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大社一家屹立30年的桶仔雞老店，在母親節聚餐旺季前夕，一夕之間成為食安事件的現場。30人的家庭聚餐，9人上吐下瀉、1人脫水吊點滴—消息首先在社群平台Threads上爆料流傳，才輾轉進入衛政系統的正式調查流程。這不只是一起個案，而是台灣食安風險溝通（Risk Communication）體系出現系統性盲區的症狀顯現。
30年的經營歷史，是一家餐廳最有力的品牌資產，卻也容易讓消費者、媒體，甚至基層稽查人員在潛意識中降低風險警戒—這在行為經濟學與風險溝通學上有個名字，叫做「熟悉性偏誤」（Familiarity Bias）。
回顧今年清明連假以來的連環食安事件，我們必須正視：氣候暖化使腸胃道病原菌（如沙門氏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的活躍期提前且延長，疫後餐飲業的結構性缺工又同步壓縮了衛生管理量能。這兩股系統性力量在節慶聚餐高峰交匯，使老店並非免疫體；恰恰相反—規模大、翻桌率高、供應鏈複雜的老字號，若未同步更新衛生管理標準作業程序（SOP），在高溫季節更容易成為多點暴露的風險放大器。
仔細檢視這起事件的資訊流動脈絡，可以發現台灣食安風險溝通至少在三個層次同步失靈：
第一重：環境衛生的預警訊號，從未傳達到消費者的決策現場。 五月初台灣氣溫已明顯升高，正是病原菌高度活躍的時節。與此同時，近期雙北密集爆發的都市鼠患，同樣是環境衛生惡化的前哨訊號—鼠類不僅能直接污染食材與器具，更是沙門氏桿菌等人畜共通病原的重要傳播媒介。然而無論是高溫食安警示，還是鼠患對餐廳衛生的潛在衝擊，衛政單位的提醒都未能有效傳達給正在訂桌的消費者。風險溝通的核心從來不在於「有沒有說」，而在於「說的對象在哪裡、說的時間點對不對」。
第二重：資訊管道倒置，政府公信力在社群輿論中悄然流失。 民眾在 Threads 率先發文，才觸發媒體報導，再帶動衛政介入—這條資訊鏈的順序完全顛倒了正常的公共衛生應變邏輯。這種「資訊倒置」的現象，凸顯了傳統公共衛生通報系統的被動性與滯後：當社群輿論的傳播速度遠快於官方流行病學調查，若政府無法建立更敏捷的數位事件監測機制，將持續侵蝕食安防護網的公信力。
第三重：事後懲處框架，無法在制度中留下記憶。 每一次食物中毒事件，結局幾乎如出一轍：業者停業、衛生單位稽查、媒體曝光數天後熱度消退。這種僅針對單一事件的「事後管制」（Command-and-Control），缺乏系統性檢討，無法在食安制度中留下可以降低下一次事件發生率的制度記憶。
面對日趨複雜的食安挑戰，政府的思維必須從「事後稽查」框架，轉向建立主動式風險溝通的制度載體。在食藥署對食安簽證制度的回應中，我們看到政府仍局限於事後究責的管制邏輯；但食安簽證真正的價值之一，在於它是實踐「知情選擇」（Informed Choice）的資訊揭露機制—透過公共衛生師、食品技師等專業第三方介入輔導與風險評估，並核發可視化的認證標章，讓消費者在選擇餐廳的那一刻，就能取得有意義的風險評級資訊。
好的風險溝通，不是在出事後告訴大眾「這家店有問題」，而是在出事前讓大眾有能力辨識風險等級。
從清明節的連假食安事件，到五月初高雄老店集體中毒，這些事件的時序本身就是一個訊號：台灣即將進入夏季高溫，食安系統性風險將持續累積。此刻最需要的，不是等待下一個受害家庭在Threads發文，而是啟動跨部門的主動風險溝通機制和食安制度的改革：將環境衛生監測、氣象預報與食安警示聯動，將節慶前的業者稽查前置化，將消費者端的風險資訊即時公開—讓風險在它釀成事故之前，就已經被看見。
母親節，是台灣外食人數最密集的節日之一。此刻正有無數家庭，憑著「老招牌」的印象選擇今晚的餐桌。他們沒有辦法知道，那家餐廳的冷鏈設備今天是否達標；他們沒有辦法知道，廚師在人手不足的狀況下，是否還能嚴格執行手部衛生與廚房環境清潔；他們只知道，那家店開了30年，應該沒問題。
這就是風險溝通失靈最真實的樣子—不是民眾無知，而是制度沒有給他們足夠的資訊做出更好的選擇。食安不能只靠運氣，更不能只靠老招牌。（作者為台北市公共衛生師公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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