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的夜色濃如墨，厚重得像是要把整座城市壓進地底。信義區的霓虹燈光刺破黑暗，紅的、藍的、金的，在潮濕的柏油路面漾出一片迷幻的倒影。車流如長龍蜿蜒，喇叭聲此起彼落，燒烤攤的油煙帶著焦香竄入鼻腔，和不遠處酒吧飄出的威士忌氣息糾纏在一起，組成這座城市獨有的氣味——慾望的、疲倦的，又莫名叫人留戀的。

三郎就在這樣的夜色裡，第一次踏上台北的土地。

他二十歲，生得俊美，眉目清朗，像日本春天神社裡剛盛開的吉野櫻，有種不染塵埃的乾淨。行李箱還沒推進公寓，他就已經把視線投向窗外流光溢彩的街道，嘴角帶著一絲按捺不住的笑。

「少爺，先把東西安頓好。」

阿忠的聲音從身後傳來，低沉平穩，像壓住火苗的一塊石頭。三十歲的阿忠比三郎年長整整一輪，面容沉穩得像是從不曾年輕過。他是健一從日本帶來的貼身管家，眼神銳利，話少如金，此刻正一手提著三郎落下的外套，另一手把散落的旅遊指南從地上撿起來，擺回桌面。

「哎，阿忠，你看那邊！」三郎用手指戳著窗玻璃，「那家店燈好漂亮，走，去吃東西。」

「少爺，現在是晚上十點半。」

「台北的夜市十點半才開始熱鬧，我在雜誌上看到的。」

阿忠深吸一口氣，把外套掛回衣架。「少爺，您父親交代，明天要拜訪語言學校，建議早點休息。」

三郎轉過身，對著阿忠笑得毫無歉意。「語言學校又不是跑掉。阿忠，你來台北第一天，難道不想出去走走？」

「我不是來走走的，我是來照顧少爺的。」

三郎嘆了口氣，卻也沒再堅持，只是把臉重新湊近玻璃，看著樓下那條喧鬧的街，眼裡有光，像是一隻籠裡的鳥，已經看見了打開的門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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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郎的父親健一，是掌舵跨國企業的男人，財力雄厚，事業橫跨日本、台灣、香港，旗下地產與貿易公司在亞洲各地都有版圖。他把三郎送來台北，有明確的盤算——精通中文，熟悉台灣市場，日後接手亞洲業務。電話裡，健一的聲音永遠簡潔有力，沒有多餘的溫柔。

「三郎，你知道我為什麼讓你去台北，而不是直接進公司。」

「知道，爸。」

「不只是學語言。是學怎麼在人群裡站穩腳跟。台灣人情世故複雜，你要多看，少說，少惹麻煩。」

「好，爸。」

「阿忠會看著你。」

三郎沒有回答這句話。他把手機放下，望著窗外，心裡有個地方，像是被父親的聲音壓住，喘不太過來氣。

學中文的事，他是認真的，只是沒有父親期待的那麼認真。語言學校的課他按時去，卻常常在筆記本上畫漫畫，把老師的臉畫成各種誇張表情，課後傳給東京的朋友，換來一串哈哈大笑的貼圖。

