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中國為何要堅持開放並推進全球化與制度型區域一體化？
在當前形勢下，中國為何需要持續推進開放政策。今年APEC的主題正是「開放、創新、合作」，足見開放的重要性。
1、我們為什麼要堅持開放？
首先，開放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根據中共二十大、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以及「十五五」規劃部署，到2035年中國要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進入中等發達國家行列。圍繞這一目標，經濟學界和政策研究領域普遍認為，未來中國每年需保持至少5%的經濟增長。值得注意的是，當前中國經濟基數已相當龐大，實現5%的增長難度不小，這就要求我們必須依靠可持續發展路徑。
其次，開放是發展的前提，能為中國經濟注入持續動能。中國經濟是在全球化與外向型發展進程中逐步壯大的，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和長三角地區，經濟已深度融入世界經濟體系。中國與世界緊密相連、休戚與共，發展仍需依托全球化進程——沒有人認為中國能在封閉環境中實現中國式現代化。恰恰相反，我們需要更高水平的開放，這也是中央政府一以貫之的政策導向。
第三，國際貿易的重要性依然突出。儘管傳統「三駕馬車」（投資、貿易、消費）拉動經濟的模式需調整優化，但這並不意味著其作用減弱，國際貿易尤其如此。去年中國貿易順差突破1萬億美元，這一數據引發全球廣泛討論，我們也需理性審視其背後的深層含義。在我看來，這一現象帶來的憂慮多於成就。巨額順差既反映出近年來我國出口增速加快，尤其是「新三樣」（電動載人汽車、鋰電池、太陽能電池）等產品出口表現亮眼；但另一方面，也折射出進口增長相對乏力的問題。出口多、進口少導致順差擴大，這種局面長遠來看是不可持續的——畢竟中央政府多年來始終不追求單純的貿易盈餘，更強調貿易均衡發展。1萬億美元的順差是一個警示信號，說明儘管國家層面堅持開放政策，但在具體落實中，無論是貨物貿易還是服務貿易，進口增長不足的問題客觀存在，這反映出微觀層面可能出現了開放力度減弱的傾向，需要我們警惕並加以糾正。
第四，開放是中國履行大國責任的必然選擇。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開放政策本身就是重要的國際公共產品。當前全球各國面臨的核心挑戰仍是發展問題，而開放促進發展、封閉導致落後，這一規律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樣適用。
最後，中國的大國地位是通過鬥爭贏得的，而非憑空而來。當美國等部分國家推行逆全球化、經濟民族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時，我們更需以實際行動持續推動全球化進程——這是中國邁向強國目標的必由之路。
2、我們要堅持怎樣的開放？
因此，新時代國家層面的高水平開放政策已形成高度體系化、系統化的佈局。我將其總結為三個層面的高水平開放。
第一是包容性多邊主義。多年來，我國始終踐行包容性多邊主義，即真正的多邊主義。這種多邊主義秉持開放包容的理念，聚焦所有成員國共同面臨的問題，不針對任何特定國家。這與美國搞的針對第三方的「小圈子」做法有著本質區別。例如，我們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包容性多邊主義的生動實踐——儘管美國、日本曾表示反對，但我們始終保持開放姿態，歡迎其加入，絕不針對第三方。
第二是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領域的制度型開放。這與APEC的核心目標高度契合，因為區域經濟一體化離不開各國普遍認可和接受的規則標準。在此方面，我們一方面持續對標國際先進規則標準，另一方面已從過去單純的「接軌」轉向主動參與規則制定、為國際規則貢獻中國智慧。此次APEC會議在深圳舉辦，無疑為我們深化制度型開放提供了重大機遇。
