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鄭習會」落幕之後，中共中央台辦隨即提出「十項促進兩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此舉迅速在台灣政壇激起熟悉的對立反應：民進黨政府傾向視之為統戰操作，國民黨則多從經濟與民生角度予以正面解讀。朝野各自表述，固然反映其一貫立場，但若僅止於政治標籤的攻防，恐將再度錯失對台灣社會真正有利的政策調整契機。
事實上，問題的核心從來不在於「要不要交流」，而在於「如何交流」以及「誰能受益」。兩岸長期缺乏政治互信，使任何交流政策都被放大檢視，甚至被政治化解讀。然而，在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升高、台灣內部產業結構壓力加劇之際，若能以更務實的態度審視這些措施，或許可以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為民眾與產業開創空間。筆者針對「十項措施」分別給朝野兩黨一些具體建議。
民進黨政府過去對類似政策多採取高度戒慎甚至拒絕的態度，其考量不無道理：一方面擔憂交流紅利被特定政黨收割，影響國內政治競爭；另一方面也顧慮政策背後可能隱含的統戰意圖。然而，若一概視為「洪水猛獸」，反而可能讓台灣民眾喪失實質利益。
首先，政府不妨回到「蒼生為念」的基本原則，逐項檢視政策內容，評估其對縮減貧富差距與產業支持的實際效益。以台灣近年數據為例，服務業中小企業占比超過九成，就業人口逾八成，但受疫情與國際情勢影響，觀光、餐飲與零售業復甦不均；農業方面，部分農產品外銷仍高度依賴單一市場，價格波動劇烈。若相關措施能擴大觀光客來源、降低農產運輸成本或拓展中小企業市場，政府實有必要審慎評估其可行性。
其次，政策推動可採「先易後難」原則，優先處理可由我方掌控、風險較低的項目。例如：擴大學術與文化交流，強化資訊透明與對等原則；針對特定產業（如觀光或農產品）試辦小規模合作計畫；放寬部分商務往來限制，但保留審查機制。這類措施既能降低政治敏感度，也有助於逐步累積互信。
再者，政府應建立完善的資訊揭露與風險提示機制。交流本質上即伴隨風險，關鍵在於是否讓民眾「知情選擇」。政府可提供市場資訊、法規說明與風險評估，讓企業與個人自行判斷，而非以全面禁止取代管理。如此既可維持國家安全底線，也能避免過度干預市場運作。
相較之下，國民黨長期主張擴大兩岸交流，但過去經驗亦顯示，若缺乏制度設計與監督機制，交流紅利容易集中於少數人，甚至形成所謂「買辦階級」，反而引發社會反感。
因此，國民黨若欲在此議題上取得更高公信力，首先必須展現「為國為民，而非為一黨之私」的態度。具體而言：
第一，應主動提出防止利益壟斷的制度設計，例如建立公開透明的合作平台，讓不同政黨、地方政府與民間團體皆可參與，避免資源集中於特定企業或派系。
第二，強化基層連結，下鄉了解民眾與產業實際困境。例如，目前仍存在的旅遊禁團令，使得業者難以全面恢復營運；農產品方面，水果與葉菜類在檢疫、通關與物流上仍面臨諸多限制。這些問題若未解決，再多政策利多也難以落地。
第三，可考慮成立專責對口單位或單一服務窗口，協助民眾處理兩岸交流中的實務問題，包括投資糾紛、法律爭議或行政障礙等。同時，也應建立回饋機制，將第一線經驗轉化為政策建議。
第四，國民黨亦應主動與其他在野勢力建立溝通平台，凝聚較為廣泛的社會共識。唯有擺脫「單一政黨主導」的印象，才能讓交流政策更具正當性與持續性。
更重要的是，兩岸政策不應永遠停留在朝野對立的循環之中。當前台灣內部已有多項重大議題陷入僵局，包括大法官人事、NCC與中選會委員任命、總預算以及軍購特別預算等，皆反映出政治互信的嚴重不足。在此情況下，兩岸交流議題更容易被操作為政治攻防工具，而非公共政策討論。
因此，朝野或可考慮以此為契機，召開國是會議，將兩岸交流納入更宏觀的國家治理框架中討論。透過制度化協商機制，釐清各方底線與共識，並建立跨黨派的監督與執行架構，方能避免政策隨政黨輪替而大幅擺盪。
最後，筆者以為「十項措施」本身既非萬靈丹，也非洪水猛獸，其真正意義取決於台灣如何回應。民進黨若能從全面防堵轉向精準管理，國民黨若能從政治倡議走向制度建構，兩岸交流或許有機會擺脫過去「不是全有、就是全無」的困境。
在不確定的時代，理性與務實往往比立場更為珍貴。唯有將民生福祉置於政黨利益之上，台灣社會才能在風險與機遇之間，走出一條屬於自己的穩健道路。
（作者為退休大學教師、新故鄉智庫協會理事）
※以上言論不代表旺中媒體集團立場※