他更熱衷的，是跟著健一的台灣生意夥伴，穿梭信義區那些頂級酒店與私人俱樂部。

那些地方的燈光是刻意調得昏暗的，曖昧到讓人看不清彼此的臉，只剩香水與雪茄煙霧在空氣裡繚繞。電音震耳，舞池裡男男女女貼身搖曳，眼神之間流動著說不清道不明的意思。

服務生端著水晶酒杯穿梭沙發區，桌上威士忌與香檳的價格足以讓普通人吃上一個月。陪酒女郎衣著暴露，與賓客在耳邊低語，笑聲肆意散開，像飄散在空氣裡的泡沫。

三郎起初還帶著幾分局促，幾杯酒下肚，局促便成了興奮。他出手闊綽，沒多久成了常客，眾人爭相巴結，叫他「三郎少爺」，替他添酒遞煙，說他是日本來的貴公子。

每次回到公寓，阿忠都還醒著，坐在廚房的椅子上，面前是一杯沒動過的茶。

「少爺回來了。」

「嗯。」三郎把外套甩到沙發上，身上帶著酒氣和煙味，「你不用等我的。」

「是職責。」

三郎看了他一眼。阿忠的臉在廚房燈光下顯得格外平靜，那種平靜有時讓三郎覺得慚愧，有時讓他莫名煩躁。

「阿忠，你有沒有覺得，有些事情說是職責，其實是在說我不對？」

阿忠沉默了一拍。「少爺說哪方面？」

「就是……」三郎揮揮手，「算了，晚安。」

他走進房間，把門關上。阿忠在廚房裡，把那杯涼了的茶倒掉，拾起散落在客廳地上的三郎的外套，折疊好，掛回去，然後把桌上他帶回來的菸盒和打火機收進抽屜，靜靜關掉廚房的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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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讓命運轉向的夜晚，發生在叫做「金錢豹」的酒店。

那晚燈光像流星，舞池中央的鋼管舞者隨著節奏扭動，台下喝彩聲此起彼落。三郎坐在貴賓席，手握威士忌酒杯，眼神卻漫無目標地飄著。身旁幾個生意夥伴高聲談著股市與女人，聲音在電音裡變得遙遠而失真。

三郎有些倦了，這種倦不是困意，是一種說不清的空洞——燈光再耀眼，喧鬧再盛大，都像隔著一層玻璃，熱鬧是別人的，他只是個坐在外頭的旁觀者。

就在那個時刻，一個身影從人群裡走出來。

她著黑色禮服，卻與那些濃妝豔抹的女郎截然不同。她的妝容是淡的，輪廓乾淨，膚色帶著一種陽光長期照拂後留下的光澤，健康而自然。長髮微卷，披散在肩，在昏暗燈光下泛著柔和的光。

她端著托盤走過來，步伐輕穩，沒有刻意扭腰擺臀，只是平靜地走，卻讓三郎的視線像是被什麼鉤住，移不開了。

她把酒杯輕輕置於三郎面前，微微一笑。「先生，慢用。」

聲音溫柔，帶著一點三郎從未聽過的腔調，像是從更南方、更遼闊的地方來的。

「你……是本地人？」三郎問，連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問這個。

女孩微微一愣，隨即點頭。「阿美族，花蓮來的。」

「花蓮。」三郎重複這兩個字，像是在嘗試它的味道，「那是哪裡？」

「台灣東部，有很大的海。」她說，眼裡有什麼一閃而過，像是某種遙遠的眷戀，「比這裡安靜很多。」

三郎胸口有什麼東西悄悄鬆動了。酒店的喧鬧像是突然被調小了音量，他看著眼前這個女孩，看著她眼眸裡那片清澈，像是花蓮溪水，藏著無盡的故事。

「你叫什麼名字？」

她猶豫了一秒。「淑怡。」

淑怡。三郎在心裡把這名字念了一遍，覺得它像她的人，明亮，又帶著一絲讓人心疼的安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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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怡十九歲，比台北的夜更早學會了疲憊。

她從花蓮來，為了養家，為了弟弟的學費和父親生病後壓垮家裡的債。她沒有選擇地選擇了這裡，在金錢與觥籌交錯之間，每天套上那件黑色禮服，把自己的疲憊和厭倦藏在那個職業性的微笑後頭。

她厭倦那些輕浮的眼神，厭倦被叫「小妹」的語氣裡那種輕描淡寫的傲慢，厭倦那些趁機在她手背上多停留一秒的手。然而她沉默，因為生計不允許她不沉默。

夢想是有的，藏在心底最深的地方，像一顆還沒發芽的種子。她想回花蓮，開一間小小的手工藝店，賣阿美族的編織和珠飾，把族裡老人傳下來的圖騰繡在布上，讓更多人知道那些美麗。每次想到這個，她就在休息室偷偷拿出手機，看家人在海邊的合影，看阿嬤穿著傳統服飾站在門口的照片，笑靨像陽光。