第三，我認為更為關鍵的是自主的單邊開放。當前，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面臨著不同程度的經濟挑戰，部分國家重拾貿易保護主義，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頭。而我國已具備實施單邊開放的條件——事實上，真正的強國往往推行單邊開放政策。當年美國提出的「門戶開放」政策本質上是對等開放，是發達國家強迫發展中國家開放市場的工具。歷史上，英國曾率先推行單邊開放政策。美國在漢密爾頓時期的重商主義階段後，也於二戰後轉向單邊開放，構建起三大開放體系：開放的教育人才體系、開放的資本金融體系與開放的企業體系。如今，我國已發展到有能力推行單邊開放的新階段。
04 粵港澳大灣區在中美競爭中扮演的角色
當前提及中美競爭，若聚焦於第四次產業革命這一核心維度，本質上是中美兩國若干重點區域之間的競爭。
1、中美兩國的重點區域佈局
從第四次產業革命的技術儲備與產能佈局來看，美國的優勢區域主要集中在兩大板塊：其一為西部的加利福尼亞硅谷至得克薩斯的狹長地帶，這裡被美國人稱作「新浮士德文明」的發源地（近代傳統浮士德文明起源於歐洲），他們認為新一輪產業革命的火種正孕育於此；其二是東北部從波士頓延伸至紐約的區域，作為傳統工業基地，該地區在生物醫藥領域發展極為成熟。而支撐美國擁有最完整供應鏈與產業鏈的關鍵，正是西部與東北部這兩大板塊。
我們國家的主要經濟和創新區域實際上可以分為三塊，或者說核心是兩塊。第一塊規模最大的是粵港澳大灣區，這裡有香港、深圳、廣州三大中心城市。第二塊是長三角地區，覆蓋從蘇州、上海到杭州的區域。第三塊則是北京地區。北京地區有一個顯著特點：集中了全國數量最多的高校和科研機構，科研論文產出豐富，基礎研究實力尤為雄厚，但應用技術轉化能力相對薄弱。因此，北京不少應用技術轉化項目流向了珠三角，也有些流向長三角。
所以我個人認為，中美之間所謂的競爭，本質上是美國西部、東北部地區與中國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地區之間的競爭。
中美競爭的最終落腳點，從來不是誰比誰更封閉，而是誰比誰更開放。正如我所言，川普時期的封閉政策只是暫時的，美國不會長期將自己封閉起來。縱觀歷史，唐宋兩朝因高度開放而走向強盛，明清兩代因閉關鎖國而逐漸落後；蘇聯也曾因與西方脫鉤陷入發展困境，最終走向衰落；如今的俄羅斯若不堅持開放，同樣會面臨落後的風險。而美國發展進程中最關鍵的經驗之一，便是長期堅持單邊開放的策略。
2、粵港澳大灣區為何重要？
那麼，大灣區為何重要？圍繞「新質生產力」的發展邏輯，或是西方語境下「科學發現」的生成機制，我們的研究團隊基於過去250多年的工業化經驗總結，提出了「新三駕馬車」理論。該理論指出，一個國家若要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具備三個關鍵條件：其一，擁有一大批能夠開展基礎科研的大學與機構；其二，擁有一大批能夠將基礎科研成果轉化為應用技術的企業與機構；其三，必須具備充分的金融服務支撐。
從「三駕馬車」的視角來看，粵港澳大灣區若能實現融合發展，便已完全具備相應條件。首先，就基礎科研領域而言，內地的廣州、深圳兩地高校正穩步發展，同時更不能忽視香港擁有的七八所大學，其中五所位列世界排名前一百，有三所位列前五十。香港的基礎研究實力頗為雄厚，尤其是在生物醫藥與人工智能領域處於先進水平，這一點並不遜色於新加坡。香港的高校不僅獲得了充足的政府資源支持，其基礎科研能力更是十分突出。倘若能將兩地的基礎科研力量加以融合，整體實力甚至可與美國加州大學系統相媲美。
其次，在應用技術轉化領域，珠三角從深圳、東莞到廣州，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已逐步發展成為全球應用技術轉化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早期雖以「山寨模式」起步，但如今已構建起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產業鏈與供應鏈體系，不僅能夠生產各類產品，更能實現規模與品質的雙重領先。這一優勢是香港目前難以具備的。香港在回歸前後經歷了「去工業化」進程，與美國類似，將大部分製造業轉移至內地。當前，香港的經濟結構以服務業為主導。此前，香港曾嘗試發展製造業並建設科創園區，但未能取得預期成效，甚至連打印圖紙的大型設備都需從深圳調配。因此，我始終認為，香港無需再著力發展製造業，只需將基礎科研成果輸送至珠三角地區進行轉化即可。當然，這需要各方具備長遠的格局意識，並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機制。
