，川普總統於2025年6月以及今年2月對伊朗發起的軍事行動，均彰顯出一個問題：在國際社會中，究竟是以軍事、政治的實力為行為準則，還是國際法更有拘束力？
一、強權政治，還是規則秩序？
筆者曾於2003年3月24日撰寫〈美攻伊 犧牲了國際法〉一文，不過該文所謂的「伊」與本文並非相同。前文指出美國打著「預防性自衛」大纛攻擊伊拉克的行為，使國際法的尊嚴受到挫敗。且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卻在2004年9月16日才表示，美國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而攻打伊拉克的行為，已違反《聯合國憲章》而為「非法」。
但時至今日，美國、以色列攻打伊朗，違反《聯合國憲章》第2條第4款「不得使用武力侵害其他國家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的規範（參考《聯合國憲章》第51條，其等亦不符正當防衛的例外情形），現任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卻僅表示「深感震驚」，筆者對古特瑞斯避重就輕之回應，感到不解！
然而，學習國際法70逾年的筆者尚不因此對國際秩序（法律優於實力）抱持全然悲觀的看法，雖然過往的紐倫堡大審與東京審判看似仍仰賴實力，但近年來，如唐獎第二屆法治獎得主阿爾布爾，其擔任由聯合國安理會決議所建立的南斯拉夫國際戰犯法庭（ICTY）的首席檢察官，並起訴前南斯拉夫強人米洛塞維奇。且國際刑事法院（ICC）已對俄羅斯總統普丁及以色列總理尼坦雅胡發出逮捕令，甚至於2025年已成功逮捕菲律賓前總統杜特蒂。種種案件可見國際法仍可制約違反國際法的人物，無需放棄對法律力量的信念。
二、得來不易的《聯合國憲章》豈能由少數國家恣意鬆動？
20世紀上半葉，兩次世界大戰帶來空前災難，人類開始反思權力競逐的後果，在此背景下，從為期不久的國際聯盟到聯合國的成立，再到依據《羅馬規約》（Rome 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設置國際刑事法庭，以及開始大量締結多邊公約，在在展現國際間嘗試「以國際法建構國際秩序」。上述發展，即是拜登政府所倡議之「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Rules-Based International Order），此概念同樣受賴政府重視，強調國際關係應建立在「規則與制度」之上，而非依賴強權。
然而，正是基於歷史脈絡，今日的發展更顯耐人尋味，亦即長期倡議「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的美國，竟數度展開爭議性的軍事行動。所幸世上仍有忠義之士，從西班牙總理桑傑士譴責美以對伊朗的襲擊是「非法、荒謬、殘忍的戰爭」，並不許美國使用西班牙境內的軍事基地，再到德國總統史坦麥爾表示這場戰爭無庸置疑「違反國際法」，以及大陸地區的習總書記指出美國已「違法侵犯」伊朗主權，均顯現出相較於維繫與大國的「友好」，遵守《聯合國憲章》毋寧更為重要。
三、遵守規則以建構秩序：中華民國台灣地區的角色。
台灣地區賴總統曾稱俄羅斯為「侵略者」，然而對美、以的舉動卻未有表示，其厚此薄彼的態度難昭公信。筆者呼籲：賴總統應遵守《憲法》第141條「尊重條約及《聯合國憲章》」的規定，使台灣地區不自外國際秩序；並在兩岸關係上依循《憲法增修條文》中「為因應國家統一前…」的規範，效仿尼克森訪問大陸（Nixon goes to China）的智慧，發揮「求同存異」的精神，共創「良制一國」。唯有中國（台灣地區及大陸地區）與聯合國全體會員國遵守憲章，方可確保世界大戰永不爆發！（作者為中華民國國際法學會會員、超國界法律問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