那些照片讓她撐下去。

三郎開始頻繁出現。起初她以為他和其他客人沒什麼兩樣，然而他坐下來，問的不是她的電話，是花蓮的太魯閣好不好玩，是阿美族的豐年祭什麼時候舉行，是她在那裡長大，覺得台北和家鄉最大的不同是什麼。

他問這些問題的時候，眼神是真的好奇，不是搭話的藉口。

淑怡第一次在上班的地方，感覺被一個客人當成一個真正的人看待。

那天三郎離開前，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小東西，放在她掌心。是一個小巧的鑰匙扣，透明的壓克力殼裡封著一朵乾燥的粉色櫻花，做工精緻，像一個凝固的春天。

「從日本帶來的，」他說，表情有點難得地帶著幾分靦腆，「送你。」

淑怡看著掌心那朵小小的花，眼眶不知為何忽然熱了。「謝謝，」她輕聲說，「你是第一個送我禮物的。」

三郎沒說話，只是笑了，那個笑沒有平時在酒桌上的那種放肆，安靜的，像是春天裡不知道從哪裡飄來的一陣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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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故事在台北街頭慢慢滋長，像野草，沒有人刻意澆水，卻長得悄然茂盛。

淑怡下班後換上T恤和牛仔褲，原來是另一個人——不是那個端著托盤微笑的女孩，是一個眼睛笑起來有細紋，說到家鄉就停不下來的女孩。三郎帶她去士林夜市，兩個人坐在路邊的塑膠凳上，把一碗滷肉飯分著吃，三郎筷子不太會用，把一塊肉夾起來又掉回碗裡，淑怡忍住笑，最後還是笑出來了，把那塊肉夾起來送到他碗裡。

「日本人不用筷子嗎？」

「用，但台灣的筷子比較滑。」三郎辯解，神情認真，讓淑怡笑得更厲害。

他們說著說著，從夜市說到各自的童年。三郎說東京冬天下雪，神社的石板路上積著白，踩下去咯吱咯吱響，他小時候最喜歡那個聲音；淑怡說花蓮的海浪像搖籃曲，她小時候睡覺要開著窗，聽浪聲才睡得著。

後來的某個夜晚，他們騎著機車沿陽明山的山路蜿蜒而上，山頂的風帶著涼意，把淑怡的頭髮吹亂。她靠在三郎肩上，抬頭看台北盆地裡萬家燈火，遠方山稜黑黑的輪廓切開夜空。

「若能如此，」淑怡輕聲說，「就足夠了。」

三郎握住她的手，沒有說話，只是握著。

然而幸福的背面，危機早已悄悄醞釀。健一從阿忠斷斷續續的報告裡，拼湊出兒子的行蹤，聽聞淑怡是酒店服務生，電話那頭怒不可遏，斥責三郎不知輕重，命他立刻斷聯。

「她的背景，你知道嗎？她的家庭，你清楚嗎？你代表的是這個家。」

「爸，」三郎的聲音罕見地硬了，「她是最真誠的人，我見過的最真誠的。」

「真誠當不了飯吃。」

「我愛她。」

電話那頭沉默了很長的時間，然後是茶杯被摔碎的聲音，阿忠默默在一旁蹲下，把碎片拾起。健一最終沒有再下命令，只是扔下一句：「你會後悔的。」然後掛斷。

三郎在台北替淑怡租了中山區的小公寓，簡單而溫馨，窗外台北101的燈光每晚如星閃爍。淑怡辭去酒店的工作，轉到巷口一家咖啡店打工，三郎繼續學中文，開始認真替父親打理在台的部分業務。兩個人都相信，愛足夠抵禦風雨。

阿忠看著這一切，沉默如常，每晚把晚餐備好，靜靜退開。他見過太多富家子弟的荒唐，卻在三郎看淑怡的眼神裡，看見了某種不同的東西。他說不清那是什麼，只是拾起酒杯，收好外套，在廚房的燈光下，把心裡的話一個字一個字地壓進沉默裡。

窗外，台北的霓虹依然燃燒，城市的暗流在繁華底下，不動聲色地湧動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