第三塊是金融服務。內地在這方面的發展仍有不足，而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其風險投資體系尤為關鍵。我們目前的「產投」「創投」並非真正意義上的風投，缺乏承擔風險的魄力。國家倡導「耐心資本」，但我們尚未建立起支撐耐心的制度環境。比如國資委主任的任職週期通常為3至5年，而風投項目的回報週期至少需要8到15年。因此，我們需要充分利用好香港的金融服務優勢。
所以，如果我們大灣區的「三駕馬車」——基礎科研、應用技術轉化與金融服務能夠實現深度融合，無疑將成為全球範圍內最具競爭力的發展引擎。尤其是在人才方面，香港長期以來都是享譽世界的人才高地。因此，大灣區完全可以成為中美競爭中至關重要的戰略抓手。
在區域協調層面，長三角一體化的實踐成效顯著。三省一市不僅設立了專門的理事會，還搭建了多元化的協調機構與企業家聯盟等合作平台。相比之下，我們大灣區內部，甚至連廣東省內的9個城市之間，都缺乏高效的協調機制。舊金山灣區的經驗值得借鑒，那裡遍佈著各類民間協調組織，這提醒我們需要反思：區域協調不應僅依賴政府推動，更要著力構建常態化、多元化的民間協調機制。
05 深圳能做什麼？
簡單地說，關鍵在於把握APEC帶來的機遇，既要借此賦能自身，也要為APEC各經濟體的發展注入動力。
從昔日小漁村蝶變為今日世界大都市，深圳的成長軌跡正是中國深度融入全球化的生動縮影。當前，深圳既面臨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挑戰，也需應對自身轉型升級的迫切需求。為切實履行國家賦予的「三區」（經濟特區、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使命，深圳必須堅定不移地走高質量發展之路。那麼，深圳如何借助APEC賦能自身？不妨從以下三個維度的開放著手探索：
1、包容性多邊主義
這不僅是外交政策，更是一種商業精神。深圳作為移民城市，匯聚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商會，這些商會擁有龐大的海外網絡。例如浙江商會，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均設有分支。我們可以將這些民間力量組織起來，作為重要抓手。當前企業正面臨「出海潮」，許多企業的出海方向涉及APEC國家。我們需要有組織地開展研究，制定系統的政策。我們能否將深圳、廣州與香港聯動起來，打造中國企業出海的第一站？
當前中美競爭難以避免，企業直接出海容易被歸入美國陣營，就像武漢某企業團隊遷至新加坡後，仍面臨被美國公司收購的風險。香港特區政府的政策與新加坡差別不大，如果我們能將企業主體與香港的政策相結合，把數據等核心要素佈局在前海合作區，這完全是可以嘗試的方向。
2、制度型開放
這對深圳而言需提上議事日程。美國對WTO興趣不大，但這並不意味著全球化會終止。中國已申請加入CPTPP和DEPA，深圳完全可以先行先試。越南、馬來西亞等國都能執行CPTPP規則，以深圳當前的經濟水平，完全具備這樣的條件。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比如河套地區的數據尚未開放。我們能否在「一國兩制」框架下，先推動數據流通？如果連深圳與香港之間的數據都無法順暢流通，未來又該如何加入DEPA？
還有中國－東盟共同市場。我國已與東盟簽署3.0版自由貿易協定，但這仍有提升空間。我們提議構建中國－東盟共同市場。東盟經濟是中國經濟的自然延伸。若能形成共同市場，將有助於緩解地緣政治壓力。我們不排擠美國，只要美國不在西太平洋搞圍堵，我們對此持歡迎態度。深圳作為開放型城市，需要對接高水平規則，提升產品質量與品牌影響力。當前，不少企業出海時將「內卷」模式帶到國外，搶佔當地地攤生意，這容易引發反感。我們需要借鑒日韓的經驗，既推動出海發展，又維護自身利益，實現互利共贏。
3、單邊開放
深圳需從「物的國際化」向「人的國際化」「制度的國際化」「治理的國際化」進階。深圳在貨物貿易領域早已實現「買全球、賣全球」，堪稱國內最具國際化特徵的城市之一。然而在「人的國際化」方面，外國專業人士占比遠不及香港和新加坡，更不用說是紐約或矽谷——矽谷60%的人口為移民。深圳真正的外籍教授與專業人士數量仍相對較少。【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前海國際事務研究院院長，本文摘自「鄭永年APEC大講堂」第一期演講內容《中美「G2」格局已成，大灣區是「勝負手」》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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